如何提高国有企业工资激励效应

正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做好国有企业薪酬激励工作,提高薪酬激励效应,充分激发国有企业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加快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支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国有企业工资激励存在的现状1992年,国家印发《关于深化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分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意见》(劳政字﹝1992﹞2号),指出:企业内部"铁交椅""铁饭碗"和"铁工资"的弊端没有完全破除,影响了职工主人翁责任感和     

中国企业的工资变化趋势与决定机制研究

从中国企业来考察企业员工工资变化趋势和决定机制,是判断劳动报酬占GDP份额过低的成因且为之提供政策解决思路的微观基础。通过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利润率、企业税收负担、外部需求和企业是否获得贷款因素与企业人均工资收入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关系,这些结果似乎为利润挤占工资、税收挤占工资、资本积累挤占工资,以及利息挤占工资假说,提供了来自企业层面的微观经验证据。我们还发现,企业规模与企业人均工资收入呈现显著负相关,这可能表明规模越大的企业在与员工工资谈判的博弈地位中处于强势地位;企业管理水平与企业人均工资收入呈现显著负相关,可能说明其工资支出是偏向于少数中高层管理人员而不是一般员工。我们的研究为解决中国劳动报酬占GDP份额过低以及内需不足问题,提供了如何进行政策操作的微观证据。     

谁从谁获益:中国制造业中的外商直接投资

本文利用中国制造业1995年和2003年的行业数据，实证研究了不同国别外资企业与不同所有制内资企业组合产生的溢出效应模式。结果发现．外资存在与内资企业绩效间的关系并不是普遍而一致的．而是与外资企业的国别和内资企业的所有制类型密切相关。我们研究的主要结果表明，西方国家的投资较港、澳、台和海外华人投资对内资企业的影响相对更大。进一步发现西方企业对国有企业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而港、澳、台和海外华人企业则改进了内资非国有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的绩效。本文所发现的外资在中国制造业中溢出效应的有趣模式建议外资政策设计应着力促进不同类型外资与内资企业之间的特定组合，特别是西方跨国公司与本土国有企业及港、澳、台和海外华人企业与本土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合作和良性互动．从而最大化外资溢出带来的溢出好处。     

基于专利数据的人工智能就业效应研究——来自中关村企业的微观证据

本文匹配了2009—2018年中国人工智能专利数据库和中关村企业调查数据库，聚焦于考察人工智能对包括服务业在内的企业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显著促进就业，这一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微观机制方面，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提升企业市场占有率进而提升企业就业水平。拓展分析表明，人工智能提升了高学历员工、年轻员工、新员工占比；人工智能的就业促进效应在不同细分技术领域和不同类型企业间存在异质性：相较于专家系统及机器人，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的就业促进效应更明显；人工智能的就业促进效应在企业规模较大、出口规模较大，以及国有和集体所有的企业中更小。本文基于专利数据对企业人工智能技术水平进行测度，将研究样本拓展至包含服务业企业，从企业市场规模扩大的角度拓展了人工智能影响就业的微观机理，为企业实施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政府制定人工智能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耦合发展及对就业的影响研究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耦合发展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带动就业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进行界定，以2011～2017年两类产业的49个行业数据为样本，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进行了测度，然后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两类产业发展对就业的影响效应， 结果发现：（1） 近年来，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虽然在个别年份出现下降， 但整体上存在一个上升的趋势，现阶段全国整体上两类产业处于中度协调阶段， 且处于中度协调向高度协调阶段的跨越阶段；（2） 传统产业中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对劳动力就业有着正效应， 且影响作用最大。 传统产业的 Ｒ＆Ｄ 经费内部支出对劳动力就业也有着正效应， 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就业效应是负的；（3）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品销售收入的就业效应是正的， 而工资的就业效应是负的。     

国企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应扮演的角色

<正>近些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中央企业、国有企业在网络世界中"频繁爆料",如从河北钢铁集团的成立对河北省诸多民营钢厂的持股,山东钢铁与日照钢铁的重组到山西省煤炭行业地方煤矿的整合,中国中化集团公司整编民营化肥厂,某大型国有石油企业被网络爆出高工资引发的民间争论,可谓高潮迭起精彩不断,国有企业在报纸与网络新闻中占据了越来越多的空间。有人认为国有企业应该占据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亦有人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     

国有企业高级经理人政治声誉、市场干预与企业债务融资

以2007年～2011年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国有企业高级经理人政治声誉对企业融资能力的影响,研究显示,企业绩效与政治声誉显著正相关。进一步分析了在政府对市场干预的条件下对政治声誉与企业融资能力关系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企业高级经理人政治声誉对企业融资能力仍有显著的aY-向影响．且企业所处地的政府干预指数越大,政治声誉对企业融资能力的正向作用越小。     

中国企业海外研发投资的决定因素 ——基于制度和网络外部性视角

本文以 2008～2017 年中国企业海外研发投资的66 个东道国为样本， 基于制度和网络外部性视角， 分析了海外研发三动因对中国企业海外研发投资的影响。 结果表明， 海外研发三动因对海外研发投资有显著影响， 制度水平和网络外部性对上述影响有调节作用。 海外研发投资与东道国市场规模、 技术水平正相关， 与人力成本负相关。 制度水平减弱了市场规模、 人力成本与技术水平对海外研发投资的影响。 网络外部性则减弱了东道国市场规模对海外研发投资的正效应， 增强了东道国人力成本对海外研发投资的负效应以及技术水平对海外研发投资的正效应。     

企业对员工的人力资本投资研究

本文利用最新的调查数据研究了企业提供的培训与员工个人特征、企业特征和员工企业匹配特征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培训实践对工资水平的决定效应。研究发现，企业提供的培训投资呈现了极不平衡的现象：技能水平和职位等级高的员工能获得大量的培训投资，处于企业生产和技术部门的一般员工获得的培训投资显著偏低；国有企业大量投资于员工的一般培训，不注重企业专用培训，而外资企业则刚好相反；技术资本密集或者技术进步较快的企业比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更注重员工培训。研究还发现，企业向员工提供的大部分一般培训显著地影响了员工的工资水平。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国有企业员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作转换模式。     

企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广东省中山市和江门市镇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采用广东省1998-2004年间43个镇的面板数据,对各镇的工业化程度、企业的市场规模和劳动力成本与工业企业集聚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在纵向还是横向,工业化程度和市场规模对企业集聚都有正效应;然而,劳动力成本对企业集聚程度的影响在纵向(时间上)为正,但是在横向(截面上)却为负.     

中国高技术产业研发效率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测算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研发效率，并考察了企业规模、市场结构和所有权结构等因素对研发效率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是：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研发效率整体偏低，但呈现稳步上升状态，行业间效率差异有逐步缩小趋势。企业规模和市场竞争程度与研发效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比重对研发效率也有正向影响，但外商投资企业对研发效率的贡献程度更高。     

企业分配又起新的“大锅饭”

企业分配又起新的“大锅饭”马仕本撰文说，据抽样调查表明，不少国有企业内部分配中出现了新的平均主义倾向。这种平均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一、企业内部工资升级面愈来愈宽。据对抽查的１５家国有企业统计，随着改革的深化，企业职工工资普遍升级，部分企业升级浮动的职...     

企业工资分配的宏观调控与微观搞活

现阶段我国大中型国有企业工资分配体制是：“市场机制决定，企业自主分配，政府监督调控”，也可以概括为宏观调控与微观搞活。如何认识、摆正和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发挥各自的作用，是搞好企业工资分配的关键所在。本文就这一问题，谈点个人粗浅的认识。1．为什么要进行宏观调控国家对企业工资总额实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工资分配的重要职能。这是由市场经济本身所固有的局限注和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的特殊要求决定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放任市场力量左右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经济运行。更何况转轨时期，在原有…     

包装业需要自己的“航空母舰”

国有企业改革已进入关键时期，攻坚阶段。包装行业的国有企业也概莫例外。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政策措施已逐步理清，这就是人们经常所说的“抓大放小”；“三改一加强”；推进企业兼并破产；减人增效；大力实施再就业工程；增加企业资本金；减少企业债务；加强企业经营管理者队伍等等。在上述政策措施中的“抓大”就是要求行业主管机构立足于搞好整个行业的全局，依靠市场机制，注意发挥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主体作用，使其增强技术开发能力，形成规模经济，提高市场竞争力。我们的包装大中型企业担负着提高包装行业素质，与国外大公司和大集…     

国有工业与“三资”企业的比较研究

一、国有企业面临“三资”企业的竞争与挑战1．“三资”企业主要是与国有企业竞争城市市场“三资”企业的竞争对象是国有经济。就总体来说，“三资”企业的企业规模和国有经济竟争差别不是很大，国有企业略占优势，国有企业的平均规模超过“三资”企业。但是，国有经济的企业规模大是结构性的，主要是重工业的企业规模大，而轻工业的规模就不具有优势。“三资”企业和国有经济在轻工企业的规模上基本相等，如果就产品和结构性特征来说，“三资”企业的规模超过国有企业，“三资”企业有完全充分的竞争力来和国有经济竞争，甚至把国有企业挤…     

西方国家强化国有资产管理的集中方式:财务临控

财务监控，一方面是指从宏观上控制国有资产的流入流出．在这点上各国的做法比较相似，一般通过国会、议会或财务部控制国有资产的投资，审批国有企业的预算，控制行业价格，制定国有企业的利润目标；另一方面从微观上对国有企业的财务管理进行监控，各国的做法有些不同。1．美国（l）在工资方面，不同企业差别很大，对全国房主基金会、全国铁路客运公司、公共广播公司等国有公司雇员的薪金作了严格规定，而有的国有公司可以自行决定雇员的工资。（2）在财务审计方面，所有国有企业除须由本企业会计师根据私营企业所使用的标准会计程序进行…     

规模、研发支出与企业价值

理论分析表明,规模、研发支出与企业价值相关;规模会影响研发支出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研发支出与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规模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先下降后上升然后再下降的水平的S形关系。研发支出的作用会受到企业规模的影响。研发支出与企业价值之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仅存在于小企业中,在大企业里,研发支出与企业价值负相关,但统计上不显著。稳健性检验表明,这些结论不受样本选择的影响。     

共同富裕与重塑中国经济循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是以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为目标，重塑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经济循环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本文尝试基于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收入分配对经济循环的影响，进而将共同富裕与新发展格局联系起来统一考察。研究发现：劳动报酬占比是收入分配领域的核心问题。在供给侧，收入分配通过工资变化影响技术选择与生产效率。在需求侧，收入分配通过直接与间接两个渠道影响需求规模与产能利用水平，其中，工资变化导致劳动者自身再生产消费规模的变化表现为直接渠道，而工资变化引致利润率变化进而对积累的影响表现为间接渠道。两个渠道同时发生作用但方向相反，因此，可以根据工资变化对产能利用水平的不同影响将经济区分为“利润主导型”与“工资主导型”。按照上述理论逻辑，本文对2000年以来中国的收入分配、工资、全劳动生产率、资本有机构成、利润率、积累率、产能利用水平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进行全面分析，发现中国经济以2010年作为转折点，由“利润主导型”转向“工资主导型”。这意味着推进共同富裕促进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兼具必要性与可行性。此外，本文还从所有制、分配、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及空间结构等方面提出促进共同富裕的若干...     

高管职务消费对企业业绩影响机理研究——基于产权性质的视角

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3年数据,研究高管职务消费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非国有企业中高管职务消费与企业业绩正相关,而国有企业中高管职务消费与企业业绩无显著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中高管职务消费与销售收入增长率无显著关系,但与政府补贴显著正相关,说明非国有企业中高管职务消费用于维护政府关系而非客户关系;而在国有企业中,上述两个方面均无显著关系,说明国有企业中高管职务消费既没有用于维护政府关系,也没有用于维护客户关系。最后,通过考察高管职务消费的影响因素,本文发现,国有企业中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职务消费显著正相关,而非国有企业中两者无显著关系。本文认为,国有企业中高管职务消费是一种高管代理问题,表现为一种腐败;非国有企业中高管职务消费是一种政府关系资本投资,能提升企业业绩。     

企业创新与环境绩效 ——基于外部治理环境的视角

本文选取 2012～2017 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通过构建企业创新、 环境绩效与外部治理环境因素三者关系的固定效应模型, 提出相应研究假设并实证检验了企业创新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企业创新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呈显著的U 型关系; 政府干预程度低以及法治水平高的地区, 企业创新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 U 型关系更加明显; 国有企业中企业创新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 的U 型关系更加明显。 此外,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公司规模、 盈利能力对环境绩效亦产生显著正向影 响。 以上的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和政府的环境保护实践方面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