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新型人口红利

现代理论研究与经验事实表明,资源禀赋、人口结构的转变都会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进程产生重大影响。面对我国长期依赖的资源红利、人口红利与制度红利影响逐渐减弱,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重大转型时刻,探寻新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源泉及其作用机制就变成一个重要而充满挑战的课题。该文从新型人口红利的视角探寻其作为经济增长新源泉的内涵、动力与作用机制。     

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红利”的反思与再定义

经典文献和学术界主流更多地从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角度来观察和分析"人口红利"。经典的"人口红利"概念不足以体现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影响,与这一过程中人口质量的提升密不可分。因此,"人口红利"应该被定义为:在人口转变开始后,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口质量提升共同作用形成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条件。文章利用生产函数构造了新的"人口红利"测度指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未来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是人口质量提升能够使人口变动长期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方向是人口质量的提升,而不是依赖生育政策来延续所谓"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     

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后发优势研究

人口红利问题可以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转型。我国总的人口红利仍处于高峰期,但由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人口红利的实现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表现出时差性,结构性的人口红利正在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逐步转移。东部地区的后发优势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获取第二次人口红利,而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是继续实行劳动力转移获得第一次人口红利。因此,应实行地区差别化的政策,形成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级差梯度,即东部地区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中西部地区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为主。农业现代化可以释放出更多的劳动力,而针对不同年龄劳动力进行培训、给农民工提供保障性住房、营造归属感则是缓解民工荒的长久之策。     

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了吗?——兼论经济增长人口红利说

近年,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两大现象,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一是在部分地区出现农民工短缺,二是经济为什么能长期保持持续高速增长.对此有不同的议论和解释.其中有些"创新"的观点,虽然语出惊人,但并非正确,由此而产生误导,影响到学术界甚至是当局者的决策,有必要加以讨论,澄清是非.     

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经历了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人口转变过程。这一人口转变过程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有利发展契机,即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只有从这三方面对人口红利问题进行全面考察,才能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利用"刘易斯拐点"概念来简单判断我国劳动力供给总体状况及变化趋势,或片面强调由劳动人口增长快于消费人口所形成的第一人口红利,都是偏颇的,而由此得出的结论也不能成为调整人口政策的依据。     

"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源于多种因素,"人口红利"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当前,我国的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较高的劳动人口比例和劳动力配置效率.但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长期看,随着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劳动参与率将下降;短期看,我国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依然存在,不利于劳动力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因此,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消除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是实现我国"人口红利"效应最大化的重要措施.     

中国人口红利评价

人口红利出现并被有效利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及时地掌握人口红利的发展态势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人口红利在国家之间、区域之间、省与省之间表现得不平衡,差异显著。中国抚养负担低的比较优势终将消失。2039年,中国将发生由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的重要转变。当前,最紧要的是,要及时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趋势,加大教育和健康投资,通过提高人口质量来应对人口红利日益衰微的趋势。     

老龄化时代中国人口红利向何处去

作为最具活力的生产要素,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容小觑。在收获了长达三十年的人口红利之后,中国正面临老龄化时代的拐点,适龄劳动人口数量下降、社会养老负担加重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新背景下中国人口红利向何处去?人口结构该如何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综述相关文献,分析中国传统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梳理出新背景下继续发挥人口红利的应对之策。从对策入手深究,要想从根本上利用既有人口红利和创造新红利空间,最关键的是相关政策制度的完善。     

关于人口红利的一般讨论——兼论老龄化中国人口红利的实现问题

人口红利是近些年来为人们所关注的一个重要概念,该概念旨在描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然而,目前关于这一概念尚有很多混淆的认识。^[1]概念的混淆可能导致当前存在大量关于人口红利计算方法的不解与对实现人口红利的条件的忽视。^[2]在参考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意在进一步明确人口红利的概念以及人口红利作用的经济机理,并探讨老龄化背景下我国人口红利可能的实现途径。     

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

本创立一个新的分析体系并用此来解释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源泉，传统的索洛方法只包括投入与技术进步两方面内容。我们创新地引进结构调整作为第三个增长的源泉。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结构调整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即通过将资源从低效率的部门转移到高效率的部门，尤其是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生产上。我们还发现资本投资在对农业生产及乡镇企业的回报率比在城市要高许多，表明在农村地区缺乏投资。另一方由于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村的劳动生产率还是很低。因此，进一步发展生产力，促进跨部门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对提高整个经济效率将会有决定性作用。     

中国与印度人口转变的经济效应——基于1960-2010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

使用19个亚洲国家、1960-2010年的面板数据,比较了印度和中国人口转变的过程及所带来的经济增长,预测了中印两国人口发展趋势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样本期内,中国人口转变因素解释了人均GDP增长的35.3%,而印度为29.1%,态势上,印度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平稳上升;而中国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高点之后开始下降;未来发展趋势上,中国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会在本世纪30年代变为负数;而印度在2050年前一直维持较大的正值。     

人口红利区域经济增长 ——以云南为例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红利具有地区差异性,东部地区已从劳动年龄人口的流入收获了较多的人口红利,西部地区的"城归"现象使得部分劳动力回流,有助于改善云贵等西部地区的境况.我们从人口红利的概念及其衡量标准出发,在分析我国人口红利面临困境后对云南人口红利状况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新解

文章运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论证人口数量红利的弊病及不可持续性,论述人口质量红利的重要性与其替代人口数量红利的必然性,并提出人口老龄化的标准。     

人口红利衰减、稳增长约束与人口城乡迁移速度

人口红利衰减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中国经济未来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在后人口红利时代,如何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中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滞后的事实,提出利用人口城镇化破解人口红利衰减的增长难题,并基于人口红利衰减及稳增长的双重约束,探讨了合理的人口城乡迁移速度.实证研究表明:为弥补人口红利衰减带来的经济增长阻力,中国人口城镇化速度需年均提高3.53％,即城镇化率年均提高两个百分点.     

建国以来人口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文章梳理讨论了我国人口变迁的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分析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人口结构的改变带来劳动力供给增加及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人口红利",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当婴儿潮出生的大量人口相继到达退休年龄时",人口红利"窗口逐渐关闭,与其相对应的人口负债即将到来。人口老龄化是我国未来的趋势,我国的老龄化同时还具有老年人口规模大、增加速度快的特点。我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期进入老龄化社会,可能使经济陷入未富先老的境地。文章系统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将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并从提高劳动者素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升级产业结构等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     

创新创业的“人口红利”与构筑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中国经济的转型期对于构筑经济新动能的新人口红利存在着莫大的需求。两创是利用中国二次形成的人口红利构筑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具体体现,也是解决就业、实现社会收入再分配、形成社会公平正义的推动力量。在此过程中,特别要谨慎应对一次人口红利下滑速度超过二次人口红利的构建速度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及推动创新创业构建新动能过程中面临的制度、环境、主体引领作用的困难。在两创下促进二次人口红利的顺利释放需要进一步深化制度改革,以高等教育的人才创新创业教育为突破口,通过政策和利好的惠及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业热情,构建全社会的创新创业文化的氛围,以此催动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新活力。     

中国经济高增长趋势不会改变

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得益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回报率的增长、经济结构性的变化及人口红利等,只要这些因素不发生改变,我国经济就能保持迅速增长势头.但过去五六年经济高速增长累积下的外部不平衡、通货膨胀压力以及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剧烈波动,需要我们认真应对.     

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一个“人口红利”的理论分析框架

"人口红利"理论来自于实证研究,缺乏一个直观的理论分析框架。笔者在Ramsey模型中引入人口年龄结构变量,建立分析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理论分析框架,并采用1965年~2009年14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抚养比的提高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反之,则提高经济增长率;抚养比降低的国家具有较高的社会福利水平;14岁以下人口比例增加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下降1.5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增加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下降2.8个百分点,后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前者的2倍。     

人口红利变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从人口转变理论出发,通过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阶段的分析,得出人口红利变化会呈现倒U型曲线的一般规律,并依次经历三个关键转折点。采用增长贡献分解法对中国人口红利变化的测度结果显示,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人口红利区间,在2010年越过人口红利拐点,此后人口红利贡献率持续降低,并将在2030年转向人口负债。人口红利变化通过资本形成、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力配置效率等四个维度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在人口红利逐渐减少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在基本路径、劳动要素、资源要素、政策调控和根本目标等方面进行转型。     

中国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从现代协整理论出发，研究了中国人口转变、实际工资与实际产出之间的长期动态均衡关系及信息传导机制。结果表明：在出生率、婴儿死亡率、实际人均工资、实际GDP之间，至少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对数序列均为非平稳Ⅰ(1)序列。长期来看，死亡率的降低将导致出生率的降低。此外，还证明了出生率与死亡率均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