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慈善性捐赠:“烧钱”,还是“吸钱”?

基于2008-2014年我国沪深A股市场的数据,研究了公司的慈善性行为是否得到证券投资基金的认可,同时考虑了企业的产权性质和公司的治理水平的差异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的慈善性捐赠行为会导致基金的增持,而该效应在民营企业显著,而且公司的慈善性捐赠行为能够增加公司未来的业绩,进一步发现基金的持股行为能够增强该效应,并发现只有在代理成本较低组,公司慈善捐赠对公司的未来业绩的影响更加明显。企业产权制度差异和企业的自身公司治理水平也是影响公司的慈善性捐赠及其经济后果的重要因素。因而需要营造公平、公正的经营环境,企业自身也要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规范企业的决策和运行程序。     

慈善竞争与企业慈善捐赠的决策分化

本文将慈善竞争概念引入到企业慈善捐赠决策分析中，将企业慈善捐赠视为一个参照其他企业捐赠的结果，并在这一慈善竞争框架中检验企业慈善竞争预期与非合规风险对企业慈善捐赠决策的影响。结论表明：为资源而捐赠确实是企业慈善捐赠的重要动机之一，但慈善竞争并不必然导致企业慈善捐赠水平持续提高，捐赠激进策略仅仅对慈善竞争乐观预期者才成立，而对慈善竞争悲观预期者与潜在慈善竞争的失败者，企业更倾向于降低慈善捐赠水平从而表现为捐赠消极，同时在不同的慈善竞争预期约束下，企业慈善捐赠决策将分化为激进中的稳健、激进中的激进以及消极后的更消极，而非合规风险暴露也会刺激企业通过增加企业慈善捐赠进行危机公关，其与慈善竞争共同决定了企业慈善捐赠决策，但非合规风险的影响仅对捐赠消极决策者成立，且上述结论在控制内生性及指标敏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本文一定程度证实企业间慈善竞争的存在性，有助于政府审慎、科学地引导与管理企业慈善捐赠行为。     

税收征管数字化提高了企业慈善捐赠吗——基于“金税三期工程”准自然实验的研究

税收征管数字化是税收征管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典型事件,已有文献对税收征管数字化在企业层面的治理效应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鲜有成果分析其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2008～2020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提高了企业慈善捐赠规模,在进行平行趋势、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更换被解释变量、剔除部分样本、安慰剂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究其原因,税收征管数字化提高了企业的信息透明度,促进了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和企业享受比例,从而提高了企业慈善捐赠规模。拓展性分析显示,当企业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企业为非国有企业,以及在2014年之后的年份,税收征管数字化促进企业慈善捐赠的效应更为显著。建议深入推进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强化税收征管对企业慈善捐赠的规范和引导,同时注重发挥税收大数据“以数治税”优势,促进各项税费优惠政策及时精准地匹配到每一户适用企业,助力企业更好实施慈善捐赠。     

高管学术背景与企业慈善捐赠关系研究

通过2010—2019年上市企业数据,探讨高管学术背景与企业慈善捐赠的关联性。研究发现：高管学术背景对于企业慈善捐赠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经过更换关键变量、更换估计模型该结论仍保持稳健。同时,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规模会导致高管学术背景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产生差异性,相比于小规模企业,高管学术背景对企业慈善捐赠的促进作用在大规模企业更加显著。     

关于拓宽企业慈善捐赠渠道的思考

企业是目前国内最主要的慈善捐赠主体之一,我国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企业的积极参与.然而企业物质捐赠渠道不畅以及企业捐赠扎堆等问题不仅影响了企业慈善捐赠的热情,而且不利于慈善资源的合理配置.转变企业慈善捐赠观念,充分发挥慈善超市的作用,积极探索企业非公募基金会发展之路,将有助于拓宽企业慈善捐赠渠道,进一步调动企业慈善捐赠的积极性.     

实际控制人性质、慈善捐赠与公司业绩

实证检验A股上市公司慈善捐赠对公司业绩的作用以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性质对这一作用大小的影响,结果发现:慈善捐赠提高了公司的业绩,促进了公司经济效益与社会目标的双赢;按照实际控制人性质划分后发现,国有企业捐赠对业绩的促进作用显著低于直接上市的民营企业,与间接上市的民营企业无显著差异,说明慈善捐赠对公司业绩的作用大小受到实际控制人性质的影响.     

“善有善报”的社会催化剂——媒体报道在慈善捐赠提升企业绩效中的作用

慈善捐赠是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也是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方式,因而其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声誉来促进企业绩效增长;企业的慈善捐赠活动会吸引媒体关注,由此带来的正面报道增加则可以通过聚焦效应和放大效应强化声誉机制的作用。对200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结果显示：实施慈善捐赠行为和增加捐赠力度均有助于企业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的提升,其中媒体报道发挥了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即存在“慈善捐赠增加—媒体报道增多—企业绩效增长”的传导路径;得益于“光环效应”和“明星效应”,盈利能力较强企业的慈善捐赠具有更大的绩效提升效应;得益于信息传播及资源配置优势,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企业的慈善捐赠具有更大的绩效提升效应;企业的正面和中性新闻、原创新闻增加有利于绩效增长,而负面新闻、转载新闻的影响不显著,报刊和网络媒体新闻增加均有利于企业绩效增长。因此,应营造良好的捐赠制度环境,并通过市场化改革以及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协同高质量发展增强媒体的催化剂作用,使企业在通过慈善捐赠回馈社会的同时实现自身的良性发展。     

企业慈善捐赠的同群效应——来自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使用2014-2018年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模型检验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中的同群效应特征。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否捐赠还是捐赠规模,企业慈善捐赠活动均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进一步检验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慈善捐赠活动更易受到同群效应的影响。     

高管超额薪酬、地域治理环境差异与企业慈善捐赠

通过考察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检验慈善捐赠的动机发现:国有企业管理层超额薪酬与慈善捐赠意愿、慈善捐赠金额和水平呈正相关;相比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管理层超额薪酬与慈善捐赠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东部地区国有企业中更明显.研究结论说明,我国国有企业利用“工具性”慈善捐赠转移公众对企业公司治理机制缺陷的关注.     

女性董事影响了企业慈善捐赠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女性董事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已日趋普遍,文章利用这一自然实验机会,以2003—2010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女性关怀主义伦理是否会影响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研究发现：（1）女性董事显著增加了上市公司的慈善捐赠水平;（2）将女性董事区分为女性独立董事和女性非独立董事后,女性非独立董事促进了慈善捐赠水平的提升;（3）女性董事（女性非独立董事）对于慈善捐赠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上市公司中显著减弱。上述结论表明,在中国,女性在情境决策中的关怀主义伦理已经影响到企业决策,而国有企业的经济理性制约了女性关怀主义伦理的作用发挥。此外,独立董事在企业决策中的作用有限。     

灾害事件、规模与企业慈善捐助:中国背景

近年来,针对灾害事件的企业慈善行为研究是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热点问题。文章主要探讨在中国背景下,不同来源国（地区）的企业针对灾害事件的慈善捐助在数量上有无差异,以及国内企业的慈善捐助数量是否受企业财务状况的约束。通过研究收集到的283家国内企业和428家外资企业在5·12汶川地震后的捐助数据,结果发现：（1）不同来源国（地区）的企业在5·12地震后的捐助水平并无明显差异;（2）国内企业的捐助数量主要受到企业规模而非企业利润（ROA）的影响。     

公司治理结构与高送转行为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6年度末实施高送转的65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建立logistic二元模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公司治理结构是上市公司实施高送转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董事会的规模、独立董事的比例、监事会的规模和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制度对高送转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因此,优化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能够提高股票股利（分割）决策的有效性。     

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理论研究述评

对商业银行法人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相对于成熟完整的企业法人治理理论体系,对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的研究明显不足,具体来讲,主要集中在银行产权、融资结构、董事会和独立董事、激励机制、外部监管、并购等六个方面。这些研究基本上是简单套用企业法人治理理论,并没有充分考虑商业银行与一般企业在经营目标、经营地位、经营风险性、资本结构、理论基础、信息透明度、政府管制、市场竞争度、委托-代理关系、并购机制等方面存在的诸多差异。     

基于管理层认知行为的国有公司治理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公司治理问题受到广泛关注，提高公司治理的水平已成为一个重要任务。本文在学习现有公司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国有公司与私有公司管理层认知与行为方面的偏差，认为优化公司治理需要从管理层认知行为方面入手，并提出了基于管理层认知行为的国有公司治理对策。     

企业风险承担决策中的同群效应

以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0-2016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使用同群企业特质股票收益率作为工具变量,并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实证检验了企业风险承担决策中的同群效应。结果表明:企业风险承担决策存在明显的同群效应,同群公司风险承担水平会显著正向影响企业自身的风险承担水平,并且该影响力度比企业自身特征因素的影响力度要大;信息机制和管理者声誉机制是形成企业风险承担同群效应的两种主要机制;企业风险承担同群效应影响路径具有单向性,主要表现为同群中"优秀"公司对"差"公司的影响,反之则不成立;企业风险承担同群效应存在行业差异性,在成长性较好、不确定性程度较高的行业中企业风险承担同群效应更加显著。这些研究结果可为政府防范和化解企业金融风险提供有益思路。     

公司治理中的利益相关者行为选择分析

分析了公司治理中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并对公司利益相关者的行为组合进行归纳,形成了四种公司治理模式.通过对四种公司治理模式的比较,揭示了不同前提下的公司治理模式在解决经营者道德风险问题上具有不同的效果.     

在华跨国公司的企业道德问题

在华部分跨国公司出现的商业贿赂、走私、损害消费者利益等违反企业道德的行为,和我国当前政府部门监管不到位,法律体系不健全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失职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必须进一步强化政府相关职能,完善法律制度,并利用非政府组织和舆论的力量,形成对跨国公司行为的监督与约束机制,以保障国家和消费者的利益。     

我国公司债券信用溢价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Duffle和Singleton分析技术,对5只国债和5只公司债券（2008—2009年）在扩展卡尔曼滤波拟极大似然估计法下实证研究的结论是：中国公司债券信用溢价近期斜率为负,国债与公司债券利率期限结构的斜率都偏小,中国债券收益率曲线过于平滑,长期债券收益率与短期债券收益率相差微小;债券信用溢价与股市大盘指数收益率、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增长率以及债券指数收益率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公司债券信用溢价与无风险利率溢价利率期限结构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公司债券信用溢价与层次的货币供应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我国货币政策对债券市场有较强的影响。     

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下的食品安全分析

消费者作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其追求食品安全的权益与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息息相关。食品企业社会责任可以用同心圆模型来概括,包括食品生产安全、流通安全以及消费安全3个层次。企业社会责任缺失是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企业社会责任培育又涉及社会、政府的复杂关系。因此,应从政府、政企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视角重构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维度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差异化研究

把企业社会责任内部结构维度分为政府责任、员工责任、顾客责任、环境责任和慈善责任五个方面,探索各维度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的五个维度中,顾客责任和环境责任对企业价值有正向影响,慈善责任对企业价值具有负面影响,员工责任和政府责任对企业价值没有显著影响。研究说明社会责任各维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因而整体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应该是状态依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