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侦查启动模式的重构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将立案规定为侦查的启动程序,不仅不能达到限制侦查权力滥用的目的,而且还会降低侦查效率,阻碍刑事案件的输入。侦查部门提出的＂初查＂、＂立线侦查＂等理论只是想从操作层面对现行侦查启动模式行改良。而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要从立法上明确我国侦查的随机型启动模式;并将侦查划分为初步侦查和后续侦查两个阶段;将立案作为这两个阶段的分界点;同时通过对侦查行为进行具体分类和严格程序限制来确保侦查权力不被滥用。     

关于如何应用反贪侦查中口供证据的几点思考

贿赂犯罪是一种高隐蔽性、较难查证的犯罪.从我国检察机关历年侦查贿赂犯罪案件的实践来看,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对于突破案件至关重要.由证到供侦查模式则是近代以来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正在实行的先进的侦查模式,必须实现向由证到供侦查模式的转换.     

论技术侦查的正当性

赋予侦查机关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适应了目前犯罪日益多样化、隐蔽化、组织化和智能化的趋势,使侦查机关可以采用更有效的侦查手段侦破各种疑难案件.从公民基本权利的相对性来看,赋予侦查机关技术侦查权具有正当性;从技术侦查的特殊功效性来看,技术侦查手段可以弥补常规侦查手段的不足;从目前犯罪形势的严峻性和犯罪行为本身的复杂性来看,赋予侦查机关技术侦查权也是很有必要的.     

论网络社会中的侦查行为——从“人肉搜索”出发

网络侦查与刑事法上的侦查行为不同,其具有寄生于网络社会、行为主体的非确定性、行为边界模糊性等特征。而作为网络侦查的主要表现形式,＂人肉搜索＂在其进行的方式、目的上,则明显具有刑事法上的＂追捕＂＂、侦查＂的特征,也因此从一开始便遭受有关其正当性的质疑。鉴于此,有必要对人肉搜索进行定性,以此为视角分析网络侦查行为的特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可行的规制措施。     

试论我国建立强制采样法律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强制采样是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常用的一种侦查措施,也是国内外学术界争议较多的话题,但是这种经常被用的强制侦查行为在我国法律中却几乎是一片空白,国内学者对建立强制采样法律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几乎没有研究,笔者试图从物证鉴定、执法依据、保障公民权利等角度探讨我国建立强制采样法律制度的必要性,从法制环境、实践经验、法治经验等角度探讨我国建立强制采样法律制度的可行性。     

浅析侦查讯问主体

侦查讯问主体资格的确定,各国通例都由负责实施侦查的国家侦讯机关及其人员执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由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负责进行.讯问的时候,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就此而言,侦查讯问主体实质上即侦讯主体,是指侦查主体和讯问主体,是侦查程序与讯问程序的承担者与主导者,虽然可能这种分解并不符合多数人的观点,甚至有其偏颇,但实践当中侦查与预审的相对分离,也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体现这种说法的合理性.     

对我国卧底侦查所获证据的制度构建微探

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对卧底侦查的规定比较简单和零散,但作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侦查手段,在肯定其证据能力的前提之下,我国应尽快明晰卧底侦查的法律界限,构建相关配套制度,在法律的框架内合理运用卧底侦查,从而侦破更多的案件.     

侦查程序中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的思考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侦查是公诉和审判的基础,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且,侦查机关享有广泛的决定实施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权力,而无须接受司法审查.侦查实践中的种种弊端,莫不与侦查权缺乏有效监督、制约有关.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为实现侦查程序的法治化,有效防范侦查权的滥用,应当建立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     

新律师法实行前后,关于律师会见都难的几点思考

新律师法实行后,新律师法的规定使得控辩双方之间的对抗从过去的起诉阶段前移至侦查初始阶段,但从实际操作上看,如果侦查机关的侦查措施和手段不能同步跟进,那么此阶段辩护律师会见权可以说是名义上扩大,事实上缩小,成了单兵突进,缺少后援,会造成进退维谷的境地,准确的说,原先刑辨律师对会见难的感触是如临大敌、面对深渊,而现在的感觉是诚惶诚恐、如坐针毡。下面,我们谈一下新律师法实行前后,关于律师会见都难的几个问题。     

我国侦查讯问制度之我见

随着我国法制的健全和人权保障意识的增强,侦查讯问的控制问题引起人们的重视.这就要求对我国讯问制度予以一定的思考,并努力完善侦查讯问制度,以求达到保障人权和惩罚犯罪相统一的目的.     

我国技术侦查制度的立法不足及完善

我国技术侦查制度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相关规定也过于模糊、笼统,立法应在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范围、启动标准、实施主体、审批程序、监督机制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救济等方面进一步予以完善,在有效发挥技术侦查的制度功能同时,充分彰显人权保障的理念。     

论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地位和权利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体现了诉讼地位,诉讼地位的正确定位又影响着律师的权利大小。目前我国的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过低直接影响着执业的权利及其我国刑事诉讼后续阶段的控辩平衡。因此必须在刑事诉讼法中直接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法律地位和赋予律师相应的执业权利,比如律师在讯问时的在场权和调查取证权。     

利用银行卡犯罪的侦查难点及对策研究——以无锡市为例

利用银行卡犯罪是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犯罪中的突出问题,这类犯罪的发案率居高不下,破案率却得不到提高.造成此类犯罪侦查难、打击难主要原因有侦查缺乏技术及体系化的侦查途径,区域行业间缺少合作,犯罪嫌疑人输出地形成“堡垒”村、户,犯罪嫌疑人反侦察能力强,侦查机关取证难.在打击此类犯罪过程中,公安司法机关应当重视完善法律机制,构建合作平台,变被动为主动,注重预先防范,从而提高侦查打击此类犯罪的效能.     

刑事司法中人权保障建设的理性探索

新修订的刑诉法将"尊重与保障人权"写入总则第2条,充分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体现了我国人权事业新的发展进步。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面对新刑诉法带来的挑战,刑事司法要适应不断发展的新形势,提升新理念,全面加强和保障人权机制建设。一、建立信息引导侦查的机制1.信息的收集和应用。将情报信息运用在职务犯罪侦查活动中,国际上也比较普遍。有的建设比较完善的信息引导侦查的网络平台、管理制度,配备专业人员,还在立法     

我国侦查讯问制度之我见

随着我国法制的健全和人权保障意识的增强，侦查讯问的控制问题引起人们的重视。这就要求对我国讯问制度予以一定的思考，并努力完善侦查讯问制度，以求达到保障人权和惩罚犯罪相统一的目的。     

职务犯罪中关于技术侦查的几点探讨

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体制转型中的新情况、新事物不断涌现，职务犯罪日趋智能化、技术化，犯罪分子的反社会性和对抗司法的心理增强。21世纪的司法证明将是以“物证”为主要载体的科学证明。在新的执法环境下，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要有所突破，就必须要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丰富侦查方法，提高侦查能力。     

论侦查阶段的平衡与对抗——从佘祥林案谈起

在对佘祥林案件的愤怒震惊之余,笔者一直在思考,侦查阶段,这个收集证据,为打击犯罪可谓立下"汗马功劳"的必不可少的部分到底应该如何改革,往哪个方向走.本文从侦查行为的失控化,侦辩双方的失衡化,启动程序不透明,实体要件过于原则等几个方面分析了侦查阶段的现状与问题,并从加强侦查阶段的监督与控制以及加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与权利等角度提出了对侦查阶段改革的几点建议.     

论技术侦查的经济社会效益及其实现机制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经济法学体系的不断完善,技术侦查在刑事犯罪中的应用广度及应用深度都在不断加深。在这种背景下,通过分析技术侦查的效益,并研究相关效益的实现机制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基于成本收益角度,分析技术侦查存在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通过分析技术侦查产生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以及其实现的经济收益与社会收益,在成本与收益中做出权衡。同时提出实现并提高这两种效益的若干建议,以图促进技术侦查在我国得到更广泛、高效的应用。     

侦查阶段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研究

我国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虽加大了侦查阶段刑事被害人人权保障的力度．但依然存在比较明显的缺陷，应赋予侦查阶段的刑事被害人较完善的知情权等权利，建立司法审查、国家补偿等制度，进一步保障侦查阶段的刑事被害人权利。     

建立公诉引导侦查制度的研究分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从原则上规定了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在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时的关系,既有分工,也有合作.这一模式能较好地体现了"参与"和"控制"的统一,具有其存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