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正义与武装组织的治理困境——以国际刑事法院与上帝抵抗军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冷战结束后,一些国家的国内武装冲突不断涌现,在一国武装部队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爆发的"新战争"中,武装组织的暴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针对乌干达的国内冲突和上帝抵抗军的暴行,国际刑事法院以战争罪、反人类罪为由,指控科尼等五名上帝抵抗军领导人。但国际刑事法院的介入还面临着诸多困境:正义理念与逻辑的冲突、政治观与法律观的矛盾、外界对其干预条件与法律效力的质疑。这些都凸显了西方与非洲地方之间不同治理价值观与规范的冲突、国际刑事法院的偏见与双重标准、缺乏对和平进程与儿童保护的重视等因素。鉴于当地人对和解与安全的渴望远远高于对正义与惩罚的追求,解决乌干达北部地区冲突和上帝抵抗军问题,仅依靠国际法的惩罚与威慑是不够的,必须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平衡各方利益。这包括重视当地的司法方式和冲突解决实践,重视武装冲突解决的参与进程,大力支持和促进乌干达北部地区的经济建设与发展,加强对非洲地区的和平建设。     

国际贸易机制对国内武装冲突影响的研究——基于回归断点设计的数量分析(1946-2009年)

国际机制不仅影响国家行为体,也影响国家层面之下的非国家行为体,并作用于两类行为体间的互动。作为最为成熟也是影响范围最为广泛的国际机制之一,国际贸易机制一方面通过机制功能作用于国内政治中的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另一方面施加影响于贸易议题从而刺激国内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无论是机制还是贸易都与国际和平战争研究紧密相关,如"贸易和平论"与"国际制度和平论"。基于国际原因与国内产出之间的关系,国际贸易机制如何影响国内政治,特别是影响国内冲突的爆发风险?通过回归断点设计(RDD)与Logit回归分析,1946-2009年之间的国际贸易机制(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及国内武装冲突数据显示,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资格的确能够在整体上显著降低国内武装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但是,在分别控制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贸易因素和外部因素之后,实证结果显示国际贸易机制对各国国内冲突风险实际上是一种条件性的混合影响。     

身份认知与不对称冲突

不对称是国际关系的常态。在不对称的状态下,不同的理论流派对冲突双方为何爆发冲突这一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解释路径,但对不对称冲突爆发的具体时机、冲突的形式与强度等细化的因素缺乏相应的研究。作者认为,在不对称状态下,行为体对于身份的认知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行为体对于身份的认知大体上符合行为体的真实身份,在此种情况下,行为体之间不易爆发冲突;另一类是行为体对于身份的认知发生错误,这就导致了双方陷入冲突的困境之中,如中越边境冲突中的越南,伊拉克战争中的美国。国际环境的动态性与前瞻性导致了行为体身份认知的易错性与滞后性,身份认知错误是导致行为体过度反应并影响双方冲突具体表现形式的重要因素。     

非常规战争与战争形态的演变

进入21世纪以来,非常规战争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在理论谱系上,学术界已经对非常规战争的内在本质、基本特征和行为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富有创见的理论。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作者认为非常规战争所呈现出的形态及其战略战术与以往相比有了重要变化,凸显了克劳塞维茨式战争逻辑之外的一面,即战争中的弱者通过非常规方式增强自我力量、通过非常规方式向国家行为体施加成本来战胜强者的隐性逻辑。基于这种隐性逻辑,从非国家行为体的视角重新审视战争,可以发现非常规战争中的作战方式已经使得战争形态发生了四点巨大变化:战争的形态越来越不清晰、战争的胜负之分变得模糊、战争正变得越来越扁平化以及战争伦理受到侵蚀。当前的大国竞争并不会削弱非常规战争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会凸显其独特战略意义。因此,探究非常规战争的隐性逻辑,既有助于我们理解战争形态的变化,也有利于国家行为体据此调整相关战略战术。     

弱权即公理——决心对比、选择效应与不对称冲突的结果

实力优势即权力优势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常识。根据该常识,不对称冲突中强国获胜概率应当大于弱国获胜概率。但现有不对称冲突研究普遍忽视了对强国与弱国获胜概率的横向比较,因此这种直觉缺乏理论和实证支撑。针对这一空白,作者提出了不对称冲突的决心选择理论。该理论认为,冲突双方的决心对比是决定大多数国际冲突结果的核心因素,强国与弱国实力对比的不对称会导致双方决心对比的反向不对称,而弱国所拥有的相对决心优势又会因选择效应进一步增大,因此在不对称冲突中强国而不是弱国更可能向对方让步。该理论基于国际危机行为数据库1946—2017年数据的统计检验,在一定条件下挑战了“强权即公理”这一国际关系基本常识。除迫使我们反思实力与权力的关系外,决心选择理论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安全秩序为何得以保持和延续、大国权力竞争方式为何由武力胁迫转变为利益交换等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提供了原创性的解释视角和解释机制。更重要的是决心选择理论提示,国家间互动结果存在现有三大理论范式均未充分注意到的“决心选择”逻辑,这为范式层面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无声的协调”:大国在中亚的互动模式新探

自中亚国家独立以来,诸多大国介入中亚事务而未导致该地区出现明显动荡的事实引人深思。这与大国在中亚同时存在明确的合作与“无声的协调”等互动模式有关。明确的合作主要存在于欧盟与美国、俄罗斯与中国等行为体之间,“无声的协调”则普遍体现在诸多大国的日常互动中。迄今为止,“无声的协调”对于稳定中亚局势所具有的意义并未引起学界充分关注。事实上,“无声的协调”是大国在中亚经由长期摸索和互动,通过遵循“潜规则”而形成的具有一定默契的合作。域外大国在中亚开展“无声的协调”主要体现在四方面,即遵守四个“潜规则”:不约而同地承认中亚国家的主权、默认俄罗斯在中亚具有特殊地位、尊重中亚国家奉行的多元平衡外交政策以及力促中亚的和平与稳定。“无声的协调”互动模式的形成与中亚地理环境具有的多重二元性特征、大国在中亚形成了特定的权力结构和心态结构以及大国积极配合中亚国家追求其外交政策目标密切相关。鉴于以上因素具有较高稳定性,大国在中亚进行“无声的协调”有其延续性。     

美中和睦:大国政治、影响范围与东亚和平

后冷战时期,东亚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地区,而在此期间,欧洲、南亚、非洲和中东都发生过重大战争。因此,东亚地区的悖论恰是全球性的悖论——美国力量最强大的地方,动荡频频、战乱不休;而大国竞争与传统均势政治大行其道的地方,却出现了和平与繁荣。东亚地区存在一个力量的两极平衡。美国海军在海洋国家,中国陆军在其周边国家各自发挥作用。压倒性的经济与军事至尊地位结合在一起,使美、中两个大国在各自势力范围内安排了一定的和平秩序,出现在东亚的是美、中共同建立的地区安定的和平统治。     

国家间领土争端缘何易于复发

领土问题是现代国家产生以来影响国家间关系与地区和平稳定的最重要因素,领土安全则攸关国家生死存亡。在既有的各种国家间争端和矛盾中,领土争端最常见、最易于复发且最有可能引发战争行为。作者在具体梳理和评析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以综合性考察战争起因的"走向战争"理论模型为评估框架,总结了影响领土争端复发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了若干假设:政体开放度较高则争端复发率较低、具有军事冲突过往经验则争端复发率较高、冲突双方含有大国则争端复发率较低、双方相对实力差距大则争端复发率低、与外部国家存在联盟则争端复发率较高、经济合作水平高则争端复发率低。结合考克斯比例风险模型对这些假设进行检验后发现,与领土争端复发显著相关的因素主要包括外部联盟、军事冲突的过往经验、主要大国、争端协调方式、争端双方经济合作水平、争端双方实力对比和政体类型,其中,外部联盟、军事冲突的过往经验、争端协调方式三者对争端复发的影响最为明显。     

国家间领土争端缘何易于复发北大核心CSSCISSCI

领土问题是现代国家产生以来影响国家间关系与地区和平稳定的最重要因素,领土安全则攸关国家生死存亡。在既有的各种国家间争端和矛盾中,领土争端最常见、最易于复发且最有可能引发战争行为。作者在具体梳理和评析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以综合性考察战争起因的"走向战争"理论模型为评估框架,总结了影响领土争端复发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了若干假设:政体开放度较高则争端复发率较低、具有军事冲突过往经验则争端复发率较高、冲突双方含有大国则争端复发率较低、双方相对实力差距大则争端复发率低、与外部国家存在联盟则争端复发率较高、经济合作水平高则争端复发率低。结合考克斯比例风险模型对这些假设进行检验后发现,与领土争端复发显著相关的因素主要包括外部联盟、军事冲突的过往经验、主要大国、争端协调方式、争端双方经济合作水平、争端双方实力对比和政体类型,其中,外部联盟、军事冲突的过往经验、争端协调方式三者对争端复发的影响最为明显。     

全球安全治理与中国的选择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者阐述了自己对现有全球安全治理概念、框架及特征的认识与理解,提出了中国扩大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选择。与结盟、联盟等其他多边安全合作方式相比,"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一种更包容、更灵活的多边安全合作框架,有助于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的解决,也有助于缓和大国间存在的安全困境。作者分析了中国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利益相关性和责任相关性,并探讨了在全球安全治理框架下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多种形式安全合作的可能性思路,包括通过"联合国+G20"、"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印度、日本"等多边框架,就维持和平行动、打击跨国犯罪行动、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等全球安全治理议题开展多边合作及演练的可能性。作者也阐述了对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地位和作用的看法,认为尽管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难免存在利益和价值上的分歧,但安全治理以共同提高、合作共赢为特征,不以相互削弱为目的。因此,不同行为体可以发挥各自的作用,中国可以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     

中国摆脱依附式发展与中美贸易冲突根源

中美贸易冲突根源的探寻不应停留在国际贸易层次,而是应该从当下的国际分工结构和国际生产关系中去寻找。作者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分工及其相应的国际生产关系是决定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政治经济地位与利益的基础。发展中国家在传统的国际分工结构中长期处于外围、在生产关系上处于依附地位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落后,特别是技术水平落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生产链作为一种新的国际生产组织方式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在这一新的国际分工生产中,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地位并没有改变,但是具体的依附形式不同于历史上的依附形式,呈现出“技术—市场”依附的特点。在这种新的依附形式下,广大参与全球生产链分工的发展中国家只能从中获得微薄的附加值,进而形成一种依附式发展,而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却能够主导全球生产进程并从中获得高额的附加值。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就需要摆脱依附式发展模式,实现在全球生产链中从中低端向中高端的攀升。近年来中国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提升世界市场地位方面的努力及其获得的相应成就触动了美国作为现有国际分工主导者的既得利益。为了维护其霸权的经济基础,美国不惜发起贸易战以遏制中国的发展有其必然性。中国摆脱依附式发展以及美国相对衰落所导致的国际分工格局现实和潜在的变化正是中美贸易冲突爆发的根源所在。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比较研究

随着国际投资的大量发展,国际投资争议的问题越来越多地出现,传统的方法难以解决,解决国际投资争端中心(ICSID)虽然是国际社会建立的一个专门解决国际投资争议的国际机构,但由于其对争议无强制管辖权,争议解决程序无时限和涉及国家当事人的裁决往往因国家主权豁免而得不到有效执行等缺陷,导致了该机构没有有效发挥作为多边国际投资争议解决中心所应有的作用。随着国际投资的一些问题纳入WTO体系内,其所具有的强制管辖权、确定的程序时限和有效的裁决执行方法等特点必将对多边国际投资争议机制产生巨大的影响。     

完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的构想

本文通过比较分析,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协调机制、私人当事人的地位、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序及其常设机构等四个方面提出完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的设想     

Changing Land Tenure Arrangements and Access to Primary Assets under Glob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Two Villages in Anglophone Cameroon

Abstract: This paper illustrates how, in relation to globalization, formal and informal land institutions are prone to generate conflict over land rights and examines the implications of such conflicts on security levels of access to primary assets for the poor in two villages in Cameroon — Vekovi and Ekona. The land laws in Cameroon are an outcome of its colonial heritage and exist alongside the communal tenure system. As the issue of land awareness comes to the fore, engendered partly by population pressure, relative price changes and the commoditization of land, conflicts develop: farmer–grazer conflicts in Vekovi, and farmer–farmer and indigenous people–state conflicts in Ekona. The rent‐seeking attitude of administrative and judicial authorities, who use inconsistencies in the dual tenure system, reduces the possibility of negotiating lasting solutions to land‐related conflicts in these villages. The social cost of this behaviour is not limited only to mutual distrust but also includes the opportunity costs of both time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mobilized by the parties in conflict to follow‐up legal procedures. The informal land tenure system generally operates in opposition to the national land laws in our case study villages, an atmosphere that generates or exacerbates conflict situations that create insecurity and restrict productivity‐enhancing investments. Land markets are more buoyant in Ekona, which is relatively more cosmopolitan and with farm‐to‐market roads that are fairly developed, than in Vekovi, which experiences net out‐migration and is poorly accessible. As a more homogenous society with strong traditional conventions, land transfer in Vekovi remains biased in favour of males, while Ekona enjoys gender neutrality in access to land. Conflict adjudication in the case study villages would be more legitimate if both formal and informal interpretations inform the land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s.     

大宗商品高价体制与货币战

由于金融危机的压力以及世界新兴经济体地位的不断上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权力集团地位开始出现下滑。为重振世界经济霸权地位,西方权力集团寻求通过提高粮食和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以及货币战等来压制新兴经济体经济的发展。文章首先从历史背景出发,分析了以美国为首的权力集团操纵粮食、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事实为依据,分析导致国际商品价格上升之动因,进而分析美国等西方权力集团利用其美元霸权来推行货币战对新兴经济体实施进一步打击,并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     

欧盟区域间集体安全的构建——基于欧盟在非洲危机管理行动经验分析

欧盟区域间集体安全是欧盟在共同安全防务政策的制度和区域间合作框架中形成的对外危机管理概念。欧盟在非洲的危机管理行动经验表明,作为普遍性集体安全与区域性集体安全的"中间体",它既有集体安全的共同逻辑,如主权国家通过组织化的集体行动应对战争或其他大规模暴力的发生,具有大国主导和利益导向等特征;又有普遍性和区域性集体安全的共有特征,如依据《联合国宪章》等通行的国际法来指导其行为;也有区域性集体安全的共同特征,如拥有独立的制度框架和冲突预防的机制化;更有显著的"自我特性",如超国家机构的引入,综合安全方法和安全部门改革的机制化,军事权力、民事权力、规范权力的综合运用以及有效多边主义下的包容性进程等。作者认为,虽然欧盟区域间集体安全亦有明显的局限性,如行动的选择性、军事能力的不足、决策的单向性等,但它构建起了一种新的集体安全实践模式,进一步丰富了集体安全的内涵。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的人权保障

十七世纪上半叶,欧洲世界爆发了一系列宗教、政治和军事冲突,即"三十年战争",战后各国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国际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对国际法中的人权保障重要的影响。     

贸易摩擦争端解决中的“国退民进”:以丰田公司为例

在战后日美汽车贸易争端中,丰田等大型企业在缓解摩擦、应对外压中日益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也成为透视战略性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案例。战略性贸易摩擦涉及的产业和企业具有较长的产业链和价值链,较强的产业外溢和辐射效应,因此其发生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从丰田的案例可以看出,在战略性贸易摩擦中,企业在发挥自身力量实现市场多元化、提高核心竞争力、运用国际法理及其机制的同时,有必要主动借用、积极配合政府的干预和斡旋,实现"官民互补"。     

Will the renminbi become a world currency?

China has emerged as a major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so it seems natural to consider whether its currency will also have a major role. At present the renminbi is not used internationally. We look at the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international use of currencies, and focus on the aspects of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that would have to change before the renminbi emerged as an important regional or world currency. Even with significant reforms, two questions would remain: whether the authorities would want to encourage its international use, and whether an economy with substantial party control could gain international acceptance for its currency.     

PRICE ELASTICITIES AND PRICING POWER IN EMERGING MARKETS: THE CASE OF PETROCHEMICAL‐DERIVED PLASTICS IN SOUTH AFRICA1

This paper examines whether there necessarily exists a conflict between allocative and productive efficiency in small open economy markets. That productive efficiency favours market concentration is not in dispute, and the sole question we face is whether allocative efficiency suffers under high market concentration. We proceed theoretically and econometrically. We find that the conflict between productive and allocative efficiency is not necessarily as stringent as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policy literature suggests should be the case. In particular, we note that the strateg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large domestic producer and its competitors makes feasible a range of alternative price elasticities of demand, and empirically that all price elasticities of demand are less than or equal to unity. Nevertheless, the impact of market structure is such as to render feasible a wide range of possible levels of pricing 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