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基于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比较

本文利用64个经济体1999-2017年季度数据,基于IV-GMM方法研究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总样本的回归结果表明,资本流动激增显著推动经济增长;资本流动中断和撤回抑制经济发展;资本流动外逃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此外,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对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明显异质性.新兴经济体资本流...     

全球金融周期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北大核心

本文选取1990—2019年58个经济体的季度面板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全球金融周期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全球金融周期对激增、中断、外逃和撤回四类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均能产生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全球金融周期对新兴经济体资本激增和中断的影响要大于对发达经济体的影响,对发达经济体资本外逃和撤回的影响要大于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较高的经济增速可以弱化全球金融周期对国际资本流动激增和中断的影响,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可以弱化全球金融周期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较高的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可以强化全球金融周期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为加强国际资本流动管理和防范外部金融风险冲击提供经验证据与决策参考。     

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对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效应吗?--基于汇率制度和金融市场发展视角

本文基于64个经济体1999-2017年的季度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广义矩估计(IV-GMM)方法,从汇率制度和金融市场发展视角研究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研究表明,资本流动激增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资本流动中断、外逃和撤回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影响。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显著减弱了四种资本异常流动情形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金融市场发展显著降低了激增、中断和撤回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影响,强化了外逃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随着汇率制度弹性和金融发展程度变化,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资本外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明显的异质性。本文结论对于各国防范国际资本异常流动风险、维护国内经济金融稳定,以及稳步有序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和金融市场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异质性国际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面板平滑转换模型

通过建立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以资本账户开放度作为门限变量,以贸易开放度、总国内储蓄率和金融发展程度作为控制变量,研究新兴经济体异质性国际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两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且当资本账户开放度从低体制状态向高体制状态转变时,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显著,证券投资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小,其他投资的促进作用由显著到不显著.为此,应平稳有序地推进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合理确定吸引国际资本流入的结构,保持较高的贸易开放度和储蓄率,以及合适的金融发展程度.     

国际资本流动骤停成因及影响的实证考察

本文利用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各经济变量与资本流动骤停之间的关系,在总体上确定了外汇储备与汇率增长对资本流动骤停产生的负影响,以及利率增长和货币增长率加快对资本流动骤停的正影响,并进一步确定这些因素对两类经济体不同的影响。为了证实资本流动骤停对宏观经济总产出的影响,本文利用两类经济体的面板数据构建了线性回归模型,并比较了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两类国家在资本流动骤停发生时及之后的总产出,证实了资本流动骤停对宏观经济总产出的打击作用。     

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基于分位数模型的实证分析

论文基于OLS和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了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差异化影响。结论如下:资本流动激增对经济增长影响为正,且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其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边际递减。但是由于中国存在一定的资本账户管制,并且宏观审慎政策发挥重要的缓冲调节作用,其他类型的资本异常流动——中断、外逃和撤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统计上均不显著,并未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体现了本国投资行为造成的资本异常流动不会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冲击和扰动。论文启示在于随着中国金融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应该关注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冲击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     

经济不确定性与全球金融资产配置——来自双边证券投资资本流动的证据

各国经济不确定性的普遍提高给全球金融资产配置带来了严峻挑战。本文利用2009—2017年47个经济体对132个经济体的双边证券投资资本流动数据，考察母国（资本流出国）和东道国（资本流入国）经济不确定性对证券投资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母国经济不确定性上升会增加母国股权与债权资本流出，东道国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则会减少东道国股权资本流入。第二，当东道国面临极端经济不确定性情况时，母国经济不确定性对金融资本流出的促进作用不再显著；当母国面临极端经济不确定性情况时，东道国经济不确定性不再显著降低股权资本流入，但会显著降低债权资本流入。以上结论主要对新兴经济体的金融资产配置成立，而发达经济体的金融资产配置存在“本土偏好”。此外，东道国的金融机构发展水平越高、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越高、汇率制度越灵活，越能缓解东道国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对证券投资资本流入的负向影响。上述发现对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的全球资产配置提供了重要启示。     

美国货币政策如何影响跨境信贷极端流动？——基于汇率制度非对称性的再探讨

本文首次研究了在美国货币政策的不同阶段,汇率制度对跨境信贷极端流动的非对称作用。结合名义工资刚性和抵押品约束的理论模型显示,存在一个世界利率临界值,当世界利率低于该阈值时,汇率制度并不影响跨境信贷流入;当世界利率高于该阈值时,浮动汇率制度国家更易发生极端资本流动。基于39个新兴经济体146个季度的跨境银行信贷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在美元加息期,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发生资本流入骤降的概率显著更高;在美元降息期,汇率制度对跨境资本极端流动的发生概率没有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显示,在债务负担较重、资本账户开放度较高、外汇储备较低的国家,浮动汇率制度的非对称调节作用会进一步放大。因此,当一国选择浮动汇率制度时,较高的外汇储备水平和一定程度的资本管控政策可以有效降低跨境资本极端流动的风险。     

宏观审慎政策减少了资本异常流动吗?——基于跨国经验分析北大核心

本文利用1990年第一季度—2018年第四季度38个经济体的宏观审慎政策和资本异常流动数据,采用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降低资本异常流动发生的概率,特别是在减少资本流入激增和资本外逃的发生方面。具体来说,宏观审慎政策每收紧一次,资本流入激增和资本外逃发生的概率分别降低2%和3.4%。不同类别的宏观审慎工具对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总的来说,发达经济体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效果比新兴市场经济体更好。本文进一步探讨这一差异背后的制度性原因,发现汇率制度越灵活、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宏观审慎政策对减少资本异常流动,特别是减少资本流入激增和资本外逃的发生越有效;随着制度质量的提高,宏观审慎政策对减少资本流入激增和资本外逃的有效性提高,但对资本撤回的有效性降低。以上发现对我国宏观审慎政策实施和资本流动管理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基金组织关于资本流动的最新机构观点及对我启示

新版《机构观点》维持了资本自由流动对经济发展总体有益、可针对资本流入激增和破坏性资本流出采取资本流动管理(CFM)措施等原有观点,同时新指出资本流动管理(CFM)措施等原有观点,同时新指出,在未出现资本流入激增的某些情形下,也可采取预防性CFM措施。我国可结合基金组织最新观点,完善资本流动管理体系,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     

亚洲新兴经济体国际资本流动驱动因素研究——基于GMM模型的实证分析

理解资本流入的驱动因素,对于设计一个有效的资本流动管理政策框架至关重要。本文研究了1998年至2018年间45个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各类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重点分析了资本流向亚洲地区的驱动因素与其他地区的共性和异质性。使用广义矩估计方法(GMM)对面板数据集的实证结果表明,对新兴经济体而言,制度质量和国内因素对吸引资本流入具有重要影响;对亚洲地区来说,人均收入增长和贸易开放是吸引资本流入的重要驱动因素,国内外利差水平和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吸引组合投资和其他投资具有显著影响,VIX指数和影子利率对亚洲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动规模的影响也具有重要影响。这表明,在设计管理资本流入的政策框架时,全球经济金融合作和政策协调应被考虑在内。     

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

基于49个经济体2005年第三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的跨国面板数据，考察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并探讨经济制度与政策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顺周期性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全球金融周期扩张阶段，跨境资本显著外逃；全球金融周期衰退阶段，资本中断和撤回的发生概率增加；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资本异常流动均具有顺周期特征；与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相比，直接投资受全球金融周期衰退的影响程度最小；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调节输入型资本异常流动，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发展和汇率制度在不同类型经济体中的调节效应具有异质性特征。     

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效应分析

所谓短期资本是指在一年期之内的资金流动，其特点是短期性及变动性，主要包括短期投资、贸易融资、投机活动、经营性的资本流动等，短期资本流入流出给缺乏外汇资金的企业带来生机，解决了它们临时周转的困难，短期资本流入流出既有利的一面，又存在着弊端，如何使短期资本流入流出规范化，亟等我们探讨研究，加以解决。     

全面、慎重看待美元加息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

按照国际资本流动的一般理论，外币利率提高，本币利率不变，国外流入本国的资本将会减少。如果外币利率高于本币利率，不仅国外资本流入减少，本国资本还会外流。因此，利率变化对资本流动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然而，利率仅仅是影响资本流动的因素之一，宏观经济基本面、经济发展前景、汇率等因素也会对国际资本流动状况和国际收支产生影响。如     

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及预警机制

本文首先基于新兴经济体面板数据，研究了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发现：金融开放与发展水平上升会显著增加各类跨境资本流动规模，经济周期上升能显著吸引跨境资金流入，金融周期差会显著减少其他投资净额——即金融周期背离时跨境资本会通过其他投资项目流出。其次，以probit面板模型构建了跨境资本流出风险预警系统，结果显示，对于新兴经济体，经济周期上升期会显著减小跨境资本流出风险；与美国的金融周期差、金融开放与发展水平上升、全球经济风险、浮动汇率制会增加跨境资本流出风险。最后，本文研判了近期人民币跨境资本流动风险，认为人民币跨境资本外流的风险整体可控，但是伴随中美金融周期出现背离和外部风险上升，我国其他投资项目可能出现较大波动，应引起关注。     

中国跨境资本流动新动态北大核心CSSCI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推进,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中国跨境资本流动开始出现新动态,跨境资本的流入与流出结构均发生变化。作为开放经济体,中国国际资本流动不仅受到国内经济状况和企业财务运作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国际环境因素的冲击,使得跨境资本流动新动态下开始产生一些新风险。针对新趋势和新风险,需要积极应对,有效防范各种金融风险。     

本国风险如何影响跨境资本极端流动？

近年来,跨境资本的极端流动引发广泛关注。借鉴Forbes和Warnock(2012,2021),本文构建了跨境资本极端流动指标,并利用国家风险指南（ICRG）数据来衡量一国经济、金融和政治风险,通过“推-拉”框架评估了国内风险如何影响资本流入的突然停止和资本外逃。研究表明,本国经济和金融风险的增加显著提高了资本流入急停的概率,但对资本外逃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分析显示,新兴市场经济体相对于发达国家更易受国内金融风险的影响;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机后,本国经济风险成为资本极端流动的关键因素。政策分析表明,宏观审慎政策、外汇储备干预和适度的资本账户管控均有助于减轻本国风险对跨境资本极端流动的冲击。     

日本国际证券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辨识与借鉴

通过搜索样本计量发现,指数式增长趋势和贸易盈余是日本证券资本流出额的主要影响因素;前若干年证券资本流出额和日美利差是日本证券资本流入额的主要影响因素.利差所导致的证券资本流动方向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不同.日本的经验过程提供的启示是:中国应尽快在境内建设、扩充和开放证券资本市场,以为流出证券资本提供回流通路,并为市场主体开展流动性国际转换提供场所.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市场国家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21个新兴市场国家2001—2020年季度数据,研究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市场国家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新兴市场国家银行跨境贷款总资本流入、总资本流出和净资本流入减少,银行跨境债券总资本流入减少。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新兴市场国家银行持有外国净资产能缓解银行跨境总资本流入减少的程度,背负外国净负债会加剧银行跨境总资本流入减少的程度,并且前者的缓解效果远远小于后者的加剧效果。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了管理外国风险暴露而与银行进行的衍生品交易也会改变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对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反应,非银行金融机构背负外国净负债会加剧银行跨境债券总资本流入减少的程度。     

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国际资本流动趋势分析

当前国际资本无序流动是新兴经济体和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资本流入新兴经济体的扩张和收缩周期明显缩短,证券投资资金占比明显提高,对新兴经济体的顺周期性明显增强。本文认为,影响资本流向的因素主要可分为结构性因素、周期性因素和扰动因素。从长期看,结构性因素将导致国际资本持续流入新兴经济体,并且其作用将不断强化;从中期看,周期性因素仍将决定资本流向,但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周期对资本流动将产生不对称效果;从短期看,扰动因素对资本流向的影响还将存在,但作用相对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