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视角下的FDI就业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叙述分析FDI对就业影响的内在机制和描述分析中国FDI与就业现状的基础上,实证考察了FDI对中国就业数量、产业就业结构、区域就业结构和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FDI流入对中国就业数量和质量都存在显著的正向拉动效应,而FDI对就业影响的产业分布和区域分布存在明显的差距,基本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一产业"的格局。     

FDI对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在考虑创新能力累积效应和FDI时滞性的基础上,利用1993-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FDI对中国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且通过对东、中、西部的实证分析,考察了这种溢出效应的区域差异性.结果表明:FDI对中国创新能力具有一定的正向溢出效应,但不是很显著;FDI对中国中部地区的创新能力具有较显著的溢出效应,而对东部和西部地区创新能力的溢出效益不具有显著性;FDI对东部地区的外观设计、中部地区的发明和实用新型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而对西部各种层次的创新能力均不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     

中国FDI区域分布决定因素的动态演变与地理溢出程度——基于空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的空间依赖性已得到越来越多文献的证实,但FDI区位选择决定因素实证研究方面,大多数文献都忽略了这种空间依赖性,直接导致模型估计结果无法令人信服。文章利用最新发展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中国区域FDI决定因素的动态演变,在模型中纳入空间效应后,发现:①模型的估计结果比OLS估计更为稳健;②吸引FDI的传统因素依然存在,但作用已弱化,然而新经济地理所揭示的贸易成本、集聚效应等传导机制的作用日益凸现;③相邻省份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地影响FDI的区域分布,一省FDI的增加对相邻地区FDI流入有正向影响。     

FDI、人民币有效汇率对中国贸易影响的动态效应与区域差异--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广义矩（GMM）分析方法

以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1996-2011年的数据为基础,建立动态面板模型,使用Arellano-Bond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法,将人民币汇率、FDI对进出口的影响纳入同一分析框架,考察人民币有效汇率、FDI对进口贸易影响的区域差异和动态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进出口贸易受其前期值的影响;FDI当期值对进出口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FDI滞后项对区域影响各异;总体上看,人民币汇率对进出口影响不大。     

FDI、空间溢出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文章采用1999—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和空间杜宾模型,就FDI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FDI溢出效应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会进一步拉大全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之间存在异质性,东部各省份FDI对区域内发展差距的影响不明显,而中西部地区FDI会拉大区域内发展差距。三大区域内部各相邻省份之间的FDI空间溢出效果并不显著,在研究时需要区别对待。建议制定差异化的FDI区域引资政策,加强区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最大程度地发挥FDI空间溢出效应。     

FDI对中国三大经济地带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

FDI的就业效应按其作用内容可分为就业数量效应、就业质量效应.利用以科布一道格拉斯函数为基础的FDI就业效应的计量模型,通过对中国的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FDI流量对中国就业的数量和质量都产生了较明显的正面作用,且对东部地区的就业效应要大于中、西部地区,FDI存量则对中国就业的数量和质量产生间接的负面效应,而对东、中西部就业数量的总体就业效应为正,就业质量的总体效应为负.因此,应改善西部投资环境对FDI的流向分流引导,进一步加快国企改革,提高技术水平和竞争力.     

环境规制、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两控区”政策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关系已成为亟须解决的焦点问题。文章基于"两控区"政策,以1995—2010年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来分析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效应,并在此模型中加入外商直接投资(FDI)相关指标,分析环境规制和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两控区"政策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作用主要表现为"两控区"政策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影响效应是由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逐渐减弱,对西部地区有抑制作用;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也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此作用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逐渐减弱。这表明在"两控区"政策的实施下,加强环境规制和外商直接投资力度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环境规制、FDI和经济增长的多赢局面。     

外资如何影响中国就业?--基于1989_2010年地市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外国直接投资（ FDI）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但对就业增长的影响程度如何？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和不同就业者的影响又如何？利用1989_2010年地市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回归分析方法,分行业分地区分时期研究了FDI对中国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的就业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影响程度相当于投资和消费推动就业增长的11.3%_29%,但FDI对中国就业的促进作用呈现递减趋势,并且对不同产业的就业影响存在差异。1998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中FDI对就业的影响明显不同。在当前经济增长放缓的新常态下,仍应积极引进FDI来促进就业稳定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

采用1986-2016年面板数据,通过面板回归方法对中国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增长对碳排放量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FDI均产生了碳减排效应,但中、西部地区不显著;三大区域GDP均具有碳增排效应。分样本区间进一步分析表明,三大区域FDI碳排放效应呈现由增排到减排动态变化特征,其中东部地区特征更为显著,满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倒“U”型特征。最后,结合地区差异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来自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

采用1986-2016年面板数据,通过面板回归方法对中国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增长对碳排放量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FDI均产生了碳减排效应,但中、西部地区不显著;三大区域GDP均具有碳增排效应。分样本区间进一步分析表明,三大区域FDI碳排放效应呈现由增排到减排动态变化特征,其中东部地区特征更为显著,满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倒"U"型特征。最后,结合地区差异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长三角地区FDI技术溢出的空间局限性

使用1995—2008年中国长三角地区和吸收FDI较少的7个省区的数据,研究了对长三角地区的FDI对吸收FDI较少地区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吸收FDI较少地区本地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长三角地区吸收的高质量FDI对吸收FDI较少的地区有正技术溢出效应,但该技术溢出效应受到空间距离和当地承接能力的影响;吸收FDI较少的地区加强人力资本建设有助于吸收来自长三角地区FDI的技术溢出;FDI的空间聚集及其技术溢出效应的空间局限性是加剧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重要因素,经济发达地区吸引的FDI有助于其他地区获得国际技术溢出。     

我国流通业外资进入的就业效应研究

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先导产业,流通业的重要作用之一在于吸纳就业.而持续的外资进入对我国流通行业造成了巨大冲击,并对其行业内就业产生了十分复杂的影响.文章从理论上探讨了流通业外资进入对行业内就业产生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并对其总体影响进行了验证.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流通业FDI对行业内就业具有类"漏斗形"的非线性的影响:当流通业FDI小于270.16亿时,流通业FDI对行业内就业有着挤出效应;当流通业FDI处于270.16亿至5182.28亿时,流通业FDI对行业内就业不存在显著影响;当流通业FDI水平高于5182.28亿时,流通业FDI对行业内就业有着正向拉动作用.通过对流通业外资进入影响就业的机制进行检验,文章进一步指出,流通业外资进入主要通过商业集聚效应、市场竞争效应、劳动力再分配效应以及流通渠道再造效应对就业产生影响,且流通业外资进入产生的就业效应主要是通过对内资批发业的影响而产生的.文章提出,流通业外资进入存在的"就业陷阱"值得警惕——在相当长时间内,流通业外资进入对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行业内就业会产生负向挤出效应.这一研究结论对于不同地区,尤其是三、四线市场吸纳外资的态度和政策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影响的动态效应与区域差异——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GMM估计

笔者基于1996年～2011年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广义矩(GMM)分析方法,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影响的动态效应与区域差异。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影响的区域差异显著,整体上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仅滞后1期外商直接投资对中部地区当年就业的创造效应显著,而其他时域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当年就业的影响均是负向的。因此,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无法吸纳更多的劳动力,依靠外商直接投资很难缓解国内的就业压力。     

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中国2005—2018年的267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以FDI为中间变量,分阶段构建模型,实证分析了FDI在环境规制减排效应中的作用及其区域差异。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具有显著的减排效应;环境规制的增强对FDI的流入整体呈现正向效应,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呈现倒“N”型曲线关系,目前中国FDI流入的整体水平处在第二个拐点之后,存在显著的减排效应;全国、沿海和内陆地区,FDI在环境规制的减排过程中显著发挥了间接影响作用,环境规制的增强会增加具有“污染光环”效应的FDI,减少具有“污染天堂”效应的FDI。因此,各地区应坚持招商引资与污染防治并举,通过提高环境标准,加大对企业排放水平的监管力度,充分发挥FDI在环境规制减排过程中的间接作用,进而改善环境质量。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门限特征研究——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

已有的关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文献中,大多数学者认为FDI技术溢出会显著促进东道主国家的经济增长,然而利用中国1997—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行研究,却发现FDI技术溢出效应在中国不同的地区存在显著差异。在此基础上运用门限回归模型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开放程度、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地区金融发展程度等四个方面检验了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门限特征,并测算出了引发积极FDI技术外溢效应的门限水平。     

生产性服务业FDI对中国江浙制造业影响的比较研究

本文利用计量模型对生产性服务业FDI对中国江浙制造业产出影响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对江苏省制造业产出影响显著的是技术进步效应和就业效应,对浙江省制造业产出影响显著的是产业结构效应和资本形成效应;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当期江苏省制造业产出影响较浙江省大,且对两省的影响都具有一定的时滞性。作者详细剖析了生产性服务业FDI对江浙两省制造业产出影响产生差异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FDI与中国贫困变动非线性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平滑转移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结合我国1990-2010年间数据,对我国FDI在贫困减少方面的作用加以研究。结果认为:(1)FDI对我国贫困减少有显著影响,且具有很强的非线性特征;(2)不同层面的FDI流入速度对贫困减少的影响程度亦有所不同,显示出FDI贫困减少效应的区域依赖性;(3)FDI的减贫效应在1990—1995年间,对于国家、城镇、农村三个层面的贫困减少都有高区制的减贫效应。之后,城镇地区和全国总体而言,FDI的减贫机制多处于低区制内。最后,文章运用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证明了FDI与中国贫困减少之间关系的非对称性。     

中国对外贸易对就业影响的区域差异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2001-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中国东、中、西部对外贸易就业效应的差异。并基于产出约束和资本约束模型中对外贸易对就业的不同影响路径,采用了固定效应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及差分GMM和系统GMM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进口的就业效应具有区域差异性。进口对东部的就业产生显著负效应,但这种显著负效应在考虑资本变量后变为不显著,进口对中部就业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西部的进口就业效应不显著。(2)出口对各地区的就业均为显著正向效应。     

引资优惠竞争一定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吗?——基于FDI质量的视角

资本异质性导致同样数量的FDI可能对东道国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基于我国地方政府激烈引资竞争的客观事实,笔者从FDI质量角度出发,使用我国1998年～2008年省级动态面板数据考察了地方政府引资优惠竞争对FDI质量及FDI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旨在获得更多FDI的引资优惠竞争能够提高地区FDI数量,但同时也会降低FDI质量;FDI质量提高能够显著推动地区经济增长,但引资竞争加剧将弱化FDI质量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效应.     

财政透明与FDI区位选择

财政透明不仅能促进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提升,还能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地方政府对FDI的吸引力。本文从理论层面诠释财政透明对FDI区位选择的作用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设,基于2009—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模型考察财政透明对FDI区位选择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效应,结果表明:一是财政透明对FDI区位选择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效应均显著为正,即无论是本地区抑或邻近地区财政透明度的提升对本地区吸引FDI流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二是财政透明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的地区异质性,其中,直接效应和空间效应在欠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比在发达地区和东部地区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促使我国政府通过财政透明推动政府信息公开,且有利于规范地方政府的FDI竞争与推动区域经济协调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