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城市"港口—产业—城市"协调发展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基于"港口—产业—城市"协调发展机理的分析,构建了"港口—产业—城市"三元复合系统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发展指数、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河北省沿海城市秦皇岛、唐山和沧州在2013-2018年复合系统的综合发展度和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分析.结果 显示,产业子系统发展水平均较低,成为制约复合系统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三个子系统的耦合度较高,呈现出较为显著的互动作用关系;复合系统整体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港、产、城协调发展均处在由失调衰退向协调发展的过渡阶段,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河北省沿海城市需要在提高三大子系统的发展水平,优化系统内部协调机制,加强与其他城市联系等方面发力.     

"一带一路"战略推动海洋经济发展的路径探索

在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下,中央又颁布措施,提出了"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进行新一轮的对外开放举措."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有利于统筹陆海、东西经济发展,促进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的形成.各相关沿海城市应积极利用这一国家新时期的发展战略,积极推动海洋经济结构的升级和转型,建设海洋经济合作发展平台,促进海洋生态保护,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通道,开发跨区域合作发展平台,推进我国沿海城市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开展更高层次的海洋经济的合作和交流,促进我国沿海城市的海洋经济发展.     

海陆交互作用生态系统下的滨海开发模式研究

滨海地区具有独特的海陆交互作用影响下的复合生态系统,且自近海向内陆,因所受的自然地理、社会经济等环境影响程度不同,其生态系统也呈现不同的空间和资源特征。在新型城镇化有关生态文明与海陆统筹发展的战略指导下,提出将滨海地区划分为滨海山地、滨海平原、滨海滩涂等不同用地类型区,并实施生态管制区、建设管制区、岸线管制区的分类空间管制与不同强度的开发建设指引,以有效整合海洋资源与陆地资源,促进海陆空间的协同发展与滨海地区的科学合理开发。     

生态指引下的区域规划——以唐南发展战略研究为例

本文以唐山南部沿海地区空间发展战略研究为例,探讨了如何落实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规划理念和原则,综合运用资源承载力分析、生态适宜性评价等多种技术方法,以资源承栽能力与环境容量约束为前提确定城市规模与空间布局,以维护生态平衡与保护生态资源为先、实现开发建设与保护的协调发展,从而为区域空间发展战略的制订提供科学依据.     

浅谈西部房产物业的发展

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 ,改善居住环境 ,提高生活品质 ,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 ,成为重要的战略环节。物业管理在改善居住环境、提高生活水平等方面作用重大。加强西部地区的物业管理可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与东部地区、沿海城市以及周边国家居民生活品质的差距     

数字经济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经济增长收敛视角的分析

经济增长收敛是协调区域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的重要条件。基于经济增长收敛分析框架,使用全国267个地级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探析数字经济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我国城市经济增长并加速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收敛,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改善资本要素错配情况来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增长,助力区域协调发展。同时,数字经济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时呈现明显的地理空间差异和政府财政能力差异,对西部、北方、非沿海城市和财政自给率较低的城市经济增长收敛效应更加显著。应继续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增长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     

双城互动:天津迈向北方经济中心的空间重构

1990年代开始,新区建设逐步成为各城市提升竞争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重要手段。天津是通过滨海新区建设带动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典型。文章主要分析在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天津重新调整空间发展思路,通过实施"双城"空间发展战略,实现新旧区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云南水资源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市域间比较——从供给与禀赋差异的角度出发

为准确认识云南省各市(州)域水资源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状况,以及水资源因素对市域间协调发展的影响,从水资源禀赋和供给的差异出发,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价了2007-2014年云南省各市(州)域水资源与经济系统的协调程度。发现:(1)以禀赋为水资源评价指标时,全省协调度最低的市(州)域是经济最发达及水资源最丰富的地区;(2)以供给为水资源评价指标时,发达地区的协调度较高而欠发达地区较低,二者的空间分布呈现高度的相关性;(3)以(2)相对于(1)的空间差异来看,水资源状况之于经济发展状态的一致性及支撑力在发达地区得到了提高,但在不发达地区却不变或下降。因此,水资源实际上是云南区域间协调发展的不利因素。     

浅谈滨海软弱路基施工技术质量控制

我国滨海地区多为软土地基,道路施工时路基处理难度大,处理不当易造成地基失稳,道路沉降不均匀等,影响道路后期使用质量。滨海地区软弱路基施工中技术质量控制尤为重要,总结施工经验,为滨海地区软弱路基施工提供参考。     

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西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探究

随着西部经济发展,西部地区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已经成为制约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探讨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不矛盾,而应该是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现阶段应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贯彻实施以人为本、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以期实现我国西部大开发中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的村庄规划编制

我国的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存在众多规模不一,各具特色的村庄.新时期下,城市与乡村融合进程持续增快,生态文明创建步入快车道,村庄空间的科学谋划是振兴乡村工作的重要环节.传统形式的村庄规划重点主要是村庄交通、市政设施、用地布局及公共服务等方面.在实际的实施中执行效果不佳,不能满足村庄的发展需求.     

城市规划中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应用

目前,我国的经济水平迅速提升,与此同时,经济的增长也促进了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和发展。对城市建设所作出的规划与我国社会的经济水平息息相关,城市的建设随着经济的增长而相对的发展,另外,城市的发展还具有不一致以及不平衡的特点。城市的规划对城市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它主要受到我国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体制活动的影响,所以,城市的规划必须要综合我国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体制运作来进行制定。中国的城市规划,如果想要研究其发展,必须应当先要了解中国的社会背景,体现出中国城市规划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中占据的重要位置,同时,在中国社会的背景下,研究出未来中国的城市规划的发展方向。本篇文章主要针对其是如何应用于我国的城市规划中的进行研究探讨。     

城市规划中的资源保护开发利用规划

城市资源不仅仅是城市规划的基础调查资料 ,也应成为规划的内容。对消耗性、可再生性及永续利用的城市资源提出了保护、开发、利用的规划原则 ,并对当前城市利用生物、非生物、非物质资源 ,如地方建材、水资源、能源及环境资源等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还述及正确处理经营城市中资源与载体的关系。     

由专项个案探讨新时期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变革与转型

控制性详细规划作为城乡规划管理的核心依据,自诞生以来在我国城乡规划建设管理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因控规的先天不足,长期以来也饱受争议.以宁波市重点区域(高桥地段)地下空间详细规划为例,探讨了重点区域地下空间管控与控规的衔接内容、方式及方法,以及其对控规改革所带来的启示.提出当前控规所面临的刚性管控与弹性开发之间的矛盾、...     

马尔可夫模型在客户规划中的应用研究

客户是企业收入的来源,稳定的客户群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保证,企业客户规划是企业市场营销重要的工作之一,本文通过马尔可夫链模型对客户变动趋势进行预测,制定切合企业实际的客户规划策略。     

城市规划设计中生态城市规划的研究

生态城市规划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能够显著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调节城市的气候温度,为城市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现已在我国的众多省市中得到了推广和应用。本文将论述城市规划设计中生态城市规划的现状,并提出生态城市规划的原则、内容和具体策略,以期强化生态城市规划的效果,从而促进城市的健康发展。     

谈新农村电网规划存在的问题及规划建议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农网发展规划需要与城镇规划保持一致。在对农网进行规划建设与改造的过程中,一方面考虑超前性,另一方面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农电系统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将会面临许多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因此,我们要充分地分析和判断农电系统的现状,以及发展目标和任务,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本文通过分析当前农网存在的问题,同时对农网规划建设进行探讨,进而为新农村的电力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Planning a mature economy in the USSR

Conclusion Few of the techniques of planning we have now been considering were available to the Soviet economist during the period of intensive industrialisation; those which were available were worked out only in elementary form. In any case, the gap between the goals of the politicians and the assumptions of the economists was so great that little dialogue was possible. The politicians, and the politically-minded economists, undertook the elaboration of their own system of planning and their own ruleof-thumb methods of quantifying their goals to make them operational. In doing this, they acquired a rich fund of valuable experience about the problems of development through central planning; the lessons from this experience, both successful and unsuccessful, could save resources in other economies where central planning is being used for development. Unfortunately, it is information about formal mechanisms for planning and financial control which has until now tended to be communicated from the Eastern bloc to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rather than a realistic account of problems and achievements.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further question exists: now that the new techniques for planning are available, can they be coupled with planning for a high rate of growth in conditions of rapid social change? If so, some of the successes of Soviet-type central planning may be achieved at less cost.For previous articles in this series, see Economics of Planning, Vol. 5, 1965, No. 1–2, pp. 74–86, Vol. 6, 1966, No. 1, pp. 5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