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财政支出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改革开放3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财政支出与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性的检验,结果表明,财政支出和居民消费能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全国、东部和中部的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挤入效应”,而在西部是“挤出效应”。经济增长变动是财政支出变动的格兰杰原因,“瓦格纳法则”在全国、东部和中部地区都是成立的。     

产业园区：在东西合作的平台上起舞

西部地区在土地、资源、劳动力、口岸等方面有优势，考虑到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中土地空间受限制越来越严重，但在资金、人才、技术、管理等方面优势明显，要鼓励东部地区产业园区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到西部地区设立“区中园”、“园中园”，或联合在西部地区开发设立新的产业园区。西部地区的政府以优惠价格提供土地，东部地区开发区提供资金和管理人才，按照东部地区开发区的体制进行管理，按生产要素投入比侧分享利益。     

区域分工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西部地区地域辽阔，资源在空间区域上的分布存在着较大的不对称性和不平衡性。西部地区要加快经济发展，就必须参与区域经济分工，培育面向全国甚至全球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那么，西部地区采取何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才能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缩小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异，这已成为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本主要以区域分工的演变规律为背景，说明区域分工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财政支出结构扭曲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省级面板数据

基于1998—2009年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财政支出的结构变量来研究财政支出结构扭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发现：不管是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各类支出项目的产出弹性系数既有正数也有负数,这说明三大区域的财政支出结构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资源配置的扭曲;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着地区差异性,由于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财政支出结构,即使同一类支出项目在不同的财政支出结构中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截然相反的影响,所以我们不能简单评估某一项支出是否对经济增长有利,只有将其置于特定的财政支出结构安排才能准确地去衡量。     

地方财政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基于空间面板 Durbin 模型

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劳动力市场特征不同,使得地方财政支出的结构和重点也有差异,但地区间财政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选取中国31个省市2006年-201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Durbin模型,从地理权重和经济权重两个方面研究地方财政支出对周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预算内财政支出对周围省市具有正向外溢性;预算外财政支出对周围地区的技术效率变化具有负向外溢性。     

西部地区城市规模、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

西部大开发和2008年的4万亿投资对西部地区的经济拉动作用显著，这其中对基础设施的大力投资功不可没。文章基于我国西部地区84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分析西部地区城市的规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基础设施对各城市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总的效应有着不同的变化。通过对1990年以来的数据分析发现，基础设施指数(infrastruct)的间接效应为负，而直接效应和总的效应均为正，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较为显著。按1990年以后、2000年以后和2010年以后分时段来看，基础设施指数的三个效应有所不同，且西部地区84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基础设施的正的效应呈递减趋势，而间接效应和总的效应呈递增趋势，属一种“利他”型的外溢效应。基于此，应继续扩大西部地区城市规模，提高城市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继续扩大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明确核算基础设施的投向对本地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西部地区城市人口对本地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西部城市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控制在合理区间。     

财政部：2010年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财政部网站4月6日公布了“财政部2010年工作要点（下称《工作要点》）”,其中着力强调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推进财税制度改革,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三农”、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节能减排以及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促进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地区协调和城乡统筹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中国会展的东学西渐

会展经济的发展水平与经济实力是息息相关的。随着“西部大开发”等区域发展战略的相继实施，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格局已逐步由“东快西稳”向“西快东稳”转换。伴随着西部地区近年来持续的高速增长，西部会展业也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     

东西部地区财政支出结构比较与启示

本文通过对东西部地区财政支出结构的比较，揭示出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在财政支出方面同东部发达地区的不同之处。提出西部欠发达地区可以借鉴东部地区的科学合理之处改革本地区的不足之处，从而为逐步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差距奠定基础。     

财政分权视角下的支出竞争和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1994～200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政府竞争、公共支出、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主要研究发现包括:其他地区的总体财政支出或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财政支出水平的增加能够显著地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而其他地区的基本建设财政支出或行政管理费财政支出的水平或比重的增加的作用截然相反;本地区更低的预算外财政支出水平、更多的人力资本积累或更高的贸易开放度都对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地区财政分权程度的空间策略性互动以及地区财政分权本身对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没有显著且稳定的影响。     

政府医疗卫生支出的地区差异测度——基于泰尔指数的角度

区域间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差异化,是我国当前医疗卫生和财政支出领域中面临的突出问题。缩小因地区间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差异导致的公共卫生服务水平缺口,对于统筹区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医疗卫生支出差异的有效测度,是促进地区间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关键。采用泰尔指数来对政府医疗卫生支出作实证分析,通过分析结果,最终对我国政府在医疗卫生支出领域提出政策建议。     

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财政支出动态最优规模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在此情况下，如何优化财政支出规模，建立科学的数字化公共财政支出决策方法，是近年来决策者和学者们关注的具有理论和实际指导意义的重大研究课题。财政支出具有两面性，其规模既可提高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也可抑制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其规律呈倒“U”形，近似为凹函数，具有最优值。因此，财政支出最优规模的确定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为对财政支出规模决策提供科学的数字支撑，本文通过建立变系数状态空间模型，确定了我国财政支出最优规模的动态数据，得到了重要结论，提出了建议。     

广深珠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政府财政支出构成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分析经济增长中财政支出的贡献,本文以广东省政府财政支出对地区生产总值进行时间序列分析;以深圳市和珠海市财政支出对FDI和外贸的影响为研究对象,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广东省的财政支出对地区生产总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珠海市政府支出对FDI的冲击影响较大,而深圳市政府支出对外贸的冲击影响较大。     

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研究——基于三阶段DEA估计模型

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规模不断增大，但支出效率具体如何，值得进一步研究。本文通过三阶段DEA方法测算了2010—2020年我国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效率，同时分析了外界因素对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地方政府社会保障与污染治理的支出效率较低，医疗卫生的提供效率相对较高；剔除环境因素后财政支出效率有所提升，但东、中部地区效率呈现下降趋势，西部地区效率则不断上升。根据实证分析，提出政策建议：调整政府支出结构，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依据受益范围科学划分支出责任，避免地方承担过多支出责任；合理利用外资，避免过度依赖。     

财政支出结构对安徽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使用安徽省2011—2020年的县域相关数据，利用面板空间杜宾模型（PSDM），检验财政支出结构在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结果表明：教育、节能环保、文化体育和传媒、医疗卫生类财政支出能够显著推动安徽省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总体上抑制了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同的财政支出项目对皖北、皖中和皖南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方向和程度有一定的异质性。     

社会事业——西部发展的短板

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要统筹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改变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状况，建立和谐社会。由于历史、自然、经济等多种原因的影响，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富饶的贫困”。一方面，西部拥有丰富的水能资源、富集的矿产资源、得天独厚的生物资源、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与初步形成的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相当规模的通信网络，与比较完备的能源基础设施；另一方面，西部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均位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下，与人的全面发展有关的计划生育、基础教育、劳务经济、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不起来，使西部贫困人口数量过多、文化素质不高，健康状况不佳、安全保障欠缺、流动性不强，不能有效地融入现代社会经济体系之中，从根本上制约了西部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因此，从“十一五”来看，促进西部地区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至关重要。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因素分析:1952～2005年

本文采用Solow的增长核算方法,对1952～2005年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因素进行测算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①我国地区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资本积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劳动投入的贡献非常小;②资本投入增长速度差异是地区增长差异的主要决定因素,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国家给予中、西部地区更多投资倾斜政策,同时中西部地区自身应注重基础设施,人才环境等投资环境的培育和完善以吸引外来投资;③地区增长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生产率增长差异,加快西部地区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速度,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是缩小我国地区增长差异、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有效途径之一。     

"资源诅咒"视角下的西部地区经济增长

西部地区自然资源富集,但经济增长相对缓慢,出现了"富饶的贫困",存在着所谓的"资源诅咒"。自然资源丰富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经济增长的优势,但如果开发利用不当,或仅仅将眼光集中在资源上,就很容易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劣势。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必须跳出资源诅咒,实现经济快速健康增长。     

财政支出的相互作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析

采用空间统计指标计算并描述了我国省际财政支出的空间相关性,并通过空间权重矩阵和经济空间权重矩阵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研究1997—2004年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的水平作用。结果显示：财政支出有显著的空间外溢性;无论使用地理权重还是经济权重,都表明地方财政支出存在“模仿”行为,当相邻地区的财政支出增加时,本地的财政支出也相应增加。在纳入空间因素的前提下,影响财政支出的还有人口密度、中央补助、年龄结构及税收等因素。     

后富·先富·共富——青海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考

现实的中国，东部地区是机遇大于挑战，西部地区则是挑战大于机遇。长期以来，西部地区的开发战略，存在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追求以“物”为中心，实行“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仅仅注重争上大项目，重视“硬件投资”，忽视“软件投资”，只着眼于兴办资本密集型产业，轻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重视资源开发，轻视环境保护。青海的开发战略或多或少也存在这些问题，具体表现在“五个统筹”上还有诸多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