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企业的区位选择:市场潜力、资源禀赋与税负水平

本文在新经济地理的理论框架下着重考察了市场潜力、资源禀赋和税负水平对工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利用2000—2010年中国286个城市层面的数据,通过对不同时段、不同区域和不同所有制类型的工业企业区位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国内市场潜力和国际市场需求越大,越有利于吸引和培育新企业;沿海地区城市的资源禀赋条件越好,越有利于吸引企业投资;内地地区城市的工业税负水平高、差异大,不利于吸引企业落户;城市内部基础设施和工资水平对工业企业区位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从不同所有制的企业看,国内市场潜力和国际市场需求对外资、私营和港澳台企业区位决策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城市工业税负水平则起着相反的作用。本文研究表明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中国工业企业区位选择有较强的解释力。     

构建环鄱阳湖旅游圈旅游业增长极的实证研究

增长极理论的提出由来已久,将增长极理论应用于区域旅游发展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界定环鄱阳湖旅游圈旅游业增长极的内涵,对构建环鄱阳湖旅游圈旅游业增长极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实证分析,结合该区域具有的资源禀赋优势、区位优势、市场竞争力优势、政策经济环境优势和后发优势,提出应通过政府的经济计划和重点投资的方式来建立环鄱阳湖旅游圈增长极,应实施以政府为主导的、以旅游企业为主体的、以行业协会引导的复合协作发展模式。     

“一带一路”东道国要素禀赋、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经贸合作方式及区位选择的影响

文章基于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和贸易要素禀赋论,实证研究了2010～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方式及区位选择与东道国要素禀赋和制度环境的关系。在考虑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后,研究结果显示,东道国技术要素禀赋与各种经贸合作方式都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自然资源禀赋则对各种经贸合作方式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劳动力禀赋会显著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在制度环境方面,对外商限制程度越低、产权法制保护越宽松、政府腐败程度越高的地区对要素禀赋和经贸合作方式越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     

资源禀赋、环境规制会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

基于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的视角,在梳理解析资源禀赋、环境规制与制造业绿色发展内涵及理论关系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制造业绿色发展影响要素的动态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实证考察 了全国层面及长江三角洲、泛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带内资源禀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发 展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在全面层面资源禀赋对制造业绿色发展呈正向作用,环境规制在 短期内对制造业绿色发展呈负向冲击效应,并能对资源禀赋弹性产生抵消作用,但长期来看则能 释放资源比较优势的发挥,并与制造业绿色发展呈“U”型关系;在各经济带检验中,资源禀赋 与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直接效应呈差异化影响,其中资源禀赋在长江三角洲制造业绿色 发展中表现为负向效应,环境规制在环渤海经济带制造业绿色发展中呈正向效应,长期内环境规 制在泛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带制造业绿色发展中呈现为“U”型关系。     

FDI规模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30个省级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检验

文章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基础上发展了一个关于环境污染与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和产出水平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1999~2012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分别选择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水平的代理变量,通过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了全国及分区域外商直接投资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环境污染呈"倒U"型关系,即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的治理没有促进效应,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支出与环境污染排放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这反映了当前地方政府缺乏治理环境污染的积极性和前瞻性,各地正面临环境越污染越治理的困境。     

中国企业国际化路径演变模式实证分析

将中国企业的出口区位分布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进行比较发现:在中国出口聚集的地区同样是对外直接投资聚集的地方,也即出现了企业出口与投资的“区位聚集”现象。本文经过实证分析,证明了中国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贸易导向性和企业国际化阶段理论(U-M)在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适用性。     

环境规制、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长三角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对2013—2018年181家企业环境规制、融资约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方加强环境规制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融资约束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融资约束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中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削弱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融资约束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而对于非国有企业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但调节效应不再显著。根据研究结论，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别从政府、金融机构、企业自身角度提出相关的对策。     

产业政策、政府特征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证探究

产业政策是中国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抓手,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征,厘清产业政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逻辑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在理论阐述政府产业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及依赖条件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产业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本文创新性地利用产业相关的中央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对产业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定量识别,实证检验产业政策在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中的驱动作用和空间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产业政策与市场的互补作用机制,以及政府特征对产业政策效应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显著提升了地方全要素生产率,并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中央层面产业政策与地方层面产业政策在促进地方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呈现出互补效应,其互补效应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产业政策对地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高度依赖于地方市场化程度;产业政策对地方全要素生产率的推进作用还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和“嵌入性”特征。     

环境污染、政府规制与引资竞争

环境污染、政府规制与FDI区位选择存在明显的相互影响机理,本文使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建立联立方程,分别从全样本和外资进入模式两个角度就它们三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外资进入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污染避难所"现象;经济分权在提高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同时扭曲了引资竞争;不同模式下的FDI选址决策差异显著,合资、合作企业关注投资成本,独资企业看重投资地的人力资源及市场化水平等。     

基于企业空间感知的上海临港产业区投资环境优化

以行为地理学的空间感知理论为基础,采用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已入驻和拟入驻临港产业区的装备制造企业进行实证研究,最后根据调查结果分析基于企业空间感知的企业区位选择和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不同类型企业的空间感知对区位条件的关注度不同,企业区位选择行为受企业发展要素的感知影响,企业区位选择行为受特定的投资环境区位条件的影响,政府的政策对企业区位选择行为的影响也较大。     

环境规制推动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吗?——基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的策略互动视角

通过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打破资源和环境的诅咒,是保持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必要条件。现有对环境规制如何影响经济结构转型的研究往往忽略了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间经济增长竞争引致的环境规制互动行为,进而导致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文章基于政府竞争视角,借助两区制空间Durbin模型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的策略互动行为进行检验,随后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与传导机制分析。研究发现：标尺竞争机制下,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存在相互模仿行为,即邻近地区降低环境规制强度,本地区亦会相应降低环境规制强度,彰显出环境规制的非完全执行特征;环境规制未能促进本地产业结构合理化,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互动行为不利于邻近地区产业结构合理的均衡化发展;环境规制有效推动本地产业高度化进程,且地区间环境规制互动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促进产业高度化发展;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互动行为削弱了要素配置效率,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同时,环境规制激发创新补偿效应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因此,引导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良性竞争,有效发挥环境规制对产业转型升级积极作用,有助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     

中国制造业集聚机制再研究——基于内生交易成本视角

论文将内生交易成本嵌入到新经济地理模型中,分析内生交易成本对企业生产区位选择的作用机理,以此阐明区域制度安排通过内生交易成本作用于产业集聚形成与变迁的微观机制。论文以中国制造业地域分布为分析对象,实证分析以内生交易成本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对产业集聚的影响。研究表明:内生交易成本是企业选择生产区位的重要因素,在地区的外生交易成本、地区支出水平和市场规模一定的条件下,内生交易成本的降低,有助于促使企业向该地区迁移并加快产业在该地区的集聚;一个地区对生产者保护程度越高、投资政策越宽松、贸易政策越自由、劳动力流动管制越少以及企业融资越便利,越能吸引制造业整体向该地区迁移与集聚。因此,为了加快现代工业化进程和促进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必须发挥"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的双重效应,促进产业的"双向转移与集聚",优化本国产业的空间结构。     

“对症下药”还是“避重就轻”:环境违规企业补救行为研究

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背景下,研究环境违规企业补救行为对加强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采用印象管理理论将企业环境违规后用来修复组织形象的策略分为"对症下药"（积极进行绿色创新实现绿色转型）和"避重就轻"（实行其他社会责任转移公众注意力）两方面,将"避重就轻"分为外部社会责任与内部社会责任,利用2013-2017年中国A股上市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环境违规的经济后果以及企业的后续补救方式,并进一步探究其补救行为地区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违规行为会降低企业价值,说明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已逐渐将企业的环境表现纳入考量;但违规企业没有通过绿色创新实现绿色转型,告知公众有关公司环境表现和行为的改变,而是通过加强其他社会责任以转移公众注意力,且更偏向于加强外部社会责任,内部社会责任反而降低了。进一步研究表明环境违规企业"对症下药"行为在西中东三个地区之间并无明显差异,但"避重就轻"行为存在地区异质性,即主要发生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文章提供了环境违规企业重获合法性的可能途径,发现面临合法性压力,企业会选择性参与社会责任。这为深化环境管制成效提供了指引,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伪善"。     

微观企业视角下工业用地产出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88家工业企业样本的实证分析

在土地资源尤其是工业用地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下,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率越来越受到关注。但目前来看,由于受到数据限制,已有研究多集中于宏观、中观层面,从微观企业视角进行的影响因素研究十分有限。基于此,文章首先结合已有数据库进行了工业企业土地数据的调研,而后基于2088个有效样本,对工业企业土地产出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数理分析。结果表明: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平均占地面积、土地产出效率及地均要素投入均依次递增,且大型企业要远高于中小型企业。土地投入、企业特性及外部环境对工业用地产出效率的影响较明显,其中,要素投入、基础设施、企业盈利能力及区位优势均促进工业用地产出效率,而年龄与国有企业有抑制作用。因此,提高单位土地上投入强度、引导工业企业合理布局及积极促进国有企业改制均有助于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提高。     

环保产业政策对环境污染影响效应研究——基于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的视角

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特征与环境保护的正外溢性特征，使企业缺乏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亟需政府积极干预。自2006年起，中央政府专门在"十一五"规划与"十二五"规划中加入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构成了环保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环保产业政策究竟能否发挥环境治理效应?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转型经济时期政府发挥"扶持之手"的作用。有鉴于此，文章以2006-2015年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为微观样本，以中国30个省区为宏观样本，基于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视角，系统考察环保产业政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立足于时期异质性与地区异质性，阐释了环保产业政策环境治理效应发挥差异性的深层次原因。研究发现：在环保产业政策支持下，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有利于抑制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排放，对工业废水排放无显著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对环境治理效果具有时期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即不同时期/区域内，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对同一工业污染物排放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文章研究将微观企业行为与宏观生态环境相结合，不仅为环境污染影响因素研究开拓了新的视角，为环保产业政策环境治理效应的发挥提供了经验证据，而且廓清了生态环境改善的微观环保投资结构图景。     

项目投融资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及角色界定

以项目为主体的分散型地方政府项目投融资模式下,行政主导的投融资决策及政企合一经管主体的法律地位和行为准则界定不清,主体间有差异乃至相互冲突的目标与需求必然造成政府项目投融资和经管主体内部的矛盾,项目投融资及经管整体效率低下,难以实现市场价值。应创建投融资和经管主体法律地位和行为目标明晰的统一投融资平台,引导市场资源参与政府投融资项目,促进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以市场化的运作模式提供公共服务。     

基于资源优势的新疆产业结构优化与路径依赖

自然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毋庸质疑的,它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但在经济实践过程中,资源禀赋丰富的区域未必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甚至相反,成了落后区域。新疆自然资源丰裕,但过度依赖资源的发展模式造成近年来新疆资源型经济加剧、产业结构升级缓慢。所以,研究适合新疆产业结构优化的战略,使其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和经济优势对新疆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新疆实现跨越式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分析了新疆产业结构的演进及特征、产业结构的路径依赖,并构建模型对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提出了基于资源优势的新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路径选择。     

基于“非理性管理层假说”的行为公司金融研究述评

行为公司金融的"非理性管理层假说"认为管理层的非理性导致公司财务决策并不总是满足价值最大化原则,并可能对公司绩效产生不利影响.文章对"非理性管理者假说"的有关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前沿进行了综述,具体包括管理者非理性对于公司的融资政策、投资政策、股利政策和并购行为等各方面造成的影响.并从管理层非理性的角度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选择、股利行为和机构投资者行为提出了基于行为公司金融的解释.     

“进口替代型”引资战略背景的本土品牌出路:剖析汽车制造业与制药业

东道国的引资战略可分为"出口导向型"和"进口替代型"。对我国两个"进口替代型"引资战略代表产业汽车制造与制药产业的研究发现,"进口替代型"引资战略促进了本土品牌的崛起。进一步运用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分析我国"进口替代型"引资战略中本土品牌得以生存发展的基础条件后认为,我国本土品牌的发展应从提高安全高效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整合"大产业链",构筑新的竞争优势;增强企业与外资品牌进行竞争的能力等方面着手。     

地方官员变更对企业投资影响的空间范围——基于政企联盟重建的逻辑分析

文章运用政企联盟重建这一理论对政企双方行为进行分析，完整的解释了我国官员变更对企业投资影响所呈现出的区域、层级及所有制特征，利用2003-2012年沪深两市上市企业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官员变更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呈现区域性、层级性特征。省委书记变更省委书记变更不会对全省的企业投资产生显著影响，但导致省会城市的企业投资明显减少，对省会城市影响高于非省会城市影响；市委书记变更对市区企业投资影响显著高于对县区企业影响。（2）省委书记与国有企业建立的紧密联盟会突破本地性特征，延伸到外地，而省委书记与民营企业建立的默契联盟则具有明显的本地性。文章研究丰富了官员变更对企业投资影响的相关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