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研究

内生于经济发展的金融发展具有其内生行为规制,而金融发展的外部性又要求外部规制对其内生行为规制进行保护和维持。作为外部规制化身的政府在金融发展中应具有合理的干预机制和契合点,即内生行为规制是基础,外部行为规制保护和维持内生行为规制。结合中国实际,在分析中国金融发展路径的基础上,我们分析了中国金融发展中政府行为的"缺位"和"越位"以及内生行为规制的作用和缺失,建议政府干预只能是抽象规制,即提供总原则而非具体事务;同时要正确理解金融深化与金融约束之间的关系。     

政府规模、法治水平与服务业发展

本文利用跨国横截面数据,计量检验了政府规模、法治水平与一国服务业比重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以一国法治水平来衡量的契约维护制度的质量,与其服务业比重显著正相关;政府规模与其服务业比重显著负相关;其中法治水平对服务业比重的影响在中低收入国家更重要。进一步检验表明,统计上无法发现私人财产保护制度对服务业比重的显著影响,而政府支出规模和政府投资规模对服务业比重都有负向的影响。     

社会资本、法治水平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分析

利用实证数据研究社会资本与法治水平对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不考虑社会资本这一因素时,法治水平的提高对地区金融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效应,但这个效应有限,而转型期的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具有显著影响:(1)社会资本对地区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正效应;(2)社会资本还是对法治水平低下的一种有效替代机制。     

政府干预、法治、金融发展与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

笔者分析了我国各地区的政府干预、法治和金融发展对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地区的政府干预越多,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问题越严重,而地区的法治和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问题会得到缓解。进一步研究表明,与法治和金融发展相比,政府干预是影响国有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更为基本的因素。这里的研究结果为正在兴起的"法与金融"文献提供了新的证据。     

金融发展、政府支出结构与地区经济增长

以边际贡献为核心指标,运用1999—2008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四类地方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表明,各类支出均会以边际贡献递减的方式显著影响经济增长,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政策也会对其增长效应发挥作用。适度扩大地方政府支出,提高社保类支出比重,仍是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可选手段。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优化政府支出的地区结构,改善欠发达地区的金融状况,则是提高政府资金使用效率的必要条件。     

金融中介发展、政府干预与企业技术创新——来自我国转轨经济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制造业375家企业2005-2007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考察了区域金融中介发展、政府干预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政府干预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负效应;政府干预越强,金融中介与企业技术创新间的相关性越弱,较强的政府干预会削弱金融中介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基于结论,就如何提升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提出了相应的金融发展建议。     

转型经济中法律与金融的发展

本文利用1980-2004年的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分析的技术研究了中国法律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法律制度的完善,会促进金融中介的增长以及效率的提高,有助于金融深度的深化;(2)同时还有助于推动银行业的竞争;(3)在转型中国的股票市场中,法律的不完备性可能导致正式法律制度的失灵,反而可能是一些正式执法之外的机制在起作用.这表明:在转型时期的中国,一些正式执法之外的机制对金融发展的作用可能更明显.为了使法律体系有效地运作起来,转型经济应该发展除执法之外的机制.     

金融开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实证证据

如何引导金融开放战略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局是当前中国经济的重要课题之一。基于2005—2021年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考察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金融开放能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驱动器”式的激励作用,该结论经内生性处理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金融开放会通过激励企业创新、提升创业活跃度等渠道优化经济发展质效。调节效应检验发现,营商环境越好、金融结构偏向市场型的地区,金融开放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大;且两者的调节作用存在显著的非线性门限效应,当两者都跨过一定门限区制之后,金融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果大大增强。此外,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金融开放的空间溢出效应也得到了证实。研究结论为深化金融改革开放、提升经济发展质效及优化营商环境与金融结构提供可靠理论依据。     

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研究——基于地方政府行为的视角

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行为对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转型期,中部地区的地方政府为赢得GDP增长竞赛,具有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强烈诉求,其对金融部门的干预成为了弥补市场发育不足的有效措施,使之成为地区金融发展的有力推动者。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经验分析

通过将金融发展水平作为一项投入引入新古典生产函数,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增加了均衡时的资本存量,进而增加了均衡状态的人均产出的结论.根据中国1995～2006年季度数据在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基础上,通过不同指标的选取,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协整检验,得出在我国二者之间的实践关系与理论具有不同作用机制的结论.最后针对实证结论探究中国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并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金融结构、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

虽然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已经著作颇丰,但金融结构和长期的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通过何种机制实现的,却一直缺乏深入研究。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发现,金融结构的差异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差异。而进一步的分解分析还表明,在金融体系的内部,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明显强于市场渠道,其基本的实现机制是:银行的发展增强了私人部门信贷的可获得性,同时银行具有事实上比股市更为重要的融资地位,从而在长期的经济增长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     

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效率的实证分析

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中效率却没有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从金融发展角度对经济效率变动原因进行分析表明:金融发展的数量指标和价格指标与经济效率有负相关性,金融发展结构指标与经济效率正相关。因此,要提高我国经济效率,未来金融发展的重点在于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优化金融结构。     

区域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

通过对1994—2006年间中国各省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考察其与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对中国各省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随着各地区的进一步发展,企业平均规模较大的地区,TFP随着金融机构融资占比的增大而减少;同时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TFP随着金融机构融资占比增大而减少。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银行为主的融资占比结构的逐步下降将更适应于经济增长。     

经济转轨、不确定性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

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 1 995、1 999及 2 0 0 2年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分析收入不确定性、失业风险、医疗支出不确定性及教育支出等因素对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负效应 ,但效应的大小也因这些因素的可预期性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增强政策的可预见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对化解居民收支风险将具有重要作用。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1952-2007年中国数据的再检验

本文分别以金融抑制论和金融结构论为指导,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建立数学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并利用VAR因果关系检验和方差分解探索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1)无论是金融抑制论还是金融结构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2)对于模型1来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属于需求追随型;而模型2并没有显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通过内在传导机制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3)从金融发展对经济波动解释的力度来看,金融抑制论对解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比较弱,而金融结构论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要强.因此,在强调市场对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更加关注以银行业为主导的金融机构改革,理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内在机制,以实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目标.     

金融发展、研发创新与区域技术深化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本文构建了金融发展、研发创新与区域技术深化的实证研究框架,以面板协整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通过空间误差修正模型(SpECM)和面板动态最小二乘回归(DOLS)实证检验了中国金融发展的规模与效率的区域创新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总体而言,金融发展规模与效率具有显著的研发创新效应,但区域差异显著,西部地区省份相对滞后,分产业的金融发展效率的区域创新效应也与中、东部省份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空间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进一步说明金融发展的效率与规模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因此,以金融发展促进中西部省份服务业的产业技术升级显得尤为重要;加强区际及国际贸易联系、促进省份层面技术引进与研发创新、共享技术空间溢出效应是缩小区域发展差异,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从动员性扩张向市场配置的转变

本报告在回顾中国金融体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特征的基础上,运用干中学的信用扩张模型,结合开放经济中平衡信贷规模扩张与通货膨胀机制的探讨,揭示出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中的货币、金融政策的特定制度安排。本报告认为,这样的制度安排可以有效解释中国转轨时期的高增长和低通胀,同时指出该制度作用下所存在的成本和风险,并提出从动员型金融向市场配置型金融转型的相应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