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分工新形态、金融市场发展与全球失衡

本文从国际分工的角度考察了全球失衡问题,通过构造一个金融市场-制造业比较优势指标,利用1990～2005年45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系统的计量研究,证实金融-制造业比较优势对于经常账户赤字(盈余)的重要性,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支持了我们的主要结论。特别地,我们发现,中国的贸易失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国际分工新格局加以解释。这一发现对于理解全球失衡和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论国际分工、产业转移与我国产业发展战略

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动与国际分工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国要在更高的层次参与国际分工,离不开对国际分工与国际产业转移的相互关系的把握。文章首先总结了当代国际分工新特点,阐述了国际分工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内在联系,并对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产业发展战略提出了对策建议。     

新经济、国际分工重构与中国的机遇

本文在介绍了新经济的形成背景后，分析了美国新经济形成的微观结构和宏观基础。最后，就新经济影响下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的重构，以及中国面临的机遇，进行了深刻的研究。文章认为，美国经济霸权的再次出现，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就没有机会，从这次信息革命中获得最大好处的应该是中国。     

国际分工的效应与后发展国家的应对

经济全球化已经用自身的行动宣告了自己的到来与存在,而且来势汹汹,不可逆转。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格局下,本文深入地分析了国际分工的正负效应,特别是国际分工对后发展国家的影响,最后指出后发展国家在参与国际分工时应该立足现实,发挥自我优势,力争上游。     

金融发展、国际分工与全球失衡

本文以金融发展的跨国差异为基本前提,通过建立包含资本中间品生产的宏观经济框架,分析了金融发展在国际分工模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不同分工模式对全球贸易失衡的影响。根据模型可以得到两个基本结论:第一,金融发展差异是贸易产生的重要原因,金融发展差异提高通过加大相对价格差异提高了贸易量,但贸易收支是平衡的;第二,给定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形态,一旦金融发展水平超过某一特定临界值,国家间的分工就会由传统的水平分工转化为产品内垂直分工,贸易不平衡随之产生并逐渐扩大。利用分行业贸易数据对模型进行检验后认为模型具有合理性。     

中国企业对非洲直接投资的现状与风险化解

中国企业对非洲直接投资的数量不断增加,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领域不断丰富,投资方式和投资主体也日趋多元化。但也出现了企业整体水平不高、对非投资调研不充分、高级经营管理人才缺乏、金融支持不足、部分企业诚信缺失等问题。加强市场调研,科学规划发展战略,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创新对非投资模式,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同时有效利用发达国家对非洲国家实行的优惠待遇,是化解中国企业对非直接投资风险的有效手段。     

“世界工厂”与经济全球化下中国国际分工地位

缘起英美的“世界工厂”在经济全球化下已有了新的内涵,只有在国际分工中获得生产价值链最大经济利益的“世界工厂”,才能真正代表一个国家真正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目前中国的制造业虽获得巨大发展,但还远没有达到世界经济重心的地位。但中国应利用这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主动融入全球生产体系,以获得经济发展空间,成为工业生产强国。     

航运发展与国际产业分工

本文从国际航运中心转移的角度分析了一国制造业兴衰与航运之间的关系,世界制造业中心转移的历史也就是国际航运中心转移的历史。国际航运与国际分工是相互促进的,国际分工的发展,促进了航运业的发展。因此,一国航运业的发达程度体现了其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制造业的兴衰从而实体经济的兴衰决定了一国经济的兴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展航运经济,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等对策建议。     

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变化、内在矛盾及其走向

自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进程以来,中国利用全球化机遇,集聚国际要素,融入世界生产体系,从一个基本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体发展成为世界商品贸易大国;从一个严重依赖于外部资金支持国内投资的资本吸收国发展成为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对外投资能力迅猛增长的国家。但是全球分工新趋势从三个方面加剧了目前我国国际分工地位提升中的矛盾,使得当前阶段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自主性、收益性和可持续性面临挑战。本文以开放30年来中国国际分工地位变化轨迹的分析入手,着重研究当前阶段中国在全球国际分工新格局中所处的矛盾地位及面临的挑战,并提出通过一系列主动性调整,进一步提升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战略思路与政策取向。     

浅谈劳务经济与“三农”问题的解决

“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增收，增收问题的关键是就业。农业地区要加快发展，必须求真务实，用非农化的理念来谋划农业，跳出“三农”抓“三农”，减少农民富农民。用非农化来带动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时还要找到突破口，找准着力点，目前，对于我国许多农村地区来说这个突破口和着力点就是大力发展劳务经济。发展劳务经济投资少见效快，是这些地区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农业部门劳动力再配置、农村非农化与中国农村经济增长

文章通过在二元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能够较好地对中国农村经济增长进行模拟和解释的理论模型.整个模型将中国农村经济增长划分为传统农业阶段、非农产业发展阶段与"反哺"阶段三个时间段,并着重分析了农业剩余的出现与非农产业的发展,这也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之所以成功最为重要的一段时期.文章最终认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促进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协调发展,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世界经济与中国:促进共同繁荣"国际研讨会综述

在经过25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国,外汇储备已经接近8000亿美元.统计机构最近对中国的国民收入统计做了调整,经过调整之后,中国的国力比想象的还要强大.中国经济已经驶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通道,然而,中国经济高增长、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低效率、低回报,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脱实向虚、企业家劳动异质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融合劳动价值论和新熊彼特增长理论,考虑需求结构升级、企业家劳动异质、经济增长导向三大假设,构建多部门新熊彼特增长模型,并运用31个省份1993—201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脱实向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是:“脱实向虚”引致企业家创新性劳动减少,生产率参数受阻,经济增长率下降。这使得新古典框架下“从资本向全要素生产率升级的创新性劳动偏向型道路”可能转向“从资本向投机演变的投机性交易劳动偏向型道路”,出现供给侧结构性失衡。只有优先解决“脱实向虚”带来的供给侧结构性失衡,才能回归供给侧的正常资源配置结构,因此,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不能简单仿效西方进行管制放松或自由化,而应先运用政府之手,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将投机性交易劳动关进“笼子”;进而运用市场之手,优化资源配置,释放创新性劳动的活力。     

国际生产网络与新国际分工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并呈现加快发展的趋势.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揭示了全球化背景下产业活动跨越国界、市场趋于一体的活跃状态,越来越多的企业面对的是一个巨大而平坦的世界市场,同时,更加激烈的竞争也随之而来.     

内部劳动力市场、就业惯性与农业贡献弱化——对“民工荒”的一个解释

文章从劳动力市场要素变化和劳动者就业惯性着手，建立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分析了“民工荒”产生的原因，提出了解决策略。文章通过数据分析得出如下结论：我国东部地区“民工荒”产生的原因，一是中部地区的重新崛起使中部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跨行业转移，从而减少就业惯性阻力；二是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加强了就业惯性力量。     

当代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之比较

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迅速腾飞的时代。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全球化进程的逐步深入。中国经济已融入国际经济之中。两者既有共性,又有差异。研究这些共性和差异对中国更好地适应国际潮流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虽已十分深入,但每位学者通常只着眼于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某一点差异。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形式十分重要,因此本文希望以综述、宏观的角度,分析当代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异同,进而得出一些有用的结论。     

劳动结构效应与经济增长--以广东省为例

劳动结构效应对广东省经济增长的作用举足轻重。从目前广东省产业结构和“标准模式”对比看，劳动结构效应仍然有很大的可供发挥的空间。劳动结构顺利调整需要政府放松对第三产业发展的种种限制，特别投资方面的限制。政府还应加大对教育的投资，以增强劳动者“岗位转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