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西方国际体系与东方的兴起

400年的现代国际体系是一个西方国际体系。历史上由于西方的兴起,欧洲或西方的政治制度、国家利益与霸权排他性地塑造了现代国际体系,深嵌的西方权力一直是该体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现在,随着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现代国际体系已经进入转型的前奏阶段,"西方的衰落"和"东方的兴起"预示着即将展开的国际体系是一个后西方国际体系。在后西方国际体系中,国际政治权力正在东移,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标志着东方正在回归国际体系的中心,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群体性衰落,为西方世界向东方世界的权力让渡创造了条件,虽然权力让渡会导致国际体系产生某种紧张状态,但总体上国际体系不会失序,因为新兴经济体的意图在于和平渐进地改变世界权力的结构,同时反体系的革命会造成争霸战争的历史悲剧重演。显而易见,资本主义性质的世界市场仍然是后西方国际体系的一个遗传基质,西方权力持续弱化和东西方地位渐趋平衡将成为后西方国际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世界正在走向一个没有霸权、力量相对均衡的国际秩序。     

海洋元叙事:海权对海洋法律秩序的塑造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国的崛起催生了选择成为陆权国家还是海权国家的辩论,中国政府的政策是建设"海洋强国",但无论是以"海洋强国"还是"海权"名之,都应该避免太过于强调力量因素而忽视其他关键问题。作者在"海洋叙事"这个方向上来考察海权,即关于海洋秩序的叙事,它实际上具有元叙事的功能——合法化功能。对历史中若干海洋国家实践的考察表明,塑造海洋秩序、维护其海洋利益的海洋叙事是海权的关键特征,海洋叙事能力与海上力量也成正相关关系。当今海洋法律秩序是历史上关于海洋空间、资源、战场这些叙事的影响下形成的,海洋大国的海洋叙事能力一直是影响海洋事务的一个持久性因素。海洋叙事能力对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价值在于,塑造海洋秩序的意志、能力、手段是海洋大国赖以生存的关键。对中国的海权理想而言,实际的情况可能是建设海军力量相对容易,而提出一种关于海洋秩序的元叙事反而更难。     

身份追求与规范建设——“边缘大国”改造国际人权规范的动机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际人权规范建设是世界政治的重要议题。对于国家建设人权规范的动机,以往理论大都局限于西方民主国家的经验,设定这些国家是人权规范的主要推动者,而民主体制及政治文化则是推动规范建设的深层动力。然而,历史研究发现,一些在国际社会中居于相对边缘位置的大国在国际人权规范发展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其中不少国家并不具备西方民主体制与政治传统。它们倡导人权规范建设的积极性来源于何处?国际关系的已有研究并不能给予解释。有鉴于此,作者引入心理学的社会身份理论,结合国际关系学科有关"承认政治"的已有讨论,论证国家对于自我积极身份的社会承认要求是其推动人权规范建设的重要动机。国家追求积极身份的策略互动过程影响和推动了人权规范变迁。通过比较案例检验,作者发现身份追求的强弱确实是影响国家建设人权规范动机的关键因素。这一假说不仅能够很好地解释非西方大国的实践,同时也能解释许多西方民主国家的经验,具有比现有理论更为广泛的解释力。     

试析大国崛起与“安全困境”的关系

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导致大国频繁崛起,大国的频繁崛起又往往加剧无政府状态国际体系中的“安全困境”。然而,新自由制度主义提出,国际制度能为大国崛起过程中避免加剧“安全困境”创造条件;建构主义则指出社会共有观念能建构起康德的无政府状态从而使大国崛起不会导致“安全困境”;但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却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大国的崛起必然加剧“安全困境”。在当前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似乎更应重视国际制度对超越“安全困境”的作用。     

信任力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世界历史上大国间权力对比的快速变化往往诱发系统性国际信任危机,从而引发国际冲突甚至战争。大国崛起的“信任困境”逐渐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核心命题之一。既有文献尚未对此特别是对当前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信任危机进行系统研究。为此,作者尝试在批判性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五常”信任思想、软实力理论和国际信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以国际关系“五常”规范——仁、义、礼、明、信(分别对应善意、责任、秩序、透明、信誉)为核心内容的“信任力”理论及其整合模型。该理论是关于国际信任的一般性理论,有助于缓解权力转移过程中所产生的系统性国际信任危机,也有助于崛起国获取国际社会信任以便在实力快速增长的过程中走出“信任困境”。提高信任力以获取国际社会的信任,特别是周边国家和霸权国的信任,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进行概念界定和理论模型设计后,作者选择中国—东盟关系进行案例研究,以阐明信任力理论的有效性与未来潜力。     

资源、技术、制度与经济霸权国家的更迭——基于产权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解释

"经济霸权国家的更迭"可以分解为两个子问题:其一,非经济霸权国家的经济实力如何"反超"经济霸权国家;其二,反超后,原来的非经济霸权国家为何以及如何"转变"为新的经济霸权国家。关于"反超"问题,如果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源、技术和制度,当经济霸权国家对非霸权国家在这三方面的"净"影响为"正"且较大时,反超就可能发生。"转变"问题涉及产权理论,转变的发生与否取决于该国将外部性内在化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的比较结果。产权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解释模式可以解释历史上的两次更迭,并为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预测提供一个视角。     

海权与陆海复合型强国

陆海复合型国家是指濒临开放性海洋且背靠较少自然障碍陆地的国家,欧洲面向大西洋地带的国家及当代的中国都是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典型代表。作者从理论与历史这两个角度对陆海复合型强国的战略地位及其在发展海权时面临的主要障碍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与单纯的海洋国家相比,陆海复合型强国为发展海权而进行的努力更需要被置于一种合理的大战略框架下,而这点则需要对发展海权的战略目标、海上力量的战略构成及自身海洋禀赋有明确的认识。陆海复合型强国在进行必要的海洋转型时,不仅要充分认识到自己能力的限度,同时也需要对发展海洋能力的必要性有明确的认识。与历史上的陆海复合型强国一样,冷战后中国的崛起进程同样也伴随着规模巨大的海洋转型,基于历史提供的经验教训,当代中国进行海洋转型时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之一是如何避免重蹈近现代历史上欧洲陆海复合型强国海洋转型失败的覆辙及由此而引发的种种灾难性后果,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发展。     

论中国海权

海权应是国家“海洋权利”(sea right)与“海上力量”(sea power)的统一 ,是国家主权概念的自然延伸。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条件下追求“海上权力”(sea power)的行为是霸权行为。中国海权 ,确切理解是一种隶属于中国主权的海洋权利而非海上权力 ,更非海上霸权。中国海权是有限海权 ,其特点是它不出主权和国际海洋法确定的中国海洋权利范围 ,海军发展不出自卫范围。开发深海可考虑是中国海军建设的优先选择。永远不称霸是中国海权扩展的基本原则。     

霸权依赖与领导国家权势衰落的逻辑

在国际关系历史上,领导国家的衰落无疑是一个激发学者们持久想象力的重大问题。作者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从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即霸权依赖的分析路径探讨领导国家衰落的根源。其核心假设是,领导国家的权势衰落源于其拥有霸权本身,对霸权的过度依赖导致领导国家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作者认为,领导国家通过建立霸权成为了既定国际体系中的"收租人",垄断着国际财富资源的分配,但大规模的财富资源也导致了领导国家内部需求的膨胀。当自身实力不足以支撑这种刚性需求时,领导国家转而通过进一步控制霸权来获取资源、转移矛盾;而边缘国家的"顺从"则为领导国家的对外剥削提供了"合法"支持,从而导致了领导国家霸权依赖局面的生成。随着霸权依赖程度的加深,领导国家的内部性质逐渐发生蜕变,其对外行为则日益从现状满意变得具有进攻性进而陷入到过度扩张的陷阱之中。由于边缘地带中新兴大国的崛起,领导国家的权势地位呈现出相对衰落的趋势,开启了国际权力从集中走向分散的历史进程。     

从华夏体系历史看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西方特色

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三理论大理论范式具有无政府状态假设、科学理性范式、见物不见人等三大明显的缺陷,适合西方但未必适合解释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国际关系问题。从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华夏体系来看,用这三大范式进行理论解释有很大的缺陷。比如,华夏体系也是一个无政府结构,但这是一个有权威的、等级特别明显的结构;与用安全解释大国崛起的西方观点不同,华夏体系中出现的霸权国家似乎并没有明显的安全问题存在;西方的均势理论似乎特别不适合华夏体系中秦国战胜六国联盟的历史。华夏体系各国的人员、商品、思想的流动和开放程度都很高,也通过频繁的盟会产生了一些共有的国际规范和规则,但这种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与合作又是十分有限的、不可靠的,齐国霸权、晋国霸权、魏国霸权之后,这种合作都没能持续下去。华夏体系中的那些华夏国家也的确有一个身份问题。但身份的认同不如建构主义所说的有那样大的作用。所以,应把这三大范式从普遍性的理论研究范式还原成西方特色的理论研究范式。     

从陆权到海权的历史必然——兼与叶自成教授商榷

"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结构"是海洋国家的基本特征,也是引发海权的第一要素。只要人类同海洋发生关系,迟早会形成"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这种经济结构一旦形成,迟早要召唤强大的海权,无论古代、中世纪还是近现代,也无论西方文明还是东方文明。对海洋国家来说,不存在海权和陆权哪个更重要的问题,而是在整个国防体系运作中发挥各自不可替代的功能以及随战场空间变换二者如何协作的问题。海权能够凝聚分散的陆权势力从而形成合力,因而是陆权的"倍增器",获得强大海权的陆权帝国的影响力和寿命要远远超过没有海权的陆权帝国。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表明,海权对陆权具有绝对的优势,掌握制海权的一方可在世界范围调动各种资源来压垮坚持陆权战略的一方。     

技术与霸权兴衰的关系——国家与市场逻辑的博弈

以技术为主要解释变量,可以从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互动的角度分析技术与霸权兴衰之间的关系。市场寻求财富,国家寻求权力。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存在矛盾互动,既有张力也有统一。两种逻辑之间的张力出现于两种情况:其一,技术周期更迭且新技术研发滞后。其二,霸权国比较权力优势下降,安全威胁感上升。为了护持霸权,主导国会基于国家逻辑"校正"市场逻辑。然而,"天平重心"偏向哪种逻辑并不必然决定霸权兴衰的结果。未来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各国会更加强调加强自主研发能力的重要性。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将带来诸多新挑战,甚至可能重塑世界格局。大国之间的冲突并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只有诉诸国际交流与合作,各国才能共同应对挑战并共享发展与繁荣。     

地位认知、权力结构与国际冲突

一个国家的地位认知是由自我地位认知和他我地位认知互动形成的。在影响国际冲突的认知互动中,自我认知是行为体政策选择的关键,越是自我认知是相对强国的行为体,用武力方式解决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地区冲突的解决方式与冲突国的自我地位认知以及大国对该国在地区内的地位认定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大国对自我认知是强国的行为体在地区内的强弱地位的认定,构成了行为体选择争端解决方式的关键认知。如果大国认同、尊重该行为体是地区强国的事实,则该行为体在地区冲突中较少使用战争手段,并会采取搁置争议、谈判等方式解决冲突。相反,如果大国态度不明晰,否认或不尊重该行为体在地区内的强国地位,则该行为体在地区冲突中选择战争手段的可能性加大。中国的和平发展正是要力图避免做一个失败的体系挑战国家和失败的霸权国家,从而抛弃自视为强国去侵略他国的认知模式。这一研究有助于西方国家理解为什么当前的中国可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朝鲜战争的地缘政治学分析

朝鲜半岛位于东亚地区,具有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由此引发了多次国际冲突.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同历史上发生在朝鲜半岛的国际冲突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陆权国家与海权国家之间的较量.其中,苏联作为陆权国家,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受损后,试图通过支持北朝鲜发动战争,获得通往太平洋出海口和港口.美国作为海权国家则试图遏制苏联的扩张.因此,虽然朝鲜战争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斗争色彩,但是从实质上说,它是历史上围绕着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斗争的延续.     

大国无战争、功能分异与两极体系下的大国共治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国的持续崛起使国际结构有可能重回两极。但当前中美在东亚的地区性新两极和古代两极体系的"旧"反例都提醒我们,我们对两极体系的认识还远未到完善的程度。两极结构下大国并不必然相互制衡,也并不一定会出现两个彼此泾渭分明的敌对阵营。除了冷战时期那种各自结盟相互对抗的"分治"模式外,两极体系下大国竞争还存在另一种更为温和的权力互动模式"共治",即两个一级大国对体系内所有或大部分中小国家共同享有领导权,而不再以地域划分出两个分属不同大国的"势力范围"。当两个一级大国的对外功能出现分异,分别只能满足小国的某一种重要需求,同时大国间战争不再是一种可行的策略选项时,这种"共治"模式就会出现并得以持续。与"分治"模式相比,"共治"模式下大国权力政治的对抗性和地缘政治色彩都会更弱。与新现实主义反对国家"专业化"的主张恰恰相反的是,在大国无战争时代,崛起国要想在减少与霸权国冲突的同时扩大自己的权力,反而需要在某个功能领域打造和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实现与霸权国角色的互补。     

从霸权稳定到契约和平的经济学解释:一个模型

当前世界的格局是美国一超独霸,无国能与其匹敌,为此,西方国关理论发展出“霸权稳定论”以解释和支持这种状态的存在。同时,另外一些学者研究认为,国际关系发展的更高阶段应该是建立在价值和观念认同基础上的契约联盟。本文比较了这两种观点,并就此作出经济学的解释,觉得两种观点并不冲突,能够相互融合衔接。“霸权稳定”只是国际秩序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当条件成熟时,霸权主义会向契约联盟和平变迁,实现“霸权稳定”向“契约和平”的过渡。     

欧美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历史上,欧美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显示了五个方面的规律,这些对中国的崛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们包括:维护独立统一的大陆主体地缘政治板块对于国家崛起和强大具有根本意义;根据国家现实利益调整战略联盟,同一个主要大国达成战略认同或默契但不与之持久结盟是大国世界治理的重要经验;切忌在战略上与两个大国同时作对,更不能四面出击;国家扩展的限度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反制力度,而反制力度又取决于反制国家的大小、多少及其地理接近程度;国家利益与实力外交是理解西方国家谈判的基本语言和常识。     

全球治理机制面临的挑战及中国的对策北大核心CSSCISSCI

当前的全球治理机制脱胎于美国主导的霸权稳定体系,现在面临美国实力相对衰落、新兴大国崛起、国际金融危机引发新的全球性问题等多方面的挑战。未来五到十年,世界各国对全球治理改革的需求将前所未有地强烈。尽管可能遭遇国际政治权力博弈中的"二把手困境",但中国仍然面临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的重大战略机遇期。为了有针对性地应对不同层面的全球治理,本文将与全球治理有关的国际规则分为三类:一是现行主要的全球治理体制与规则,主要是指包括联合国、布雷顿森林机构在内的目前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性治理机制;二是正在演进中或可能发生重大变革的全球治理体制与规则,是指一些发达国家主导或与新兴国家共同主导的,新兴以及通过变革将具备潜在的世界性影响的国际治理机制;三是未来可能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新体制与规则,指目前影响力有限,主要由新兴国家倡建和参与,未来发展前景向好的新机制。针对不同类型的治理机制,作者提出了中国参与应遵循的原则,分别是权责相适原则、利益包容原则和有区别的共同责任原则。     

多边合作与内外联动大循环——兼析中国崛起的两个"两难"抉择

根据历史经验,大国崛起过程中,对外策略并非一成不变,可以分为保护性单边主义、对抗性单边主义、中心集聚的多边主义和自发共建的多边主义等四种选择.中国作为典型的崛起型国家,其崛起的历程、国家体制和现实问题均与既有守成国存在较大差异,这既为中国带来一定的优势,同时也增加了崛起的压力和困难.为了避免陷入崛起的两个"两难"困境,...     

新兴大国群体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战略选择

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的重要发展阶段。这些新兴大国一般提倡和平共处、公平合理、尊重国际法和多边主义等原则,它们正在从力量对比、组织规范、国际共识与共同议题等方面推动着国际体系朝着多元多体的方向发展。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国际体系正在通过和平、渐进与交替的方式转型,呈现出多极多边、协商谈判和基于规则的初步框架结构,但这一转型具有相当的脆弱性,在负面因素综合作用下有可能发生倒退和逆转。鉴于新兴大国群体迅速增长的综合实力和逐步提高的话语权,它们建构国际体系的战略选择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能否以及如何实现多元多体的国际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