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照料方式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研究

通过对不同儿童照料方式研究发现,祖辈提供的隔代照料会显著增加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19％ ～28.4％;隔代照料对女性参与劳动的影响程度要远大于正式照料,这可能与现有的托育服务欠缺有关;当家庭面对外在冲击时,父亲照料可以显著促进女性劳动参与.建议政府在鼓励生育的同时,加快完善托育服务资源配置;进一步通过政策引导等手段推动男性参与到家庭生活中、承担家庭责任;缓解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从而更有效地影响生育率.     

生育对女性养老保障的影响分析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政策实施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国家放开生育管控,微观个体的生育行为却没有大量提升,从女性角度研究生育二孩对其养老保障的影响可进一步说明女性的生育决策行为,为解释我国人口供需不平衡问题提供路径。文章就生育对城镇职业女性影响进行分析,从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和人力资本投资回报,提供儿童照料服务和完善二孩生育保险制度考虑减轻女性生育决策顾虑,为实现我国人口均衡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中国家庭债务与劳动参与率变动的非一致性关系——以1997—2009年数据为依据

该文采用1997—2009年家庭债务与劳动参与率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单位根、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家庭债务与劳动参与率变动的关系。结果显示：我国家庭债务与劳动参与率变动存在非一致性关系,家庭债务每增加1个单位,会促使劳动参与率减少0．246个单位。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政府应该实施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银行应该完善消费信贷风险防范措施,家庭应该合理控制债务规模与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女性家庭责任和收入的关系研究

本文考察了女性对家庭农业、私营活动和挣工资活动的女性参与状况。利用2001年四个国定贫困县的调查数据,旨在研究女性的家庭责任,如照顾老人和小孩子的家庭责任是否影响着女性对高收入劳动的参与。我们的研究结果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从事着更多的农业劳动,而较少地从事收入更高的非农业生产活动和挣工资活动。照顾老人和孩子是女性参加高收入劳动的主要的不利因素。因此,我们建议政府应该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在农村地区培育家庭之外的看护机构,从而改善女性的劳动市场参与状况。     

中国应适度降低劳动力参与率

一、中国劳动力参与率的国际比较 劳动力参与率,一般指劳动年龄内就业人口(在业人数与失业人数之和)与有劳动能力的人口的比率。它反映了一定时期内整个劳动力资源总数中,可能参与社会劳动人数的比重。与世界各国比较,中国劳动力参与率具有以下特征:(一)总劳动力参与率偏高。据测算中国1990年总劳动力参与率为79.17％,其中男性为85.03%,女性为73.02％,与世界上具有3000万人口以上国家的劳动力参与率比较,中国男性的劳动力参与率仅低于孟加拉国、泰国和巴基斯坦,比其他国家都高,中国女性劳动力     

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参与弹性研究

本文应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研究了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和男性的劳动参与弹性,结果表明:女性劳动供给工资弹性明显大于男性劳动供给工资弹性;随着家庭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个体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均逐渐减小.因此,设计并实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能够有效地促进低收入群体的劳动参与,有助于城镇贫困的削减和收入差距的缩小.     

后工业时代从福利国家到社会投资转型及启示

后工业化时代,欧洲福利国家面临去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就业带来的失业、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家庭结构不稳定、无法协调家庭与工作等新社会风险。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后工业化进程中福利国家或多或少转向社会投资政策。北欧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在此过程中走得最远,成功地将积极的社会投资政策与传统福利国家“消极补偿型”福利政策相结合。借鉴欧洲福利国家经验,我国应该大力推动人力资本投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劳动力市场安全性,鼓励终身教育与延迟退休或灵活退休政策相结合,并系统策划、实施针对儿童的社会投资政策。     

学者观点摘编

蔡昉：农民工市民化能带来多方面的好处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农民工市民化可以大幅度提高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率,增加劳动供给,缓解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给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激励,可以提高劳动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     

母亲劳动供给、儿童照料与儿童健康:来自中国农村的证据

随着经济结构转型与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中国农村地区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和照料儿童责任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儿童照料的替代品,包括老人、亲戚以及育儿机构等,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使用CHNS数据,针对多个反映儿童健康的指标,重点考察了儿童照料替代品对于儿童健康所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母亲劳动供给时间和收入的前提下,被他人照料时间的增加对儿童健康呈现出显著的负面影响,适合儿童年龄的育儿机构的可获得性对于儿童健康状况的影响显著为正.研究结果证实了目前农村地区儿童照料服务的差强人意以及针对儿童的公共政策的重要性.     

构建中国的家庭政策体系：国际经验及启示

中国的人口转变和经济社会转型,使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也使中国家庭面临的社会风险加大。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家庭功能和抗风险能力趋于弱化,家庭的稳定性下降。家庭政策在后工业社会公共政策中具有重意义,中圆需借鉴国际经验,以消减儿童贫困、平衡工作与家庭责任以及促进性剐平等为目标构建家庭政策体系。家庭政策体系的主内容包括儿童补贴政策、亲职假政策和家庭保护政策。构建家庭政策体系有助于家庭发展和未来人力资本提升,对促进女性就业和培育中产阶级具有重影响。     

转轨期女性劳动参与和学前教育选择的经验研究:以中国城镇为例

本文分析转轨过程中中国城镇女性的劳动参与和学前教育模式的选择,探讨学前教育体制改革对不同经济阶层家庭的影响。研究发现,夫妻一方受过良好教育或者富裕家庭的女性倾向于参加有酬劳动,并更可能把子女送到幼儿园接受教育。此外,中国的公立幼儿园并没有向低收入阶层倾斜,与私立幼儿园相比,公立幼儿园更倾向于接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的孩子。     

我国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对儿童多维贫困的影响

解决儿童贫困问题是从根本上消除贫困的关键,儿童贫困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文章从我国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的角度出发,通过儿童健康、教育、医疗三个维度,分析了农村女性不同受教育程度对儿童多维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儿童多维贫困的影响越显著,提高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对于缓解儿童多维贫困有重要作用。应加大农村女性教育投资力度、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创造有利于农村女性受教育的社会环境。     

人口老龄化与碳排放强度——基于劳动供给的中介效应与遮掩效应

基于2003—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动态GMM（广义矩估计）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与碳排放强度之间的关系,应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劳动年龄人口、劳动生产率、劳动力质量、劳动参与率在人口老龄化与碳排放强度之间的作用路径。 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呈倒“U”形关系;样本期内,劳动年龄人口中介效应不显著;劳动生产率、劳动力质量具有部分中介效应;男性劳动参与率、女性劳动参与率具有遮掩效应。     

基于家庭视角的社会保险制度构建

将家庭因素融入社会保险,使社会财富再分配考虑家庭因素、惠及家庭成员,应该成为社会保险改革的一项指导原则。家庭劳动供给、家庭生产和劳动供给生命周期等理论为这一原则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贝弗里奇和吉登斯积极提倡将家庭因素融入社会保险,实现家庭责任在全社会范围以及在家庭范围的合理分担。我国今后的社会保险改革应融入更多的家庭因素,将针对职工的社会保险扩展到其家庭成员,并对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家庭实施社会保险优待。     

保姆换养老:收入、健康对中老年女性再婚的影响

本文使用1991—2009 CHNS数据研究了收入、健康对40—60岁单身女性(包括离异和丧偶)婚姻选择(是否再婚、跟谁结婚)和婚内权利的影响。我们用工具变量的方法来解决女性再婚决策中收入的内生性问题。计量结果表明,低收入并且健康的女性再婚的可能性更高;作为对照,我们也考察了男性再婚的影响因素,发现高收入的男性更有可能再婚,健康状况对男性再婚的影响不明显。这表明,中国现阶段中老年女性的再婚在很大程度上是贫困驱使的。低收入的单身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缺乏竞争力,需要通过在家庭内出售劳动来获取生活保障,再婚实际上是一种"保姆换养老"的契约替代,健康的女性在提供这种契约方面更有优势。这种再婚模式下,女性在家庭内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和风险,但分享的婚内权利少。中国在转型期收入差距导致的女性婚姻福利差异,需要公共政策的关注。     

父母对子女的私人转移支付与子女劳动力供给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数据,本文考察了来自父母的私人转移支付对子女劳动力供给的影响。采用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年限作为私人转移支付的工具变量克服了计量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父母对子女的私人转移支付每提高1%,子女的日、周、年劳动力供给将分别降低0.0254%、0.0536%、0.0991%,据此测算,父母对子女的私人转移支付每增加1元将使全国劳动力日劳动供给减少约5.24万小时。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父母通过私人转移支付"购买"子女提供的关爱、照料服务而挤出了子女的劳动力供给是导致上述结果的重要原因。研究还发现,来自父母的私人转移支付对子女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只存在集约边际,而不存在广延边际,即其仅减少了子女的劳动供给时间,而并没有使子女退出劳动力市场。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自上而下的代际转移支付带来的经济影响。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兼有消费改善与劳动供给激励效应吗?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兜底性、基础性的制度安排,是保障民生、促进分配公平、维护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本文通过对城市低保制度消费改善与劳动供给效应的综合评估发现,我国城市低保从整体上改善了受助家庭的消费状况,影响了受助家庭的消费结构,起到了提升经济福利的效果,但是对受助家庭的劳动供给激励效应还比较小...     

新疆劳动参与率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获取历年统计年鉴数据,对新疆和全国劳动参与率的比较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与全国劳动参与率相比,新疆地区劳动参与率明显偏低;二是全国劳动参与率处于下降趋势,新疆地区劳动参与率缓慢增加。在此基础上,对此产生的原因作了简要分析。除宏观经济因素外,还与新疆地区特有的文化思维观念有关：人们生活小富则安,缺少竞争观念,以及新疆地区推行特殊的计划生育政策,从而导致高幼儿抚养比。     

工资对个人劳动供给的非线性影响：部门市场化程度差异视角

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国不同部门市场化程度有所差异，劳动供给的部门异质性随之体现。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结合汉森门槛回归模型和劳动供给模型，依托部门市场化程度的差异性，文章探讨了工资对劳动力个人供给的非线性影响及其部门异质性。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我国市场部门与公共部门劳动力的个人劳动供给有所差异。第二，工资与个人劳动供给呈现非线性关系并且存在部门异质性。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工资对个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存在三个"突变点"，工资门槛均使得工资"激励效应"加强并呈现逐步增加的趋势。第三，劳动供给的工资门槛存在性别、城乡和行业异质性。第四，随着年龄增长、人力资本积累，个人劳动时间供给趋于降低，签署书面劳工合同使得市场部门劳动力工作时间显著增加，而政治面貌显著影响公共部门劳动供给。总体来看，无论是市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我国劳动力个人供给曲线均未"向后弯曲"，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提升居民幸福感等议题需持续关注。     

最低工资提升的劳动供给效应:一个基于自然实验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2005年和2006年之间中国各省市最低工资的提升作为一项自然实验,使用就业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控制个体异质性,应用“双重差分法”分析了最低工资提升的劳动供给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提升对女性就业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对男性周工作时间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随着最低工资提升幅度的逐渐增大,其对女性就业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对男性工作时间的正面影响也越来越大;当最低工资提升30％以上时,其对男性就业也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因此,为了保证最低工资在提高低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同时,不会对其劳动供给产生较大负面影响,最低工资提升应该是一个适度渐进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