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刍议

本文分析了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提高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措施:要增强各级政府及其整个社会的危机管理意识;建立政府危机管理控制体系;建立健全危机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构建完备的危机信息收集和处理机制;加强社会参与,形成政府和社会共同管理危机的治理结构.     

浅析我国行政体制困境下的政府危机管理

危机管理是现代政府行政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我国危机管理存在的最根本问题就是当前的行政体制弊端:中央的干预,弱化地方危机管理的自主导向;中央和地方权责不清、权责错位;条块冲突;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问题、部门问缺乏交流与协调;社会职能重管理轻服务、政府时社会管得过多与管理不力现象并存等.完善我国当前行政体制是重构危机管理的治本之策.     

我国地方政府危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分析

目前我国各种危机事件频发,对社会造成巨大危害,地方政府的危机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地方政府在危机前后各个环节的工作中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明显不足。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树立危机管理意识;建立应急预案;健全危机管理机构;建立全面的信息管理系统;完善法律法规;建立地方政府与社会互助新机制;完善行政问责制等方面提高危机管理能力。     

从菲律宾人质事件透视政府公共危机管理

从菲律宾人质事件处理过程的重大失误中,可以透视出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也给我们以汲取教训的启示.要加强和完善法律制度;健全公共危机应急决策机制;加强综合协调机构的运作能力;完善社会预警体系;要建立公共危机善后管理与评估机制,以圆满处理危机善后工作.     

我国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公共政策制定

目前,我国政府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建立一系列科学的危机预防和管理机制,使危机对社会的危害降到最低程度.     

浅议新形势下PPP模式的应用

2014年以来,中央及各部委密集出台多项政策: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要求拓宽城镇化建设融资渠道,促进政府职能加快转变;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鼓励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等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投资和运营;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开展等。国家希望通过PPP模式创新融资体制以引入社会资本,为民间资本进入公共领域投资制定制度保障,扫清社会资本进入的制度障碍,盘活民间资本。文章通过对政策的解读,研究新形势下PPP模式的具体应用。     

传播媒介中的危机对政府形象的影响

本文从现今社会中的重大危机事件进行对比分析,通过危机中传播媒介发挥的作用对政府形象的影响,通过完善信息传播体制做好政府信息公开等方式塑造政府正面形象产生积极影响。     

我国社会中介组织自治的路径选择

社会中介组织自治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服务型政府的改革,社会中介组织自治必须具备一定的内外部条件,社会中介组织自治首先必须推行依法治中的治理策略,其次是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多层次筹资模式,推进社会中介组织的体制和机制创新,加大社会中介组织人才建设的力度.     

略论我国县级政府公共危机管理

面对社会中出现的种种危机事件，各级政府在危机事件的管理中起着主导作用，对于公共危机的管理，我国地方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及时有效地处理公共危机已经成为我国县级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然而，我国在危机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上都还不够成熟和完善，尤其县级政府在公共危机发生时缺乏可以迅速启动的政府危机管理协调机制和完善的危机管理绩效评估机制，而且各地政府官员和民众普遍缺乏危机意识，缺乏应对危机的预警机制和社会支持体系，由此，完善我国县级政府危机管理机制、体制，提高县级政府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危机的能力，对于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浅议县级公共财政

公共财政是以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为口径界定财政职能范围,并以此构建政府的财政收支体系,其特点是:公共财政是一种弥补市场缺陷的财政体制;公共财政是一种服务财政;公共财政是一种民主财政;公共财政是一种法制财政.构建完整的公共财政体系是我国财政改革的目标模式.该目标模式要求我国的各级财政都要转向公共财政.然而必须看到.各级财政具有不同的职能范围和收入特征及权力界限,因而各级政府所建立的公共财政又具有不同的特点.     

政府职能转变下中央与地方危机管理协作的新模式--以雅安地震救援为例

文章根据危机管理的四个模式框架,探讨新时期中央与地方政府危机管理联动合作的新模式建设。主要从危机管理的四个阶段：缩减阶段,预备阶段,反应阶段和恢复阶段,以雅安地震救援为例,分析了各个阶段中央与地方配合的现状和不足之处。提出新阶段危机管理合作的新模式：在缩减阶段,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在预备阶段,建立权威综合的信息共享平台;在反应阶段,加强应急组织之前的资源共享;在恢复阶段,应该明确分工的建议。     

产权制度、管理体制与收入分配的内在机理

对权力结构与收入分配内在关系与机理的分析证明,改革开放至今,国家和社会资源(包括资产和资本)在所有权、管理权和使用权之间的二次分离是我国市场经济的主导经济体制和管理模式。在这样的制度结构下,国家和社会公民的公权力与所有权被演变转化为政府行政管理权和资本控制权,即社会和市场经济活动的实际控制权。它们决定着国家资源和社会权利的初始分配,也决定着生产和社会收入的再分配。权力结构决定着分配结构,经济权利的分配是最根本的分配;强化国家公权和确定全体社会成员的民权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和实现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没有权力结构的平衡就不可能有收入分配的均衡。     

全球化与政府治理理念创新

全球化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其影响也是全方位的。全球化对政府治理的冲击首当其冲,它将对政府管理带来一系列影响与变革,包括行政管理理念的转变、职能体系的调整、决策体系与政策规制的变革等等。政府要强化社会治理能力与水平,强化管理的权威与合法性,就必须适应时代之需,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实现治理理念与行为的全方位的转变。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机制研究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当前公共行政管理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共同提供公共物品在公共行政学理论界已经达成基本共识。文章就此从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权力调整及运行、社会组织参与政府公共决策、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利益协调、政府与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四个方面对两者之间的合作治理机制进行探讨。认为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治理机制,两者都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政府应积极地转变职能,合理界定公权力、制定法律法规、加强沟通,促进信任。社会组织要强化自律,提高社会公信力,回应社会的需求,更好地与政府一起实现对整个国家的治理。     

完善我国危机管理的法律保障机制--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为例

文章认为危机管理作为一个非常态管理,政府精力往往集中于其突发性和紧迫性,为了能有效管理,各部门总是采取非常手段,甚至采用非法的措施。因此,通过法律的控制是制约政府滥用紧急状态的行政权的行使以保障公民权利的关键。     

中国政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管理中应理性选择

本文以危机管理理论为基础,从制度环境、合作关系和政府能力多层面、多角度来研究政府在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中应如何整合政府各部门、社会各界以及媒体的力量来处理社会危机。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中的公众需求表达机制探究

公众需求表达机制解释了需求信息如何从需求方进入供给方进而对公共服务供给产生影响,是实现公众需求充分表达的重要保障机制。从参与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三方主体”入手,发现在当前三方主体未能形成良性互动的情况下,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中的公众需求表达渠道不畅通且话语影响力弱,公众需求难以进入政府决策议程;购买服务过程中需求信息难以“上下贯通”,公众需求存在被政府和社会组织偏好替代的可能;服务提供和完成后,缺少公众和社会组织参与的反馈机制。为此,有必要建立一个以正确定位“三方主体”为基础、以充分表达需求信息为核心、以随时进入与退出的反馈机制为保障的公众需求表达机制,确保公众需求得到充分表达,从而提升政府决策的有效性和公共服务供给效率。     

民间组织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研究:一个社会资本的视角

民间组织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被视为解决现有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窘境的一大制度创新,政府——市场失灵论、契约失灵论以及志愿失灵论都对该供给模式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但在现实中,民间组织参与供给还有不少障碍,如供给模式同农村社会资本存在对接问题,民间组织公信力危机等。要克服这些障碍,建议重构农村社会资本,加强政府同民间组织合作,创新民间组织管理体制。     

我国公共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原因及解决对策

目前中国正处于公共危机事件频发的阶段,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要面临着如何有效地处理公共危机的严峻考验。目前中国的公共危机管理还存在着法律体系尚不完善、组织体系不够完备和信息管理体系存在缺陷等问题,这些都影响着中国在处理危机事件中的效率和效果。为此,中国应该在完善危机管理的法律体系、加强危机管理的机制建设和提高公民的危机意识等方面提升我国危机管理的水平,这也是改善中国政府危机管理的基本解决对策。     

后危机时代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与定位——以政府与市场关系为观察视角

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国家治理所必须思考的首要问题,是治理模式选择的重要依据。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权力边界的确定是双方力量均衡的结果,每一次市场的经济波动总会为二者关系的定位提出新的思考。2008年经济危机过程中,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登场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后危机时代,面对低碳经济的发展要求,中国市场呈现出消费需求不足、城市化潜力释放缓慢、投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所以面对各类市场需求,在后危机时代,政府应转变治理方式,权力触角逐渐淡出经济领域,让市场实现自我完善的同时进一步推进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