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诉求的演变

政治合法性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性在于,它直接关系着一种政治统治权的权威与效能,关系着它的兴衰成败、生死存亡.中国共产党对合法性的诉求体现了与时俱进的要求,经历了以个人魅力和意识形态为主到以政绩合法性和法理权威型为主的转化,从而使其对合法性的诉求转移到法律和制度层面上来.     

政治信任、合法性和政府会计改革研究

政治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治理机制,有助于减少政府运行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是维持政府合法性的重要基础.政治信任的形成与多种因素密切相关,有效的信息是政治信任形成的基础.通过从政治信任和合法性的视角探讨政府会计的改革问题,认为政府会计改革应以增进政治信任和减少合法性差距为基础,从沟通机制、制度机制等方面完善政府会计制度.     

论国家权力合法性与有效性的统一

国家权利的合法性是政治的核心问题?合法性与有效性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但二者并不存在因果决定关系,不能相互导出。正确认识国家权利的本质属性,准确把握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关系,在国家权力运行中努力实现合法性与有效性的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应有之义。面对新的形势和挑战,我们一方面要以国家权利的合法性来提高国家权利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要通过国家权利的有效性来确保国家权力的合法性。     

论当前中国政务诚信缺失的表现与危害

当前,中国各种诚信问题层出不穷,其中政务诚信作为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也出现了信用赤字.政务诚信缺失主要表现在政治结果、政治主体与政治过程三个方面,并对民主政治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与危害：消减了政治权威,造成合法性认同下降,以及行政贯彻过程受阻.     

卢梭政府理论的合法性论证——《社会契约论》卷三简释

卢梭的政府理论是我们思考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参考,这首先需要我们去理解卢梭论证政府的理路。贴近阅读卢梭《社会契约论》卷三,以其为线索可以区分出政府的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论证两方面。就形式合法性而言,政府是人民和法律的执行代理人;就实质合法性言之,自由政府才是合法统治的部分。同时,这种区分也是理解卢梭政府比例等式——主权者∶政府=政府:臣民的一个进路。卢梭政府理论的合法性论证,对我国建设法治型政府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论执政合法性思想的内涵及其发展

执政合法性问题是当代国家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和敏感的话题。江泽民在继承毛泽东、邓小平关于执政合法性问题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将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问题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结合起来,创造性地从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先进政党的理论与实践中寻求合法性基础。在坚持与时俱进的条件下,江泽民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思想和理论。     

全球民主治理与非合法性经济制裁行为的消减

经济制裁行为严重地影响了被制裁国、制裁国和第三国的经济增长,对国际政治的发展也形成了一定阻碍,经济制裁行为的合法性经常受到质疑。尽管并非所有的经济制裁行为均不具备合法性,但大部分经济制裁行为是缺乏合法性的。全球民主治理是现阶段消减不具有合法性的经济制裁行为,促进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健康发展的最佳选择。     

毛泽东时代中共执政合法性基础探析

通过对合法性内涵及基础的认识,分析了毛泽东时代中共执政合法性基础,认为绩效合法性不能简单等同于经济绩效合法性,意识形态不能看作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唯一基础",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是一个综合系统,不能简单化,不是随时空从一个转换到另一个的机械运动。     

中式快餐的合法性构建

本文尝试着从制度理论的视角分析中式快餐存在的合法性问题.本文从遵从、选择、操纵和创造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式快餐企业如何构建合法性战略并认为构建合法性战略对于中式快餐企业的发展和竞争能力的提高是十分重要的.     

中式快餐的合法性构建

本文尝试着从制度理论的视角分析中式快餐存在的合法性问题.本文从遵从、选择、操纵和创造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式快餐企业如何构建合法性战略并认为构建合法性战略对于中式快餐企业的发展和竞争能力的提高是十分重要的.     

关于上访问题的法律与政治思考

本文主要从法律角度和政治角度来分析上访现象,探求"上访难"的原因,针对其原因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法,从而在源头上保障上访的合法性,使民意得到实现,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     

非民主政治：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选择

政治现代化与政治改革是相伴生的，要取得政治发展就需要对改革手段的选择。民主政治是政治现代化的主流追求，民主政治也是中国国家政权建设一直力图实现的目标。在中国具体国情框架下，为避免民主的弊端，一些非民主政治模式也可以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对民主政治的替代选择。无论是怎样的选择，它们都始终是为了获取合法性资源，并为国家政权的稳定与发展服务。     

权力合法化研究学术观点综述

本文旨在针对我国社会转型期面临的权力合法化问题,对国内外研究成果作较全面的综述。权力的合法性是权力实际运行的基本条件,也是权力运行减低成本、提高效率、减少风险、提高对抗危机能力的必须。权力获取合法性的活动和过程,即是合法化。中外研究者认为武力、财富、意识形态、知识和技能、人格魅力、组织、执政业绩和制度是权力合法化的主要资源。在综合运用上述资源的基础上,西方学者主要提出了制度说、政治社会化说、交易说、共同体说四种合法化路径,我国学者的路径设计大致相当。应当看到,我国对权力合法化问题的研究还亟需提高水平。     

税收合法性的历史演化及其现实判断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启的我国市场化进程中,税收最常被强调的是政策工具职能,而忽略其形成的收入能力所具有的价值。在其后税收制度的变迁与演化中,减税路径被强调、被显化。税收合法性诉求因承历史仍然指向静态的“轻税”和动态的“减税”。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国家具有较强的生产性和福利性,其所承担职能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扩展,税收合法性实质与“轻税”形式特征的差异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税收认同。从我国当前税收制度及其变迁看,以轻税、减税的动静态特征来彰显其政治合法性仍然非常明显。这一税收合法性诉求在历史上是如何形成与固化的？本文试图理清其形成和演化的基本线索,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以“轻税”为税收合法性标志的影响及其与社会认同之间的互动演化。     

中西“文化霸权”语境:政治文化和话语体系差异的比较

中西方基于不同语境对"文化霸权"理解存在巨大差距,这体现了合法性问题在本土权力运作,以及政治文化和话语体系在造就这种观念差异中的作用。中西方应在交互行为中,共同反思其价值观念并探讨价值交流的可能性。     

风险社会背景下农村的善治——以广西桂平XH村为例

转型期国家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存在缺陷，农民通过灰色渠道筹集资金为自己提供公共服务，使得农村治理形成基于政府、市场和社会“有效”合作的多中心权威的格局，且运作“良好”，但降低了政府的权威，扩大了社会风险。变革中的中国属于一个风险社会。为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善治要求政府承担更大的责任、安排更多的财政预算、更有效的政策和政治方面的制度创新，促进新农村建设的良性发展，赢得绩效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     

哈贝马斯论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进入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哈贝马斯通过对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特征和职能的分析以及对国家干预活动的讨论来肯定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     

关于证据属性的若干思考——以证据的关联性为中心

关于证据的基本属性。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颇有争议。有观点认为．证据的基本属性有三。即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观点认为，证据的基本属性有二．即客观性和关联性。证据的客观性体现了证据的哲学存在性。为人们认识和把握证据的关联性提供了认识论；证据的合法性为人们收集、固定和保全证据提出了程序上的要求。在特殊情形下，某些不具备合法性或不具备客观性的材料仍可作为证据使用。证据的关联性才是证据的唯一基本属性。     

初查获取的有罪证据的合法性

初查是检察机关适应查办自侦案件的需要,在长期的办案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办案制度。随着反腐斗争的深入,出现了初查在实践中侦查化的趋势。本文以初查获取的有罪证据的合法性为切入点,结合证据法的相关理论,肯定了初查证据的合法性。     

中国哲学合法性之浅析

近年来，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成为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学者们花费了许多的精力来证明使用“哲学”这一概念的合法性。其实，讨论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哲学的概念含义，主要还在于中国哲学究竟有没有能力应对现时代的问题，即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哲学就没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