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浅论

我国在诉讼上长期实行一元化的证明标准,即刑事、行政和民事诉讼均采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不具科学合理性。我国应根据民事诉讼自身的特点,并结合国外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形成以高度盖然性标准为基本原则,并辅以其他标准的多元化证明标准体系。     

论行政处罚证明标准

行政处罚证明标准的不确定,导致执法实践中行政处罚的混乱。此种情况的出现不利于法制社会的发展。为了实现行政执法公正,应当尽快促进行政处罚证明标准的确定,规范的行政处罚证明标准的适用。在具体行政处罚过程中要将各种不同的标准与实践执法相结合,采取最合适的证明标准完善行政处罚行为的合法公正。     

刑事诉讼各阶段证据证明标准的差异研究

刑事诉讼对证据进行审查的三大环节为：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刑事审判。这三个环节是刑事诉讼的三大关键环节，对刑事诉讼活动有实质性的影响，因此在这三个环节对证据进行的审查也就尤为重要。2013年1月1日新实行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对证据方面进行了较的大改动，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我国刑事证据制度。但是对于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刑事审判这三个阶段的证据证明标准的规定不够明确，应当细化，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重构

2013年《刑事诉讼法》突破性的在证明标准解释性规定中加入了主观元素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即使＂排除合理怀疑＂的引用可能会带来更多、更新的问题但它却体现了我国证明标准向主客观相统一的方向发展的趋势。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的完善未必要打着与国际接轨的旗号而崇洋媚外,完全照搬或移植国外标准,完善这一体系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主客观相统一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多层次的证明标准。     

反思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价值与基点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合理构建对于法官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根据相关证据判定有关事实成立与否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学界对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研究并没有突破价值与现实的二元困境。综观法治国家的立法例,分析学术研究的不同路径,毫无疑问,构建证明标准的突破口就在于先将价值维度与事实困境二分,进而创造出蕴含价值维度而又尊重现实局限的证明标准。     

论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概念

随着民事诉讼证明责任与举讧责任的相关问题讨论的深入和广泛,国内学者在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两者概念使用上经常发生混淆,从而导致一些非本质性的争论,我们十分有必要从两者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来还原两者的关系,并分析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两者的关系形成的原因,并就统一规范两者概念的使用提出一些建议。     

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及其不足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是我国学界和实务界争议的问题之一.证明标准是刑事司法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诉讼成败的关键.我国目前的刑事证明标准特点是以客观性为认识支撑点,是认识论的乐观主义,是技术性不足与解释的多义性.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概括为证据确实、充分,从现实司法情况看,真正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的尺度难以界定.在诉讼活动中,不仅在实体上要以犯罪构成是否具备作为证明标准,在程序上也应以合法、公正和有效率为证明标准,实现公正与效率并举.     

论环境侵权诉讼证明责任分配

任何案件中都有可能发生争议事实没有足够证据辅助的情况,而在现代法治中,这并不能成为法官拒绝裁判的理由,证明责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其重要性。环境侵权诉讼因其参与双方的地位特殊性,证明责任的分配有着自身的特点。在对证明责任的性质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环境侵权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原则进行制定法层面的解读并进行比较清晰的定位,进而为其改进的提供理论上的支撑。     

行政复议证明标准原理分析

行政处理活动中的证明标准、行政复议活动中的证明标准和行政诉讼活动中的证明标准具有同一性。行政复议证明标准具有合理性、哲学基础和经济学基础。行政复议活动中的证明标准因具体行政行为的性质不同而不同,即行政复议分别采用“清楚而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和“优势”的证明标准。     

清末民国时期证据制度的证明标准研究

清末民国时期的证据制度是中国传统证据制度近代化的初始阶段。这种初始性在证明标准方面表现为立法没有就证明标准进行正式的规范,甚至没有出现证明标准这一概念。但相对于传统的证据制度,近代的证据制度对于司法官在认定事实方面毕竟出现了一定的限制。这些限制主要是要求当事人用证据证明主张的主要事实必须要达到能够使法官产生强固心证的程度。不足之处是,这一时期的证据标准在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领域几乎没有差别,这可以说是当时法律关于证明标准规定不成熟的地方。     

证明标准视野中的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研究

中国法学界就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研究及相关规则的引进,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构想。然而,学者们的探讨始终囿于证人出庭的"义务性"及人权保护等方面,没有去追问是否在任何制度体系中证人均有出庭必要这一问题。中西证明标准的差异,对证人作证制度有着根本的影响,中国只有在重构证明标准的前提下,借鉴大陆法系的有益做法,才能真正为证人出庭提供强大的现实动力。     

浅析民事证据中的证明标准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课题。确立科学、公平、合理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理论及法律制度对完善我国民事证据制度极为重要,对民事诉讼也意义重大。本文从民事证据的基本理论入手,分析了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现状和不足,最后立足我国国情,借鉴国外优秀理论,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我国民事证据证明标准制度的建议。     

证明妨碍制度法理基础各学说考察

证明妨碍制度在我国研究时限较短,而根据其他国家或地区对于证明妨碍都有相对完善的规定．证明妨碍行为早已存在且有继续蔓延的趋势,而我国也未对其有着足够重视,使受妨碍人不能得到妥善合理的救济,严重影响了诉讼的公平与正义,学界关于证明妨碍的法理基础有许多学说,正所谓是众说纷纭,正是这各类学说的不同理解,才使我们对证明妨碍有深层的了解。     

行政处罚案件证明标准有关问题研究

在证据体系中,证明标准与举证责任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证明标准越低,当事人承担的证明责任就越轻,证明标准越高,当事人承担的证明责任就越重。我们通常所说的“完成举证责任”中,判断是否“完成”的标准,就是证明标准。因此,在行政案件中,采用什么样的证明标准,对于行政执法和司法审查的取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论产品责任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

缺陷产品致人损害责任是一种特殊侵权责任,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其侵权诉讼的复杂性、长期性、差距性都决定了它是一场不公平的战役,其中有关举证责任的分配更是缺陷产品侵权诉讼利益衡平的关键点。通过对我国现行规定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现行举证责任分配的不足在于未能充分平衡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和举证能力,而且在证明标准方面仍然很不完善。因此为了更好地平衡利益与正义,笔者提出了通过完善有关缺陷及因果关系的证明标准以及实行限制性举证责任倒置来衡平双方的合法权益。     

WTO人类生命与健康权争端中证明标准的新发展——以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视角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着远比发达国家更严峻的人类生命与健康问题。专家组在涉及人类生命与健康争端审理中,逐渐确立了一些严格的证明标准,大大增加了发展中国家胜诉的难度,为发达国家借口干涉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人权提供了机会。可喜的是,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最近的涉及人类生命与健康的案件中的证明标准方面,开始关注成员国的主权和人权问题,适当增加了申诉方的证明责任,降低了被诉方(多数为发展中国家成员)的证明标准,为发展中国家在相关争端中据理力争提供了理论和判例依据。中国应该充分利用涉及人类生命与健康争端中证明标准的新发展,切实保护好自己的主权和人权。     

论票据诉讼举证责任之特殊性

<正>虽然票据诉讼属于民事诉讼,适用于普通民事诉讼原理,但票据诉讼自身又有许多特殊之处,票据诉讼举证责任相比普通民事诉讼举证责任也有其特殊之处。只有准确把握票据诉讼举证责任的特殊性,才能更准确的解决票据诉讼。本文即对票据诉讼举证责任的特殊性进行详细分析。     

论CEPA对协调内地与香港民商事管辖权的影响

CEPA的签署推动中国内地与香港的民商事密切往来,两地民商事管辖权冲突亟需解决。本文分析了两地民商事管辖权的差别,民商事管辖权冲突的原因以及借鉴CEPA建构协调两地民商事管辖权冲突的机制。     

CEPA 内地与港澳物流的纽带

<正>"内地与港澳地区落实CEPA加强物流领域合作研讨会暨第七届佛山(国际)物流合作洽谈会"于近日在佛山皇冠假日酒店隆重举行。本次洽谈会以"充分发挥CEPA作用,推动内地与港澳物流业深度合作"为议题,推进了包括现代物流业在内的国内外现代服务业投资合作的开展,促进了内地与港澳地区经贸合作的全面开展,加快了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步伐。     

“傍名牌”的主观目的证明标准

傍名牌的主观目的是使得公众误认、误导、误购。这里的主观目的和主观故意不是同一概念,两者虽属于主观的范畴,但有区别:目的是想要得到的结果;故意是存心,有意识地,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