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常州农民收入水平的结构途径

从结构上看,农民纯收入可分为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个大类,本文从这四个方面探讨了提高常州农民收入水平的结构途径。     

新时期农民增收对策研究

一、农民收入来源结构变化的历史回顾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49年的43．8元增加到2009年的5153元,增长了117倍。从1983年开始,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首次超过工资性收入。2009年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分别占农民纯收入的49％和40％,两项相加接近90％。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占比一直比较低。2009年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分别占农民纯收入的3．3％和7．7％。     

贵州省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结构性变化分析

文章从农民收入构成角度,通过对贵州省1990～2010年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得出贵州省的农民收入现状和收入增长的结构性变化: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较大,但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逐渐下降,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比重逐步上升。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比重虽然较小,但发展潜力很大。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对策建议,以期探寻农民进一步增收的有效途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云南农村居民和脱贫人口增收的思考

千方百计增加农村居民和脱贫人口收入，是云南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必然要求和头等大事。总体上，云南农村居民和脱贫人口收入水平不高，低收入人口中“三类监测对象”占到全国七分之一。宜从坚持以扩大工资性收入为主攻方向，突出抓好低收入人口工资性收入提升、着力稳住农民经营性收入、努力扩大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方面着手促进农村居民和脱贫人口增收。     

农户收入结构对农村贫困缓解的影响研究

采用2000～2005年全国26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该时间段内我国农户家庭经营纯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及转移性收入对农村贫困缓解的影响。同时,利用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分析了东、中、西部地区各种收入对本区域贫困缓解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家庭经营纯收入是我国农村贫困缓解的主要因素;与东、中部地区比较而言,西部地区贫困的缓解更加依赖于家庭经营纯收入,工资性收入对西部地区贫困缓解的效应强于中部地区。     

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路径分析

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民收入构成中,家庭经营收入是主体,工资性收入水平逐年提高但比重偏低,收入不稳定。只有拓展非农产业、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才能增加农民的收入,特别是通过农民文化科技素质的提高才能保证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措施探讨

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是十八大提出的要求,也是当前经济和社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要达到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目标,主要有六项措施: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积极发展农村二、三产业;积极发展小城镇及加快新农村建设;拓宽农民就业渠道,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努力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进一步推进体制改革和创新力度,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农民增收最大潜力在制度公平

2013年全国农民收入增长实现了＂十连快＂,向着完成党的十八大确定的收入倍增目标又迈进了坚实一步。但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仍未扭转,农村内部收入失衡问题日益突出,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尚未建立。从未来农民增收的渠道看,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空间越来越有限,工资性收入增幅不断下降,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增长潜力最大。     

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正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着力促进农民增收,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并突出强调"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那么,实现这一目标的潜力和希望在哪里,如何得以突破和落实?围绕这个问题,江苏省盐城市老促会调研组在赴东台、大丰、射阳等地进行专题调研后,深切地感到: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是一块亟待有效开发的领域,须让更多的农民问津财产性收入,使之成为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举措。财产性收入在农民整体收入中的特     

论创造条件让农民拥有财产性收入

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是我们党在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方面提出的一个新理念.笔者从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思路出发,仅就农民目前的财产性收入状况,特别是如何创造条件让农民拥有财产性收入进行初步的分析,以期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增加人民福祉提供有益的建设性意见.     

我国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现状与解决途径

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在近些年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农村居民的收入构成中,财产性收入的绝对量依然很小,且其来源单一,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文章指出,应采取积极措施拓展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来源,提高其财产性收入。这不仅能够进一步改善农民生活,同时对于扩大农村消费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等也有很大的帮助。     

福建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与农民收入

采用国家统计局福建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家庭人力资本水平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户主的文化程度越高,农户家庭的总收入越高,家庭收入中来自稳定的收入越多,收入来源越多样化,家庭的生活水平越稳定。随着家庭平均教育水平的提高,农户家庭的收入也不断提高,教育投资的收入弹性呈递增趋势,随着时间的推进,教育对收入的效应逐渐加大。从培训来看,接受培训的农户家庭,其收入明显高于未接受者培训的家庭的人均纯收入,而且随着家庭劳动力接受培训次数的增加,家庭收入也不断增加。     

农户地租契约选择的经济逻辑:预期效用抑或损失规避

随着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农户的经济决策动机逐渐从风险(成本)最低转变为收益最大。但是,地租契约的不完全性等因素,可能使农户在选择地租契约时,需要在收益(租金)的可靠性和收益最大化之间进行权衡。文章理论分析表明,农户在选择地租契约时,其经济逻辑是损失规避而非预期效用理论。进而,文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2015年调查数据,通过probit、IVprobit和似无相关回归模型检验了这一理论假说。研究结果显示,租金水平越高,农户越倾向于选择固定地租契约;消除内生性后的边际效应显示,租金提高每万元,农户选择固定租金契约的概率提高28.3%。机制分析发现,土地流转契约期限的增加会强化租金对农地转出户选择固定租金契约的影响。运用工具变量估计、交叉项和费舍尔组合检验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租金对固定地租契约的促进效应,在低收入农户中相对更高;在低收入农户中,契约期限不具有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为地租领域农户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与政策预期的不一致,提供了理论解释与经验证据。基于此,文章提出为使农户通过地租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需要进一步完善农地流转契约治理机制等政策建议。     

退耕还林条件下农民增收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以冀西北为例

退耕还林工程,覆盖面广,投资多,农民参与程度高,对相关农民的收入影响深远。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退耕还林属于公共物品,在退耕还林的过程中存在着政府双重垄断现象,农民具有明显的＂经济人＂属性。因此,若想实现生态目标,关键在于以增加农民收入为切入点,在政府和退耕农民之间建立起一种稳定的激励相容的契约关系：建立长期稳定的国家直接补贴制度;建立退耕生态林产权收购制度;培育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退耕地区的教育水平。     

借鉴国外经验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扩大中产阶级,国外有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我国中等收入者正处于发育成长的关键时期,具有“财产”和“职业”的双重特性,力量小,较脆弱。其发展面临着低收入群体提升困难、强势群体“强强联合”、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不协调等诸多问题。政府应借鉴国外经验,供给农民制度,加快税法建设,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统筹经济政治社会协调发展等,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Are Wages Too Low? Empirical Implications of Efficiency Wage Models

Firms may pay efficiency wages to enhance productivity. The conventional presumption is that efficiency wages are inefficiently high because they lead to unemployment that is also inefficiently high; government policies that lower wages raise output. Using a simple and general efficiency wage model, this paper finds a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the opposite conclusion. If the condition holds, wages are inefficiently low, leading to productivity that is also inefficiently low. It is the high-wage policies that raise output, even if they also lower employment. Published empirical results support the condition. No evidence is found for the conventional presumption.     

合法转让权是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基础——成都市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的调查研究

建立在完整财产权基础上的土地流转是提高农民收入、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之一,而合法转让权则是财产权的核心。通过对近年来成都市农村土地在确权后进行合法流转的大量案例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建立在合法转让权基础上的土地流转,可以为农民带来可观的收入,而农民收益的高低与其获得的财产权利强弱紧密相关。政府应该在界定和保护产权的同时,打破城乡要素流动壁垒,逐渐从直接参与土地交易中抽身而出,完成向"公共服务提供者"角色的转变。在农地确权的基础上进行的集体土地流转,可以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为统筹城乡发展奠定基础。     

农地制度改革与农民财产性收入关系研究述评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但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并未有所改变,进入21世纪以来,基尼系数一直保持在0.4以上,成了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这已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那么,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一些学者开始把目光转移到如何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上来。因为土地是农民最大的财产,应该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但在现实中由于土地制度的约束使其财产收入功能的发挥受到严重影响,所以,要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就必须改革土地制度。基于此,文章对农民财产性收入与农地制度关系的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研究与决策提供参考。     

新农村建设与农民非农转移冲突的制度反思

建设新农村的关键路径是扎实推进和顺利完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但是当新农村建设有效提高了农民财产性收益与公共服务性收益时,农民非农转移的成本将会大大提高,从而延缓劳动力转移进程。本文在托达罗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制度变量,分析了新农村建设与农民非农转移冲突的根源,并提出一些改革设想。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对农村居民家庭教育消费支出的影响关系研究——基于湖南省省域视角

教育消费本质上是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相比而言,农村居民长期不对自身进行教育投资,很容易形成边缘化的新"文盲"群体,难免被社会所淘汰,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及农村财产性收入制度的提出,对农民家庭来说,将成为提高收入和扩大教育消费新的增长点,将对农村居民家庭教育消费支出有着很大的预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