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农村财政扶贫资金使用与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改革开放后,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农村贫困问题仍然是当前不可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虽然扶贫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农村扶贫资金的使用与管理还存在地方财政配套资金支持不足,农村扶贫资金项目投向不合理,以及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针对贵州农村财政扶贫资金使用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应加强农村扶贫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充分发挥扶贫资金的功能,从而促进贵州农村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农村贫困治理的优化与升级——基于嵌入式农村扶贫实践经验及嵌入行为治理的思考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中国的农村贫困治理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持。在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下,脱贫攻坚阶段的嵌入式农村扶贫具有系统化的优势和精准性的特征：多元主体的全要素嵌入、多种渠道的全领域嵌入取得了显著成效,对绝对贫困人口进行的精准扶贫确保了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但也存在“嵌入裂缝”降低了扶贫效率和绩效等问题。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后,随着农村贫困治理任务和环境的变化,嵌入式农村贫困治理应在延续系统化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嵌入行为治理弥合“嵌入裂缝”,并从精准扶贫向精准防贫升级,从精准脱贫向整体致富升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乡村治理现代化和制度及关系嵌入弥合“嵌入裂缝”,提升嵌入式农村贫困治理的效率和绩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农村集体所有制,强化制度嵌入和关系嵌入,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构建和完善系统化、整体致富与精准防（扶）贫并重的农村贫困治理体系。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贫困现状及政策思路

一直以来,鄱阳湖地区是江西省农村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之一.随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不断深入,研究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农村贫困问题显得日益重要.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贫困人口存在先降后升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生态破坏、资金匮缺、基础设施不完善以及农村人口文化素质偏低等因素导致了贫困.应从改善反贫环境、加大扶贫资金力度、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等方面优化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扶贫工作的政策.     

中国农村30年开发式扶贫:政策实践与理论反思

自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30年的开发式扶贫跨越了农村经济改革和小规模的区域扶贫、大规模有针对性地开展扶贫计划、"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与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四个演进阶段,政策实施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是,区域开发式扶贫政策措施在过去30年的实践中也产生了很多需要认真反思、总结和研究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农村扶贫战略对贫困的识别与认知、贫困标准、扶贫方式和扶贫瞄准机制等方面都将发生重大的调整和转换.依托制度创新,推动经济和就业的并重增长,促进开发式与救济式扶贫并举实施,将是下一步农村扶贫的必然选择.     

资金互助是解决农村贫困群体资金需求的有效途径——临朐县龙岗镇齐家庄村扶贫互助协会的启示

近年来,临朐县探索建立扶贫资金与农民生产经营相结合的有效方式,先后在52个村成立了扶贫互助协会,成为困难群众增收致富的“及时雨”.实践证明,资金互助是农村正规金融体系覆盖不足的有益补充,是解决农村贫困群体资金需求的有效途径.     

关于扶贫资金审计监管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贫困问题是一个全球关注的焦点问题,消除局部地区的贫困是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尤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阶段,政府聚焦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明显短板,为取得扶贫攻坚战的胜利不断加大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入。与此同时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扶贫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资金闲置、违规使用、贪污腐败等现象。扶贫资金管理和使用过程中效率低下,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缺乏科学完善的扶贫资金审计监管体系,基于此,本文就扶贫资金审计监管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农村扶贫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

农村人口贫困问题历来是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所必然面对而又必须有效解决的社会经济综合问题, 是一项涉及范围广、错综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自从 1980年国家财政设立财政扶贫资金以来,我国的农村扶贫开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4年的 202万人,已基本解决了中国农村人口从19世纪末     

权利扶贫:农村扶贫突围的一个法治路径

扶贫政策的低效性、"三农"问题的历史动因以及农村扶贫战略的调整,催生了权利扶贫理念。权利扶贫是农村扶贫的一种新的有效思路,是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消除贫困的现实抉择。通过对权利扶贫的法律分析,制订《农村反贫困法》,以"权利扶贫"的理念为指导,实现农村反贫困工作的法治化和新突破。     

宁夏信贷扶贫资金使用问题分析

宁夏属欠发达地区,在解决贫困问题上虽已取得较明显的成效,但在信贷资金使用和投入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本文针对问题深入分析,对信贷扶贫资金的投入与使用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中国残疾人扶贫的发展历程与政策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残疾人扶贫实践在不断的摸索中前进,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社会救济式的非正式扶贫阶段、正式扶贫的起步阶段、扶贫攻坚阶段、长远规划阶段和精准扶贫的机制创新阶段;其间,扶贫政策的变迁呈现出七种趋势：从救济式非正式扶贫到专业扶贫开发、从局部扶贫到全面扶贫、从单一要素扶贫到综合要素扶贫、从粗略扶贫到精准扶贫、扶贫目标从短期实现和解决生存问题到长远规划和兼顾生存与发展、扶贫主体从单一到多元化、扶贫措施从简单和非专业到多样和专业化。目前残疾人扶贫仍然存在重视数量、不重视质量,精准化程度不够,各部门扶贫任务不明确、考核机制缺失,领导机制与服务机制不完善,注重客观扶贫、不注重主观扶贫等问题。应坚持多元、综合的残疾人扶贫方向,加强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残疾人精准扶贫工作机制、领导机制和服务机制,并充分发挥贫困残疾人的主体能动作用。     

新形势下扶贫开发瞄准机制创新研究——以湖北省恩施市为例

在我国扶贫开发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扶贫开发瞄准机制逐步建立。根据对湖北省恩施市扶贫开发现状、问题和扶贫效果的调研,扶贫瞄准机制运行中主要存在瞄准主体缺少必要的协调和整合、瞄准对象精度不高、瞄准项目偏重于短期效益、瞄准制度环境运行不畅等问题。面对扶贫开发的新形势和挑战,必须不断完善和创新瞄准机制。在瞄准主体上要创新扶贫资源传递机制,在瞄准对象上要创新动态瞄准机制,在瞄准项目方面要创新扶贫开发的长效机制,实现从开发式扶贫到保护式扶贫瞄准理念的转变。     

吉林省金融扶贫问题及对策研究

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吉林省作为我国的农业大省,不仅肩负着农村金融改革的重任,还要将剩余5001户、10063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持续巩固脱贫攻坚工作成果,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对此,应以中央及地方颁布的各项扶贫政策为依据,结合省内金融扶贫的现有模式和实际情况,对金融助推吉林省脱贫攻坚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为吉林省金融扶贫提供对策建议。     

整合式扶贫:一种新的扶贫治理模式的尝试性阐释——以大理州扶贫治理经验为例

通过对扶贫治理研究中的发展主义范式、制度主义范式和政策主义范式比较分析,发现当前部分地区的精准扶贫实践更多遵从在政策主义范式指引下的政策性扶贫路径。这种路径可能导致扶贫效果的"棘轮效应",造成政策结果的"马太效应",引发基层政权"异化效应"。考察云南省大理州的扶贫治理实践,我们发现一种整合式扶贫模式,这种模式具有整合论意义上的整体涌现性特征,遵循内生性逻辑、整体性逻辑和综合性逻辑进行运转,提升了国家贫困治理政策的执行绩效,化解了地方政府的政策风险,可以看作是一种贫困治理模式的创新。     

政策工具与乡村振兴——基于建党100年以来扶贫政策变迁的文本分析

建党100年以来，我国在减贫治理中采取了许多独创性、独特性的重大举措，积累了一系列可复制、能推广的减贫经验，为国际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为梳理总结建党100年来中国的减贫经验与特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以1921~2021年间与扶贫密切相关的中央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从命令性工具、激励性工具、象征及劝诫工具、能力建设工具出发，运用NVivo11软件，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央颁布的扶贫政策进行文本挖掘与分析，探索中国减贫治理的历史变迁，分析各阶段扶贫政策的模式特点，并对这些政策工具在乡村振兴阶段的应用与启示进行探讨。     

PPP在精准扶贫中的应用研究

精准扶贫是解决我国贫困问题的最好方法,PPP模式可解决精准扶贫中的一些难点问题。在精准扶贫中采用PPP可以缓解政府部门的财政压力,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质量,激活社会资本精准扶贫的积极性,降低政府部门、社会资本和扶贫项目的风险。同时,在将PPP应用到精准扶贫时,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培养专门人才,进行科学绩效考核,加强教育宣传和合理分担风险与利益,以更好地完成精准扶贫目标。     

我国光伏扶贫可持续发展探析

光伏扶贫是我国精准扶贫的一项重要举措和有效尝试。鉴于光伏扶贫对自然资源与金融资源的需求,在我国贫困地区推广、实施光伏扶贫任务艰巨,应探讨光伏扶贫可持续发展路径,开展光伏扶贫机制模式研究,分析下一步发展面临的挑战,围绕资金、政策、监管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工作换福利与贫困社区治理:公益性岗位扶贫的双重效应——以秦巴山区一个行动研究项目为例

随着传统贫困治理方案成效的减弱和脱贫攻坚中负面激励现象的多发,贫困治理体系亟待创新完善。基于"工作换福利"思想的公益性岗位扶贫,通过对农民主体性的激发,对其参与权、决策权和发展权的保护与实践,不仅有效解决了贫困治理中的福利依赖和负向激励问题,而且促进了贫困个体收入增长、社区融入和能力提升,有效助推脱贫攻坚的同时也使得乡村治理获得显著改善。公益性岗位扶贫方式紧扣乡村治理的核心主体,通过调动贫困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公共服务意识,使其在工作报酬之外还获得了超越个体与单个家庭的集体的认同感、存在感、幸福感等多重福祉,有效增强了村庄内源性的发展动力和发展能力。     

商业保险支持农村扶贫开发初探

商业保险支持农村扶贫开发是贯彻中央精神的、履行社会责任、促进行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保险机制在支持农村扶贫开发中具有独特优势:可成倍放大扶贫资金效用,提高贫困人口抗风险能力,调节利益分配关系,改善贫困地区的金融生态。保险业可从做好基础扶贫工作、参与医疗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完善贫困地区灾害风险转移机制、参与贫困地区综合开发等方面在支持农村扶贫开发事业。     

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与农村经济增长关联性研究——基于面板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以2009-2017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基础,从金融发展、金融扶贫力度和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入手,基于面板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法对我国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三者之间尚未达到协调发展的程度,其中金融扶贫力度和产业优化能够显著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但金融发展规模对农村经济来说仍然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即金融规模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负向影响;其次,农村经济增长一方面会促进金融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也会减少贫困度,进而导致金融扶贫力度的降低。另外,金融规模的扩大也为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而当产业结构优化优势发挥出来后,其又会对金融规模产生显著的反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