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乡村治理共同体是多元主体在共同的利益基础、责任担当和价值遵循的基础上，为全面治理乡村公共事务而形成的有机联合体。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体现了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的内在要求，与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高度的内在耦合性，但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着基层配套制度设计有所欠缺、基层政府治理手段刚性化、村干部动员能力不足、村民主体性缺失和农村社会组织发育迟滞等现实困境，为了充分激发乡村治理的活力和潜能，需要构建完善基层治理制度、强化情感认同、树立村干部权威、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以及发展和培育农村社会组织等实践路径，以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培育“新乡贤”：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构建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主体意愿、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研究如何构建乡村振兴的内生主体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传统乡贤因为具有权威性、内生性、公共性等特征,能够有效动员和组织农民,成为乡村有效治理的内生主体基础。基于上述传统治理智慧的启示,本文构建权威嵌入性、公共性与治理主体有效性的关联性分析框架,从历史变迁和当前实践的角度分析通过培育新乡贤构建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运作机制。研究表明:1○乡村权威的嵌入性影响其治理能力、公共性影响其治理意愿,治理能力和治理意愿影响乡村治理主体的有效性,并进一步影响乡村治理的效果。2○从历史变迁来看,乡村主导性权威决定村庄治理模式,其中传统时期是文化权威的生成与士绅治村,集体化时期是政治权威的构建和国家治村,包产到户后则是经济权威的兴起和能人、富人治村。3○培育新乡贤是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有效构建机制,包括宗族权威公共化、文化权威在地化和经济权威体制化三种具体机制。三种机制的根本目的都是通过生长公共性、提升嵌入性,进而提升其治理意愿和治理能力,最终实现村庄有效治理。4○作为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新乡贤,其促进乡村有效治理的机制是基于村庄内部组织的再运作。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权威基础的嬗变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权威依群体社会化而存在,其基础伴随社会结构变化发生历史性变迁。本文将乡村权威置于现代化进程中,从四个阶段梳理出乡村权威基础的嬗变,阐明权威基础的变化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演变。     

“要挟型上访”——底层政治逻辑下的农民上访分析框架

与农民通过上访进行维权抗争不同,要挟型上访是农民通过上访来胁迫基层政府介入其利益纠纷,从而实现其不合理的要求和利益主张。其发生原因包括压力型信访治理制度、乡镇政府权威弱化、村落权势阶层兴起、乡村社会利益纠纷解决机制不畅。但要挟型上访仍是遵循底层政治逻辑的日常抵抗形式。它是农民对在国家权力逐步退出乡村社会的同时,没有建立良好的法治精神、乡村社会治理结构以及缺乏公正、公平的乡村社会利益纠纷解决机制下的日常抵抗。     

让民间力量呼应“中南海政令”

好的政策怎样获得好的执行,正在困扰着农村工作;政府如何管理乡村社会,仍然深陷传统体制的泥沼。实现农村和谐发展,需要建立政府与乡村社会的新型关系,核心是革新基层政府运作,激活乡村民间力量,探索“多中心治理”的乡村治理范式。     

乡土权威与法理权威的形成及演进——湖北省武汉市徐东村观察

乡土权威源于土地共有和村落传统道德伦理,由于国家控制乡村社会手段的转变和《村组法》的实施,乡土权威在乡村社会又获得了新的表现形式。随着市场经济和股份制改造浪潮的冲击,一种新型的权威-法理权威开始在乡村社会中确立并发挥功效,然而,通过对个案的观察和分析发现,在乡村社会,权威及其治理模式的变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唱和与首倡:论国家政权在传统乡规民约演进过程中的角色嬗变及其影响

在传统乡规民约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时刻浮现出国家政权的身影,在乡村社会与国家政权自身的合力努力下,国家政权实现了从"禁断者"到"唱和者"再到"首倡者"的角色转化,这种角色的嬗变对于传统乡规民约自身发展乃至整个乡村社会都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它有力地推动了乡规民约的规模发展、增强了乡规民约的合法性、强化了乡村社会组织在乡村社会的统治权威;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乡规民约性质蜕变、认同感降低、乡村社会组织影响力下降、乡民"自治"意识与能力削弱等消极影响,并最终导致了对乡村社会管理失控的严重后果。     

乡镇环境治理现状调查--以陕西省L镇2019年环境治理为例

基层政府在整个政府层级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社会性和基层性等特点尤为突出,其社会管理职能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采用文献法与访问法,通过调查L镇政府环保办工作发文情况和访问环保办工作人员,了解环保办社会管理职能,分析乡村污染治理措施,从而明确基层政府在乡村环境治理工作中的重点。     

我国乡村旅游发展中地方政府行为治理现代化研究

我国的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而我国的乡村建设由传统社会管制向现代社会管理转变。其中,乡村旅游发展作为乡村社会建设中必不可少的项目之一,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城乡一体化的构建。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必然要有地方政府行为治理现代化作为保证。因此,从地方政府行为现代化的内涵与特征入手,探讨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并就此提出其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基本路径。     

推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正>目前,乡村社会已经很难通过对道德、宗法和财富的认同来产生稳定的政治权威结构,而政府的任命也已经很难与乡村居民的认同保持一致。因此,为了产生较为稳定的乡村社会权威结构,并使这种结构保持一种强制力,就需要用制度设计来保证权力获取的认同度,比如民主选举制度的诞生就是如此。当前,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实际上是延续了改革之前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所以在有的地方,农村的土地所有权主要是在过去的生产小队,也就是现在的村民小组。但是,也有一部分地区不是这样,人民公社时期土     

从“文字下乡”到“数字下乡”的百年乡村建设——基于政府治理的视角

百年来，乡村建设贯穿于中国现代化探索的整个进程。“文字”作为伴随着乡村建设运动下沉到乡村社会的一种重要资源和工具，为政府提升治理效率、贯彻国家意志以及保证乡村社会有效运转提供了可能。“数字”作为信息社会的新“文字”，在数字乡村建设中以数字技术、数字信息、数字权力等形式助力政府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通过对“文字下乡”和“数字下乡”的考察及比较发现，“文字”和“数字”作为不同时期的现代性符码进入乡村社会，促进了现代性价值在乡村社会的传布和发展，政府治理行为随之表现出治理技术理性化、治理面向服务化和治理内容精细化的转变。     

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异化的乡土逻辑——以“合作社包装下乡资本”为例

本文通过考察当前的"合作社包装下乡资本"现象,发现合作社被包装成为下乡资本的牟利工具、政府招商引资的政策优惠包和乡村精英投机资本包装的载体,呈现出乡土实践与制度文本背离的异化状态。合作社制度的运营需要与乡土社会政治生态相适应。当前乡村的社会结构分化、基层治理方式之变以及乡村经济发展动力之变,使下乡资本与权力形成了不同的结合形态,即下乡资本和部门权力的结合、下乡资本与暴力权威的结盟以及与少数乡村精英的合谋。农民专业合作社被这些结合的权力主体策略化运作,这构成了合作社制度异化的乡土逻辑。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治理的路径论析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社会的问题日益突出。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的新时期,乡村社会治理也面临着从传统村组管理向现代社区治理的转变。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主要面临两大困境:内部治理主体的缺失和治理体制的落后性。"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乡村治理转型提供了有利契机,乡村应该紧紧抓住优质社会资源输入不断增加的优势,通过激发乡村社会内生力量,创新治理的体制机制,增强基层组织治理权威等途径来提升乡村治理的有效性,推动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关于新公共管理与乡村治理的思考

分析了中国乡村治理的现状和新公共管理的背景,确定了中国借鉴并实施新公共管理的必要性,明确需要管理的事,对乡村及其机构进行监管,减少政府行政支出,减轻基层的财务压力。通过增加金融投资,加强资本监管,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探索公共服务合同,提高农村公共服务质量。论述了关于新公共管理与乡村治理的相关内容,提出了相关策略,有效提高村庄的自治水平和自治程度,明确村庄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确保村庄自治资金的安全。     

推进组织振兴完善乡村治理体系

<正>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乡村治理体系,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善治格局,推动乡村组织振兴。健全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的固本之策。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乡村治理体系,推动乡村组织振兴。     

“三治融合”视域下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理路及政策建议

乡村治理面临社会结构变迁，乡村规约权威弱化，传统乡规民约与现代文明碰撞的现实挑战，社会资本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来源，对于重构乡村自治的信任网络、秩序空间和德治观念的传播具有积极作用。基于乡村治理的实际情况，增强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要求在政策层面加强对社会资本参与的激励与引导，实现不同资本类型的有机整合，共同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服务。     

组建民事民治三级理事会构建乡村社会管理新网络——来自广东省云安县的实践与探索

近年，广东省云安县积极建设全省农村改革发展试验区的行动引起了国内“三农”学者的广泛关注，2011年通过组建新型农村社会组织——“组村镇三级理事会”，将乡村社会管理引向深处，构筑起了“政府和群众互动”的乡村社会管理新网络。本文在回顾我国乡村社会管理思想的历史传承和理念创新的基础上，以云安县组建三级理事会的探索实践与借鉴启示为切入点，探讨了加强和创新乡村社会管理的相关对策，以期为加强和创新广东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基于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的乡村旅游经济适应性管理策略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旅游经济发展承担了农村经济建设的重要使命。为了促进我国乡村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针对当前我国乡村旅游适应性管理中生命周期理论应用存在的问题展开分析,得出我国乡村旅游经济适应性管理中存在特色旅游资源的探查滞后、人力资源组合不当致使乡村旅游衰落、物质与精神的协作发展尚未平衡及乡村旅游风险的规避和防范存在延迟性等问题。基于此,文章提出加大政府对特色资源勘查的扶持力度、打破常规性的人力资源简单组合模式、延续并创新物质与精神协作的旅游战略和健全乡村旅游风险管理的体系和制度的措施,促进生命周期理论与乡村旅游经济管理契合,以求真正推进乡村旅游经济的有效发展。     

乡村治理沿草

古代乡村治理是地方治理的重要内容,主要研究乡村公共权威管理农村社区,以增进农村社区公共利益的过程,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自上而下看,乡村治理是国家行政权力末梢,自下而上看,是国家治理的根基,关系到农村社会秩序,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     

西部地区乡村振兴实施的理论逻辑与发展路径

不同地区具备的乡村振兴现实基础和客观条件不同,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需要选择不同的逻辑与路径。西部地区相对东中部地区,乡村各方面的条件总体落后、基础薄弱,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需要重点处理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政府与市场、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长期与短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关系;通过构建有效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激活乡村振兴各要素,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在西部地区高质量落地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