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话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案例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使得东道国的本土企业获取的劳动效率提高,这就是业内所称的溢出效应。研究表明,国家开放本身并不能保证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在本国创造溢出效应,FDI的行业内溢出效应也不是自动产生的,东道国的政府政策以及不同的行业状况和特点都对溢出效应产生影响。我国的移动电话制造业是近十年来新兴的、发展迅猛的,同时又是一个典型的利用外资发展起来的行业,本文作者针对我国移动电话制造业进行案例研究以此进一步探讨FDI溢出效应产生的机制。此文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基金批准号为:70473045。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不同所有制企业工资溢出效应的比较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非国有内资企业的工资溢出效应显著地高于国有企业,并且外商投资比重越高的地区或产业.对不同所有制类型的内资企业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差别越大.     

江苏省制造业FDI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FDI)具有技术溢出效应,但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是自发产生的。江苏省是我国的制造业大省和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大省,如何利用外资技术溢出效应推动江苏制造业的发展,是关系到全省工业的经济持续发展。本文通过江苏省制造业定量分析FDI的技术溢出效应。     

双向直接投资、知识溢出效应与创新链协同发展——基于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双向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及其知识溢出效应对创新链协同度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验证。基于复合系统协同理论，构造并测度2011—2020年中国38个工业行业创新链协同度，并将知识溢出效应分解为技术知识溢出效应与管理知识溢出效应，实证检验双向直接投资对创新链协同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均能对创新链协同度产生正向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对创新突破型行业创新链协同度的积极影响更加显著；知识溢出效应发挥机制作用，其中，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知识溢出效应强于外商直接投资，而外商直接投资的管理知识溢出效应强于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结论可为投资开放背景下构建创新链协同发展机制与路径提供新的经验证据和政策主张。     

技术溢出的主渠道:外商直接投资还是进口?——一个文献综述与评论

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是从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贸易两个方面研究技术溢出的效应。基于C-D生产函数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表明流入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结论有三种:正效应、负效应和有条件存在技术溢出效应。行业特征、区域差异、技术特质、吸收能力、市场结构和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产生影响,这是外商直接投资在不同东道国技术外溢效应产生差异的原因。进口是一国获得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途径。基于C-H模型和LP算法,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发现: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在一定条件下存在"门槛效应",并且这种技术溢出要与东道国的吸收能力结合才更具效果。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同时存在,目前还没有一致的结论。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与相对工资差距

本文从技术溢出的角度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对相对工资差距的影响。FDI主要通过两种技术溢出渠道作用于相对工资差距：其一为FDI引致的进口贸易而产生的技术溢出,其二为外资企业在当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而产生的技术溢出。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分析表明：FDI的两种技术溢出渠道均扩大了我国的相对工资差距,但存在区域差异。     

国际技术溢出对我国自主创新的影响实证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技术溢出对一国或一个地区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日趋加深。运用2001—2008年高技术行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多种国际技术溢出渠道对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全行业范围内,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行业间溢出渠道,显著地促进了我国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而行业内溢出效果不明显;进口为我国带来了先进技术和中间产品,从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而出口渠道存在一定的抑制效果。进一步实证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行业间溢出效果在内资主导型行业大于外资主导性行业;进口在外资主导型行业的溢出效应大于内资主导型行业。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工资水平的影响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工资水平影响是不同的。本文以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为研究对象,对典型行业建立计量模型分别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这两类行业工资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由于两类行业中劳动力层次不同和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地区分布差异的影响,使得外商投资对工资的影响在不同行业其影响机制亦不同,而且外商直接投资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受东道国劳动力市场及外商直接投资量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市场竞争及对我国制造业的技术外溢效应——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分析

本文使用我国2000-2003年201个四位码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借助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析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国内市场竞争程度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的重要变量.国内市场较高的竞争程度抑制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地企业产生负技术外溢效应,促进正技术外溢效应的产生.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相同数量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和存在对不同国家、地区或行业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渠道差异性研究

根据中国2002-2014年8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渠道的差异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中国外商直接投资3种渠道下的溢出效应均为正,但水平溢出、后向溢出效应呈现递减趋势,前向技术溢出效应基本保持不变,且前向技术溢出大于其它两种渠道的溢出效应。最后,根据实证检验结果,从国家和企业两个层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程度研究

利用我国2001～200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借助相关统计指标分析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程度,从中可见:外商直接投资整体上的溢出效应和外资经济质量不高,但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和不同行业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港澳台资的溢出效应明显低于其他外资,但其经济质量明显高于其他外资经济;东部外资的溢出效应和经济质量明显低于中西部;在8个工业行业中,除纺织衣帽鞋制造业、金属冶炼加工业和其他制造业外的外商直接投资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除金属冶炼加工业、电气电子仪表制造业和其他制造业外的外资经济质量均高于内资经济质量。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进步效应的测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英国的第三大外商直接投资接受国。实践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经济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等方面。外国资本通过投资我国现代制造业产生了效益,提高了资本密集程度和劳动生产率,也是我国工业化的催化剂。本文通过建立用外商直接投资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增长模型,定量测算了我国FDI的技术进步效应。     

FDI、产业关联与我国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基于不同技术渠道的比较分析

随着温室效应的加剧和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引起重视。文章采用2004~2011年38个工业行业的数据为样本,分析了FDI对我国工业行业及其上、下游产业碳排放的影响,并且从技术渠道的角度,分析了FDI通过不同技术渠道对这些关联产业的碳排放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FDI主要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效应降低东道国企业的碳排放量,且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显著降低了上、下游行业的碳排放量。     

金融发展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机制

金融发展,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三种渠道,提升出口复杂度,但其影响存在门限特征。当跨越金融门槛后,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提升出口复杂度,且金融发展通过技术创新对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效应,要大于金融发展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对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效应。因为中国金融发展的教育融资功能尚未发挥作用,所以,金融发展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提升出口复杂的作用较弱。     

外商直接投资能否促进中国制造业的清洁增长?

选取我国制造业15个部门为研究对象,利用我国2002年和2005年投入产出表中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以及三种环境污染物排放数据,全面衡量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我国制造业对三种污染物排放的全部直接和间接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污染排放的直接影响来看,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流入我国制造业中相对清洁的部门,例如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污染密集型的行业中外商直接投资占比很低,污染避风港假说在中国制造业不成立。(2)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污染排放的间接影响来看,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后通过产业关联效应间接导致某些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污染物排放增加,例如化学工业,因此污染避风港假说在中国并不成立的论断存在一定局限性,需要重新修订。(3)在不考虑产业关联时,我国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结构表现为促进我国制造业的清洁增长,但考虑产业关联后,外商直接投资会通过间接效应导致制造业污染密集型行业污染排放增加,从深层次看,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能促进中国制造业清洁增长的结论存在局限性。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工业的溢出效应分析——基于要素密集型分类的研究

为了体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不同要素密集型工业的溢出效应,文章在充分学习和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我国工业中35类行业数据,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资本一技术密集型、劳动一技术密集型及劳动一资本密集型工业。分别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这五类工业的溢出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自主创新的影响分析

文章利用1995—2007年的FDI年度数据,就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自主创新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年专利申请授权量并未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而海外华商直接投资和西方国家直接投资都对我国的年专利申请授权数目产生了一些正向影响,并且海外华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要大于西方国家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     

知识产权保护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影响的研究——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实证分析

知识产权保护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和垂直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签订以来,知识产权保护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作用更是日益显著。运用面板数据,对中国高技术产业1996-2005年15个行业的分析显示:高技术产业中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水平和垂直溢出效应,其中垂直溢出效应较水平溢出效应更为显著;现阶段的知识产权保护抑制了高技术产业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和垂直溢出效应。上述分析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应以促进国内研发为出发点,兼顾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     

FDI对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门槛效应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于东道国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争议,本文采用1998-2007年我国制造业企业层面数据,运用Hansen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行业内和行业间FDI对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FDI技术进步溢出效应主要发生在行业间而不是行业内:FDI与行业间前向溢出效应呈现"U"形关系,而行业内水平溢出效应和行业间后向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进一步从FDI来源异质性层面分析,发现港澳台资本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而西方资本产生的后向溢出效应呈现"U"形关系。本文探究了FDI垂直溢出效应的非线性关系,为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资本市场开放有重要指导意义。     

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创新的非线性溢出效应

技术领先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通过技术追随渠道和不确定性引致渠道对技术追随国的科技创新产生溢出效应，溢出效应的方向依赖于两个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本国科技创新的影响机制。基于一个非线性阈值全球向量自回归（GVAR）模型对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科技创新的非线性溢出效应的研究表明，整体而言，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技术追随渠道和不确定性引致渠道对中国科技创新产生抑制效应，并且在低增长机制中的抑制效应相对更大。分行业来看，对于美国更具创新优势的行业，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技术追随渠道对中国行业创新产生负向溢出效应；其中，低增长机制中的负向效应较大。对于美国具有相对创新优势的行业，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技术追随渠道和不确定性引致渠道对中国创新产生溢出效应；其中，高增长机制中产生较小的正向效应，低增长机制产生较大的负向效应。对于中国具有创新优势的行业，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不确定性引致渠道对行业创新产生溢出效应；其中，高增长机制中的溢出效应不明显，低增长机制中产生明显的负向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