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短缺与解决对策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严重短缺,难以满足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的现实需要;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短缺主要在于公共服务城乡供给分割、政府供给责任缺失、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不合理;只有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统筹城乡公共服务供给,实现供给主体多元化,健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才能解决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短缺问题,确保公共服务惠及广大农村居民.     

温州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优化的实证研究

通过考察温州农村12项公共服务的供给现状,揭示了总量不足、人均指标偏低、供给效率偏低、农民满意率不高等问题。立足上述问题,提出：以镇村供给责任为中心,规范层级政府间的公共服务事权范围;以供给主体多元化为特征,构建公共服务合作供给网络;以农民需求强度为依据,确立公共服务供给的位序结构;以农民参与和需求表达为导向,推进公共服务供给决策优化。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问题与对策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较突出,并由此造成城乡居民基本权利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应逐步加大对＂三农＂的资金投入,加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制度创新,构建职责清晰、权责对等、公共财政框架下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建立农民需求导向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决策机制,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监督约束机制。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与政府支农政策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城乡公共服务的非均等主要表现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供给水平远远低于城市,无法满足农民的需求。近年来政府强化公共服等职能,出台农村税费改革和增加财政对农村公共服务支出等各项支农政策,以满足农民需求,缩小城乡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文章从研究农村居民收入和各项消费支出（包括几项属于主要公共服务项目的消费支出）的关系入手,通过构建模型比较农村居民收入与私人产品消费支出的相关性、农村居民收入与公共服务消费支出的相关性,说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以及近几年政府支农政策的有效性。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农村公共产品是农民生产生活所依赖的基础.搞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是促进农村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然而,由于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长期是"重城市、轻农村",城乡二元的公共产品供给政策致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农村公共服务长期不足,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举步维艰.因此,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的改革,完善其供给体制,是当务之急的任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环节.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优先次序研究——基于赣罗霄山区农户的视角

从农户的视角,在对国家扶贫开发的集中连片困难地区——江西罗霄山区样本农户满意度和需求度的问卷调查及访谈数据统计基础上,通过构建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和需求度矩阵模型,对农村公共服务政府供给优先次序深入地分析,并得出结果。建立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为农民提供所需要的公共服务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根本要义。     

日韩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经验

农村公共服务短缺是当前我国农民面临的基本民生问题。改善农村公共服务不仅事关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有利于全面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进程。当前,具有亚洲农村社会典型特征的日本和韩国在发展农村公共服务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文章系统分析和总结了日韩的主要做法和经验,结合我国农村的现实国情,提出了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对策和建议。     

云南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

农村公共服务是影响和制约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结合点,是城乡协调发展和深化农村改革的关键环节,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更是农民增收必不可少的公共产品。合理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是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根本保障。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提升之探讨——以宁波为例

近年来,宁波通过不断加大农村公共服务投入,使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状况有所改善。但由于历史欠账较多,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因此,政府要不断提升公共服务供给,完善和创新公共服务体系,为农民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满足农村居民生产生活需求。     

论西部地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以黔南州为例

中国政府在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然而，西部农村公共服务存在供给水平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公共服务资金严重不足且缺乏制度保障等问题。考虑西部地区供给成本高、历史欠账多、农村市场体系不完善等客观因素，政府应加强公共财政的倾斜力度，同时改革西部地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决策、投入、管理与监督机制，构建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体现农民实际需求的公共服务体系，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     

加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建设是农民市民化的关键

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一直是农民市民化的“瓶颈”,破解中国城镇化的难题是城乡统筹,但统筹城乡不能只统“土地”而不统“农民”,而是要以公平的方式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如廉价住房、基础教育、医疗、社保、就业和培训机会。文章认为,加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建设是实现农民市民化的关键,也是实现人的城镇化的关键。重点是要建立劳动力工资合理增长机制,促进农民工在城镇稳定就业;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全覆盖;逐步突破户籍与福利合一的社会管理制度。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对公共产品的供给意愿研究——基于河北省644个农户的调查

对河北省644个农户的调查结果表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具有较强的政府依赖性，农民参与意愿普遍较低；村集体成为农民视角的村级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主体；农民合作供给和市场化供给也成为农民的重要选择。文章提出了增强农民供给意愿，构建供给主体多元化格局的政策建议。     

农村公共品供给困境与投入体制改革——基于安徽省部分地区的调查

目前,农村公共品严重匮乏,农村基础设施落后,教育和社会保障满足不了广大农民的需求,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发展资金也严重缺乏。而现行的投入体制却解决不了农村公共品匮乏问题,因而必须改革农村公共品投入体制。     

农村公共物品需求偏好显示机制设计分析

由于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公共物品制度外供给体制在以后的发展变迁中得到了延续和继承，使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面临着结构性矛盾，而摆脱困境的帕累托最优选择是根据农民的需求意愿或偏好供给农村公共物品。文章在公共物品需求偏好显示扭曲机理及相关机制设计述评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农村公共物品需求偏好的民主表达机制。     

我国道义小农假设的合理性和农村服务业发展的瓶颈分析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综合工程,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如何从理论上识别农民的个体偏好,从而研究制约农民致富意识的制度和环境条件是实现这一工程的前提。发展农村的服务业是解决非农就业的路径选择。     

保障失地农民权益的政策建议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权益保障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失地农民没有得到土地市场化的增值收益、就业难及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原因有土地管理和征收制度存在缺陷,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不协调,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等.要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的权益保障问题,必须让失地农民参与分享土地市场化的增值性收益,建立有效的就业保障机制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失地农民分享城乡之间均等的公共产品供给,实现城乡兼顾的包容性增长.     

转轨时期政府财政卸责任为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本文以1994年为分界点，考察了转轨时期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府行为，我们发现，在整个期间政府存在财政卸责行为。这种行为的发生主要是因为税收改革的缘故，在税制改革中，上级政府将税收收入与地方政府责任捆绑在一起，以层层分包的方式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最终推给了基层乡镇政府，乡镇政府部门在收入少，支出大的情况下，不得不实行制度外的产品供给方式，费用则由当地农民承担。在整个过程中，存在首政府导层卸责行为。     

农村公共物品市场化供给与政府监管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一直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主导模式,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却忽视了政府监管体系的建立,影响了公共物品供给的质量和效率。政府,尤其是县乡基层政府,应转变工作重点从注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转向构筑农村公共物品监管的法律框架、建立多主体参与的现代监管体系、强化政府内部激励和约束机制、放开市场准入、监控服务价格、规范服务质量、维护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上来。     

农户受益、福利水平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关联度

分析不同成本分担方式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户受益程度和福利水平的影响,基于成本分担的视角探讨农户福利内涵,结果表明:农户收入、农户满意度和农户间收入差距是解释农户福利的三个维度,且不同融资渠道下农户承担成本差异将通过三个维度指标来影响农户福利;农村公共产品效果评估研究的思路应拓展到提高广大农户福利水平方面。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位”问题探讨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成为制约我国农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农业发展的滞缓，已给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本文主要分析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位”的原因及其后果，旨在引起对优化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进一步重视，为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必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