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主产区农户粮作经营行为及其政策效应——基于河南省农户的调查

农户粮作经营行为取向是对自身因素与外界环境变化的理性反应。研究表明：满足自家需要以及增加现金收入是农户从事粮作经营的主要动机,且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农户满足自家需要的动机在减弱,而增加现金收入的动机在增强;较小规模柱作经营户有动态缩减粮食播种面积的行为取向,而较大规模柱作经营户则有动态增加粮食播种面积的行为取向;较大规模的粮作经营户更易于获得授梗化经营收益,具有相对较高的内在动力从事粮作经营;在现行粮食政策下,政策对农户粮作经营行为的制度激励效应有限,因而亟需采取优化粮食政策目标、强化粮食政策手段的科学陛与可操作性、完善粮食政策传导机制等策略。     

惠农政策背景下粮食主产区农户粮作经营行为研究——基于河南省调查数据的分析

农户粮作经营行为取向是对自身因素与外界环境变化的理性反应。研究表明,满足自家需要以及增加现金收入是农户从事粮作经营的主要动机所在,且随种植规模的扩大,农户满足自家需要的动机在减弱,而增加现金收入的动机在增强;较小规模粮作经营户有动态缩减粮食播种面积的行为取向,而较大规模粮作经营户则有动态增加粮食播种面积的行为取向;较大规模的粮作经营户更易于实现规模化经营收益,具有相对较高的内在动力从事粮作经营;在现行粮食政策下,政策对农户粮作经营行为的制度激励效应有限,因而亟需采取优化粮食政策目标、强化粮食政策手段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完善粮食政策传导机制等策略。     

发达地区种粮补贴政策体系及其效应分析——基于广东省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分析广东粮食补贴政策体系的基础上,对粮食补贴政策的具体效应进行探讨。结果表明,广东粮食补贴政策实施后,粮食播种面积和总产量持续下滑的趋势得到了遏制。但是,由于种粮补贴标准过低,农户种粮比较收益低下的现实并未有效改变,未来粮食安全存在一定隐患。本文认为,发达地区应加大省级财政投入,在按种粮面积进行补贴的基础上,完善包括农作物良种补贴政策和种粮大户专项补贴制度等在内的多层次种粮补贴体系以促进粮食亩产增加,是提高农民种粮收入并保证粮食安全的有效途径。     

农业补贴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北省376个农户调查

本文以河北省376个农户的调查数据为依据,通过Log it模型对农业补贴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到农户所处地理位置、农户收入水平和农作物种植面积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加大农业补贴力度、加强对种粮大户的支持和补贴方式应该体现区域差别等相关政策建议。     

家电下乡的政策效应评估与分析——基于农户政策感知的实证调查

本文作者通过对家电下乡政策效应调查数据分析后提出:家电下乡作为应对经济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虽并不可取,但短期来看仍不失为一项次优的政策选择,要最大限度地实现家电下乡的政策预期,在提高最高限价基础上实行差异化补贴比率和其政策执行是关建.     

基于政策视角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1998年至2010年,我国的一期天然林保护工程已经完成。政府决定实施二期天然林保护工程。本文以中国现行的主要林业政策为基础,从营林政策、木材采伐与运输政策、木材加工与利用政策三个方面,构建对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效果的评价指标体系,为二期天保工程的实施提供理论支撑和建议。     

农户农地流转经营效益及其成因研究——基于新疆179份农户问卷调查

[目的]从农户经营角度研究流转耕地与非流转耕地之间的经济效益差异,并找出造成差异的成因,为提高土地经营效益,加快土地流转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基于农户投入产出调查数据,采用对比分析方法研究流转耕地与非流转耕地之间的经济效益差异,借助多元线性回归和处置效应模型研究造成经济效益差异的成因。[结果]耕地流转后的地块面积均有不同程度的扩大,但单位面积产出减少;耕地流转后土地租金等非物质投入增加,导致单位耕地净收入低于非流转耕地;流转耕地用于种植经济作物的收益高于粮食作物;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和土地确权对单位耕地流转的经济效益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耕地地块面积有显著负向影响;户主民族属性、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和地区差异对耕地是否流转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户主年龄、受教育年限和土地流转风险认知对耕地是否流转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结论]土地流转实现了规模化经营,过高的土地租金等非物质投入是导致耕地流转后经济效益下降的主要原因,进而导致"去粮化"问题突出;提高农户家庭农业收入占比、合理配置投入生产要素、加快土地确权登记有利于提高单位流转耕地经济效益。     

农业水价政策、水价激励结构与农户政策认同——基于广东省流溪河流域种植户的调查

基于广东省流溪河流域种植户的问卷调查,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农业水价政策与水价激励结构及其他因素对农户的水价政策管护目标认同和节水目标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1)农业水价政策的实行、农户对农业水价政策了解程度、农田水利设施完善程度对农户的水价政策管护目标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现有农业水价激励结构对农户的水价政策管护目标认同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家庭种植业收入占比、种植作物种类数、农户灌溉时间满足程度对农户的节水目标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种植规模对农户节水目标认同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是农业水价政策的实行与农业水价激励结构对农户节水目标认同影响不显著。因此,农业水价政策需进一步完善农业水价的征收标准与依据,适当拓展水费的使用范围,完善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与维护及计量设施的安装,并加强政策的宣传。尤其是随着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种植规模不断扩大,需要考虑不同规模农户及专业种植农户对农业水价政策的需求。     

不同代际视角下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研究——基于江西省兴国县293份农户问卷调查

研究目的：基于江西省兴国县农户调研数据,分析农户代际差异对山区农村耕地撂荒的影响。研究方法：Logit和Tobit模型。研究结果：（1）调查地区有46.1%的农户撂荒耕地,且代际差异每提升一级,耕地撂荒意愿会增加9%;（2）耕地经营规模、耕地块数和土地流转是决定新生代农户耕地是否撂荒及撂荒规模的关键因素,而受教育程度、非农收入占比、土地流转、村内撂荒程度和耕地分散程度对中生代农户耕地撂荒意愿作用最大;（3）老一代农户耕地撂荒规模所受影响因素最多,且性别和土地流转对老一代农户耕地撂荒规模的减缓作用最大。研究结论：在推动耕地要素自由流动和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应当考虑不同代际农户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及其自身禀赋差距对耕地撂荒的影响。     

基于牧民视角的草原生态保护政策实施效果评价研究——以新疆新源县为例

[目的]新疆草地生态的研究极具代表性,以层次分析法评价新疆新源县现行草原生态保护政策实施效果,能客观反映政策的实施所带来的影响。[方法]以新疆新源县为例,根据具体政策实施的内容结合草原生态保护建设的特点,构建基于牧民为视角的政策实施效果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建立的草原生态保护政策指标指定权值,通过对新源县牧区的牧民进行调研并梳理数据和分析,客观的综合评价该地区草原生态保护政策的实施效果。[结果]生态奖补政策实施效果评价指数为0.613 0,处于第4等级,说明该政策实施效果良好;草原改良工程实施效果为0.584 3,处于第3等级,说明政策实施效果一般;两大政策综合评价指数为0.565 5,处于第3等级,说明牧民对该地区的政策实施效果整体满意度为一般。需要当地政府完善生态保护政策的实施方法、改善和加大牧区生产条件和扶持力度、并有效解决牧民生计与草原生态保护过程中的矛盾,只有改善牧区生态和社会条件才能取得牧民对该政策的支持,促进草原生态与畜牧业良性发展。[结论]从牧民角度出发进行评价较为客观,该评价方法公正地评价了新源县草原生态保护政策的实施效果;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新源县草原生态保护政策政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是可行的。     

植棉农户实施农业标准化行为分析——基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植棉区270份问卷调查

本文通过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70户棉农调查,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棉农标准化生产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种植面积、种植品种数量、参加农业标准化培训次数及标准化农产品价格对棉农实施标准化生产有显著影响。政府是否支持、棉花机械采收率在模型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分析了上述因素影响农户采用标准化生产的原因,并提出促进棉花标准化生产、增强棉花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效果评价与改革探讨——对河北省粮食直补试点县的个案分析

从粮食直接补贴政策设计的目标看,一是保护粮食生产,鼓励农民多产粮食,增加粮食供给;二是增加种粮农民收入;三是实现粮食补贴制度的创新。我们在河北省较早实施粮食直补政策试点县的容城、正定、围场做了实地调查,对政策能否实现预期目标进行研究。     

城镇化异质路径下失地农户家庭发展能力评价与比较——基于湖北省402份农户问卷调查

我国城镇化产生了大量失地农民,不同城镇化路径下失地农户的生存发展存在不同特点。本文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构建失地农户的家庭发展能力模型,并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测算了新城开发、旧村改造、集体经济发展三种城镇化路径下402户农户失地前后家庭发展能力数值。研究发现,辅以留地安置+集体产业发展的集体经济发展城镇化路径可以显著提升失地农户的家庭发展能力,而侧重于土地和房地产开发的新城开发城镇化路径则难以提升失地农户家庭发展能力。因此,在未来城镇化中,集体经济发展式城镇化是一条可选路径,其可使农户失地不无地,留地可发展,发展可共享,进而促进农户的全面可持续城镇化。     

黑龙江省林业补贴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基于林业职工的视角

从林业职工的视角出发,运用描述性分析,对林业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并提出改进建议。林业职工作为林业补贴政策的直接受益人,对于政策实施具有直观的感受,从职工角度分析林业补贴政策实施效果具有很强说服力。调查结果显示,林业职工对林业补贴介于基本了解和不了解之间,基于职工不同的工作任务和补贴内容,较多林区对林补政策较为重视,执行情况较好。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基本不存在补贴费拖欠情况。林区职工希望提高补贴标准的同时,更应让更多的职工参加到造林、育林活动中。     

科技扶贫政策能降低脱贫农户贫困脆弱性吗?——基于鄂南山区S县调查数据的政策效应评估

文章利用2020年鄂南山区S县贫困户脱贫质量调研数据,采用OLS和Probit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科技扶贫政策对脱贫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检验了脱贫农户农技水平和持久脱贫信心在影响机制中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科技扶贫政策显著抑制了脱贫农户贫困脆弱性。进一步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脱贫农户农技水平和持久脱贫信心在科技扶贫政策和脱贫农户贫困脆弱性之间均发挥着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明确了脱贫能力的提升和脱贫信心的增强是科技扶贫政策降低贫困脆弱性的深层原因。据此提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时间节点上,要加强对贫困户的识别能力,精准实施科技扶贫政策,瞄准脱贫人口提供农业技能培训,积极引导提高农户的内生动力,调动其参与科技扶贫的积极性,提高脱贫农户的农技水平,增强持久脱贫信心,使得科技扶贫政策取得更好的减贫增收效果,从而降低贫困脆弱性,确保脱贫农户稳定脱贫、不返贫。     

粮食主产区农户农资投入行为及政策评价——基于对河南省农户的实证研究

农户农资投入行为及其效率变化受其家庭内在因素与外在条件的共同影响。研究表明,农户农资购入行为并非经济理性,主要依据既往经验决策,但对农资的质量、价格以及安全性的关注度非常高,现实满意度较差,同时在购买农资中存在渠道分散、组织化程度低以及交易费用偏高等问题;农户在不同农资的施用决策上存在差异性,农户家庭内在因素(人口因素与经济因素)和外在因素(区位因素与制度因素)均对其农资投入量有一定的影响,且前者的作用强于后者;农户农资投入效率总体偏低,且与其兼业化程度和粮作经营规模密切相关;惠农政策在刺激粮食总量增加的同时并未顾及既定目标下农资投入的效率,以至于出现牺牲效率求效果的"政策行为非理性";增强制度激励效应是强化农户农资投入行为以及实现粮食稳定增产的必要保证。     

生态旅游能否激励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农户的生态保护行为——基于二重理性的视角

生态旅游是缓解保护区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矛盾的重要发展项目之一,不仅要提高农户的经济水平,还必须激发农户的生态保护积极性。本文借助马克斯·韦伯的二重理性假说探讨了参与生态旅游经营对农户生态保护行为的激励作用与生成机制。进一步地,基于17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的农户调研数据,使用熵值法测算农户生态保护行为的综合值,并通过PSM方法检验了参与生态旅游经营对农户生态保护行为的激励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生态旅游对保护区及其周边农户的生态保护行为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主要表现在停止自然资源开采与利用和与保护目的直接相关的保护行为。但当前保护区内生态旅游的收益水平较低,生态旅游仅对保护区外农户的生态保护行为具有较强的激励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提高农户在生态旅游经营中的参与率、增强农户生态旅游经营的盈利能力、引导农户树立正确的生态旅游认知以及加强生态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力度等对策建议。     

农民对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评价与期望——基于河南、辽宁农户问卷调查的分析

本文以河南、辽宁两省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全面分析了农民对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评价和期望。通过分析发现：样本农户对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评价较高，希望补贴标准再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更倾向于按粮食种植面积进行补贴，对直接支付现金的做法认同程度较高；市场价格、种植习惯和是否对种粮农民进行补贴是农民在决策种粮时考虑的三个最主要的因素；保护价收购、减免农业税和直接补贴是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最主要的三项政策措施。上述研究发现对于完善我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含义在于：坚持直接补贴的“特惠性”、逐步提高补贴标准以及完善粮食市场宏观调控体系等。     

中央调剂金制度实施效果评价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作为向全国统筹的过渡措施,其实施效果直接影响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进程。学术界从微观角度分析认为该制度的实施效果与上解比例有关,从宏观再分配效应视角进行分析认为该制度的效果不明显。本文认为需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效果评价,正确认识政策目标和效果评价之间的关系,合理恰当地选择计算参数,最重要的是解决中央和地方间的激励问题。     

当前农村土地流转的基本特征和政策建议——基于19个省市4719份农户的问卷调查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2014年暑期对全国19个省市220个村子的4719户农户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从2008年以来,土地流转规模迅速扩大,但是农户仍然以小规模经营为主。存在的问题是虽然工商资本的进入加速了土地流转规模,但非粮化趋势明显;农户对土地流转虽有较高意愿,但是因社会保障问题而影响其实际流转行为;流转土地虽然形成规模,但受限于资金问题后续发展劲头不足;土地流转市场虽渐有雏形,但仍然处于无序状态。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土地流转市场有序稳定发展;推进金融创新和深入研究土地改良等新补贴扩大土地流转效果;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