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就业”还是“毁就业”？ 数字经济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影响

在"数字中国"和"就业优先"战略背景下,数字经济释放就业效能被社会寄予诸多厚望,但其在理论文献上缺乏直接的经验证据。文章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278个城市数据的匹配数据,采用腾讯研究院发布的"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对数字经济进行测度,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克服实证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文章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所得结果依然支持数字经济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正向效应。基于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尽管正向影响农民工高质量就业,但在影响效应上却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当数字经济为中等发展水平时,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边际效应达到最佳。这意味着今后以数字经济为抓手推动农民工高质量就业需遵从"适度"原则,需谨防过度数字化带来的"就业无效"和"就业低效"问题。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新生代"、"高技能"、从事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和居民服务业的农民工就业质量促进作用更明显。本研究为目前国家倡导"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就业提质扩面"提供了实证支撑,结论对推动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为城际间农民工维权联动机制叫好

《城际间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协作重庆协议》于日前正式签署,加入该协议的有35个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劳务输入地城市,也有重庆、成都、郑州等劳务输出大户。由重庆市牵头组织的这次会议,目的是为了在农民工输入地和输出地之间建立起法律援助协作联动机制,而35个城市为农民工维权采取联手行动,范围之大在我国尚属首次。     

从腾讯公司的成长看深圳创新型城市建设路径

创新驱动战略提出以来,我国许多城市积极开展创新型城市建设,提升城市创新能力。深圳是我国首个创新型城市,自主创新能力突出,其发展经验值得学习。本文梳理深圳本土创新型企业腾讯的发展阶段,分析深圳在产业政策、创新氛围、高交会与风投体系、人才政策和城市创新环境方面对腾讯的影响。发现深圳浓厚的创新氛围为腾讯诞生提供宽容环境,而高交会和风投体系的完善给腾讯的成长创造条件,而产业政策、人才政策和创新环境建设则贯穿了腾讯全部的发展阶段。最后,基于深圳建设经验,总结创新型城市建设路径。     

城市创新生态指标体系构建及广州-深圳比较研究

城市创新生态是指城市中政府、企业、机构及人等行为主体的创新过程中所依赖的城市基本"生态"状况。城市创新生态对于城市创新因素积聚,促进城市内部创新行为主体创新行为有重要作用。各城市创新生态具有不同的特色,创新生态水平也不同。以广州和深圳为例,基于问卷、访谈及数据统计资料,通过建立测度城市创新生态水平的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及特尔菲法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法,对广州与深圳城市创新生态水平进行评价。研究表明:广州与深圳城市综合创新生态水平基本处于相当地位,广州略优于深圳。在城市创新生态的各个具体方面上,广州与深圳则各有优劣。     

基于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法的珠三角城市创新能力研究

以珠三角9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各城市创新能力进行评价。依据评价结果，提出构建以深圳、广州为双核，以深圳—广州、佛山—东莞为双轴，整合珠三角9个城市创新资源的“珠三角创新圈”，为推动珠三角地区创新发展和地方政府制定创新政策提供重要参考。     

“农民工”住房问题及市民化发展趋势下的住房政策调研

农村劳动力的城市转移一般出现在各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过程之中，我国自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由于受到土地和户籍二元化管理制度影响，出现了诸多城市新问题。该文从“农民工”住房问题出发，首先依据多项调查数据明确“农民工”住房供需情况：其次从现行城镇住房政策角度分析造成“农民工”住房供应不足问题等的主要原因；最后借鉴国际经验，比较日、英低收入住房供应政策，提出长期的居住地管理政策改革方向和短期的住房实物供应政策。     

资源禀赋、公共服务与农民工的回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实证研究了资源禀赋、城市社会公共服务对农民工回流的影响,并对相应的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与自然资本对农民工回流到农村有显著的影响,而代表城市公共服务的子女教育、社会福利、住房保障以及就业服务等对农民工回流产生了"阻滞"效应,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本质上是个体决策、家庭约束与社会政策建构的结果,保障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公共服务享有的权利以及水平的提升成为未来完善我国农民工政策的关键。     

我国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与政策选择

我国农民工问题是经济社会的转型、城市市场化的推动、以及就业环境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农民工社会保障机制的求解关键在于从根本上建立和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机制,其核心是建立战略性农村社会保障政策、过渡性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保障政策等三大政策支柱。在这个领域,我国各级政府和理论学术界进行了非常有益的探索,各大支柱之间有序性逐步深化。     

我国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与政策选择

我国农民工问题是经济社会的转型、城市市场化的推动、以及就业环境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农民工社会保障机制的求解关键在于从根本上建立和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机制,其核心是建立战略性农村社会保障政策、过渡性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保障政策等三大政策支柱.在这个领域,我国各级政府和理论学术界进行了非常有益的探索,各大支柱之间有序性逐步深化.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本文从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文化心理融入层面分析了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现状,着重剖析了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并从制度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提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相关政策建议.     

城乡统筹视角下农民工激励机制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了“农民工”这一独特的群体。长期以来,农民工的权益保障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但农民工的激励问题却相对关注较少。在国家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背景下,文章针对农民工的新特点,旨在设计出新形势下满足农民工需求的激励措施,从而达到对不同类型的农民工进行分类管理,做到政府、企业、农民工三者间的激励相容,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农民工分化与留守儿童流变——以安徽枞阳DS村为例

农民工分化与留守儿童流变的相关性研究是对留守儿童研究的拓进。安徽省枞阳县DS村的个案研究表明：当前农民工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也发生了横向上的职业分化和纵向上的岗位分层,初步形成了自立门户的工商业者、企业白领和完全依赖受薪的苦力从上到下的蜡烛台式的分层结构。留守儿童就是父母为外出务工谋生的农民工而守望着家园的法定劳动年龄以下的未成年人,留守儿童流变即是留守时期里发生的留守儿童由“留守”到“非留守”或非留守儿童由“非留守”到“留守”等的变化及其结果的确定。留守儿童次生于农民工,留守儿童流变决定于农民工分化,留守儿童流变的方向及其结果的确定也决定于农民工分化流动的水平及其分层位次等。因此,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直接前提是农民工的销镕。     

从二元结构的农民工到完整的市民个体——略论农民工积分入户制度的意义与作用

受传统户籍制度与现实工作生活影响,农民工到底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的边界模糊,属于被边缘的群体,引发了农民工自我认同与身份认同危机。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技术素质的提高、年龄结构的变化,他们更加渴望融入城市主流生活并享受与城市人群同等的各项社会权益。积分入户政策从制度上肯定了农民工转化为市民的路径与各种社会权益,是中国户籍改革的一大进步,既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与市民化的实现,还可有效解决农民工身份认同危机。     

“落叶难以归根”——新生代农民工“回流”障碍问题分析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了农民工群体中的主力军。而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有其自身的特点,同时也面临着不同于上一辈的困境。通过农民工"回流乡村"的这一独特的视角,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主要存在自身障碍、组织障碍以及制度障碍等"三大障碍",而解决这些障碍的根本措施是发展乡土工业,繁荣乡镇经济,促进乡镇的全面发展。     

广州科技成果优势逐渐不如深圳的原因及其对策

比较穗深数据后发现,广州科技成果优势逐渐不如深圳,且差距还在拉大。据调查,其原因是广州创业环境远不如深圳,"创业文化"、"政府项目"、"金融支持"劣势最为明显,且覆盖面最广;创业环境满意度总体低于中值,且与深圳差距明显;科技投资的主要投入远少于深圳。广州要重拾优势就要发挥现有优势并不断完善科技管理政策,增加科技投入并不断优化投入结构,加强创业教育并重视培育创新文化,吸引更多创新人才并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引导企业加强创新管理并提高创新协作水平,加强公共营销工作并推行政策制定民主化。     

论新疆外来农民工权利救济机制的构建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救济本质上也是一种权利。新疆外来农民工是新疆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对其权利保护问题的解决关系到新疆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文章主要从规范私力救济和健全公力救济这两个方面探讨新疆外来农民工权利救济机制的构建。     

广州农民工生存状态及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

本文在对广州农民工进行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客观反映了其生存状态,深入分析了其社会保障情况,并结合广州实际,提出了完善培训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和权益保障"五位一体"的广州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战略思路与对策建议。     

当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适度发展探析

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其发展规模受到城市生产力水平、资源水平、就业水平等因素的限制。农民工市民化会打破城市原有秩序,影响农业生产,使农民工生存困难。实现适度的农民工市民化要进行制度创新、城镇化、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及优化融入环境,保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支持视角下的返乡农民工创业

在国际金融风暴的影响下,农民工返乡创业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农民工返乡创业在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推动城镇化进程等方面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但同时也面临很多困难。通过分析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现状、经济政策以及自身等方面的社会支持情况,发现目前返乡农民工创业中这些方面的问题与不足,针对这些不足,从金融、税收优惠、培训,以及就业大环境等方面对建构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社会支持系统提出建议和对策,以更好地帮助返乡农民工创业,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