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四届国际论坛演讲中发表了他提交给世界银行的FDI研究报告的一些主要观点,主要内容包括:中国FDI流入的趋势、结构以及中国FDI流入情况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横向比较;中国吸引FDI的主要决定因素;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吸引外资政策的思考等四部分主要内容。一、中国FDI流入的基本特征与国际比较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余永定首先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FDI流入的总量特征与结构特征,尤其是流入中国FDI的来源地结构变化以及FDI流入的产业结构变化。流入中国FDI的…     

FDI、外汇储备与净出口贸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计量经济学检验

本文针对当前FDI流入的持续增加,以及外资企业经营带来的巨额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应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测算贸易结构并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检验发现:FDI流入并未对我国贸易结构优化升级产生显著影响,而只是对工业制品出口贸易产生正相关影响,制约初级产品出口贸易,不断扩大工业制品的净出口规模;分析FDI和出口贸易对外汇储备的影响,FDI对外汇储备的贡献较之于出口贸易更明显,且波动幅度大。因而,净出口和外汇储备皆归于FDI流入产生的“结构“性问题,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改善FDI的行业流向。     

多维视角下FDI流入的中国贸易条件效应

最近十几年,FDI流入对中国所产生的贸易条件效应出现了新的变化。FDI流入对中国产生了"工资外溢"效应,但并没能通过该效应改善其价格贸易条件;FDI流入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中国的贸易结构,从而导致较大的价格贸易条件波动性。FDI流入的大幅增加,使得中国对外贸易出口数量也大幅增加,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带来了其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相对而言,FDI流入对中国的单要素及多要素贸易条件的改善幅度远小于收入贸易条件,因此,中国在大量引入FDI的同时,应大力提高生产率和技术水平,实现其单要素贸易条件和双要素贸易条件的改善最大化。     

FDI流入对中国出口品技术结构变化的影响——一个动态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在理论考量的基础上,依据2002～2008年间中国不同技术类型的出口品数据,通过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针对中国FDI实际流入总量及分国别FDI流入量对中国出口品技术结构变化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根据实证结果对流入中国的FDI的主要类型进行了判断。经分析发现,在样本期间,FDI能够有效地促进中国出口品技术结构的多样化,但对出口品技术结构的优化作用并不理想。其中,来自亚洲四小龙、中国澳门和日本的FDI对出口品技术结构存在较大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有东亚分工体系对中国的影响;可以判断,当前流入中国的FDI主要是垂直型和出口平台型。基于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与FDI流入结构：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

随着FDI流入我国规模的扩大,引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伴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FDI流入已从高速成长期进入成熟期,因此,人民币汇率变动对FDI的影响也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将FDI流入我国的类型划分为贸易型与非贸易型,从投资商谋求利润最大化的微观视角,建立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不同类型的FDI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进一步地,利用2006-2011年的月度数据对理论模型的观点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FDI与服务业FDI均与人民币汇率呈现正相关关系,但是短期还表现为一定的负相关性。两行业FDI流入成为人民币汇率变动的重要因素。     

技术溢出与跨国公司的投资方式选择

本文利用寡头竞争模型,从技术溢出角度,解释了对外直接投资(FDI)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流入发达国家的FDI,以并购为主;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以新建企业为主。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企业较高的生产和研发效率,决定了流入发达国家的FDI以并购为主;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企业较低的生产效率和较高的研发效率,决定了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主要以新建企业为主。     

FDI对我国产业内结构优化和产业间结构升级的影响分析

本文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实证检验了近年来FDI流入与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建立相关指标衡量了FDI对我国产业内结构优化和产业间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在我国存在产业结构效应,对第二产业的产业内结构优化有显著作用,但对产业间结构升级的作用不显著。最后,本文给出了利用FDI促进我国产业内结构优化和产业间结构升级的相关政策建议。     

重庆FDI来源地结构对其产业能源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为探索重庆FDI的来源地结构变化对重庆各行业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本文根据直辖以来1998-2013年16年重庆的经济数据,运用Eviews软件对重庆第二、三产业能源效率,二、三产业流入FDI,以及分别来自于港澳台、日韩新、美加、英法等地的FDI份额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协整分析,得出的协整方程表明:两大产业整体流入的FDI并未对产业能源效率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作为重庆FDI投资主体的港澳台和日韩新等亚洲地区,其FDI份额的增加对于第三产业有积极的影响,但对第二产业却相反;来源于美加地区的FDI对于两大行业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中国FDI的增长对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FDI流入的影响——一个初步的研究

本文对中国FDI的增长可能对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FDI流入影响的问题做了初步的回归分析。进而精确到对于来源日本的FDI进行了部门和吸收国的划分,结论是与东亚各国所担忧的相反,中国不但没有分流该区域其他国家的FDI流入;相反地,和其主要邻国之间表现出吸收FDI的互补关系。     

基于协整方法和VAR模型的山东省FDI、经济增长及对外贸易的分析

基于协整方法和VAR模型对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及对外贸易进行了定量分析，得到如下结论：三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经济增长是FDI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初期会带来FDI迅速流入之后流入速度放缓；FDI是对外贸易的granger原因，FDI的流入初期会导致对外贸易短暂的下降之后长期增长。     

我国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下FDI的异质性

我国存在着双重的二元经济结构,这对流入我国FDI的性质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2002～2009年我国东部地区的外资利用以能带来更大技术溢出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水平型FDI为主,我国中部地区FDI性质不明确,而西部地区的外资利用则以垂直型为主。门槛回归结果显示,我国各地区不同的金融发展水平、对外依赖度以及国家干预程度对流入我国FDI性质都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     

中国FDI流入的“内生性”出口贸易增长效应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FDI对出口贸易增长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将内生性分析引入出口贸易增长模型,并借助1990—2005年我国30个省市的出口贸易与FDI流入的统计数据,分三个阶段;1990—1997年、1998～2001年和2002～2005年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我国省区FDI与出口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FDI流入形成内生出口贸易增长效应,结果支持“FDI的出口贸易促进论”,出口贸易对FDI流入起“示范”效应。     

我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分析——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什么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最主要的决定因素?以往文献存在一定的争论,有观点认为市场因素最主要,还有观点认为前期服务业FDI和制造业FDI对当前服务业FDI的流入最重要。本文利用我国1997～2008年各服务业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对我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没有前期服务业FDI流入时,我国的市场规模、贸易开放度、经济增长率及服务业发展水平是吸引服务业FDI的主要因素;而存在前期服务业FDI时,制造业FDI、前期服务业FDI的流入,即集聚因素成为吸引服务业FDI的主要因素。     

东盟五国外国直接投资与制成品出口贸易相互关系分析

文中对东盟五国FDI流入和制成品出口之间相互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除泰国外,东盟四国FDI流入和制成品出口贸易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出口贸易拉动FDI流入,属于出口导向型投资;泰国FDI增长对出口贸易有促进作用,是投资推动型出口。东盟五国FDI与制成品出口贸易相互冲击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人民币汇率水平对FDI流入的影响分析

汇率水平是影响FDI流动规模及方向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人民币汇率及我国利用外资政策调整的背景,分析了人民币汇率水平对FDI流入的竞争力效应、区位效应、部门效应及财富效应。分析表明,人民币汇率水平通过竞争力效应影响FDI流入;不同行业、不同区域来源的FDI对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化具有不同的效应。此外,汇率水平的调整还通过财富效应影响着FDI流入方式。这些结论对评估人民币汇率调整对外资流入的影响具有一定政策内涵。     

外资流入的影响因素与外溢效应 --评"FDI与经济发展:菲律宾案例"

MyrnaAustria博士的论文“FDI与经济发展:菲律宾案例”主要从菲律宾FDI的总量与结构、菲律宾FDI的影响因素、FDI对菲律宾经济发展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以菲律宾为案例研究外资流入的影响因素是很有意义的,对同样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经济也具有重要价值。论文首先介绍了菲律宾FDI的总量与结构。从时间序列的角度来看,20世纪90年代,菲律宾的FDI流入量开始逐渐增加。到2000年,其FDI的存量几乎是1990年的四倍。20世纪80年代由于日元的升值以及菲律宾国内政治局势的动荡,菲律宾只吸引了很少的FDI,随着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     

转型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宏观经济效应──关于俄罗斯、中东欧八国和中国的比较

本文通过对俄罗斯、中东欧八国以及中国的比较,对转型国家FDI宏观经济效应的制度因素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转型国家有FDI流入的IS/LM/BP模型,运用一般均衡分析的方法对转型国家FDI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研究。论文指出,无论是在固定汇率下还是在浮动汇率下,FDI流入促进转型国家收入的增长都是确定的。作为转型国家的一个特例,中国兼具转型经济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三种特征,其FDI宏观经济效应的传导机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中国在现行汇率体制下FDI流入的国民收入效应仍然是确定的。但是,与俄罗斯、中东欧八国等转型国家相比,FDI促进中国国民收入的提高相对较少。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定:基于“第三方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目前大多数关于中国FDI区位决定的实证研究都是建立在双边框架上,考虑FDI的类型并从空间效应的角度进行的研究还比较少见。本文在"第三方效应"理论基础上,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对1998～2007年间中国31个省区FDI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流入中国的FDI以复合垂直型为主导,"第三方效应"显著影响了FDI的地区分布,一个省区所吸引的FDI会受到周边省区FDI流入以及其他不可测因素的影响。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便利的交通基础设施都有利于吸引FDI,高工资、低市场化程度和过多政府干预对FDI的进入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本文所尝试的人力资本变量与FDI流入之间没有发现统计上显著的联系。     

升值背景下人民币汇率、FDI与经济增长动态时变效应研究

本文运用Pesaran边限协整检验方法系统地研究了升值背景下人民币汇率、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时变效应。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FDI与经济增长在样本期内存在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人民币升值和经济增长均对FDI的流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经济增长与FDI的流入对人民币汇率的反馈机制并不存在,FDI流入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不明显,表现出强烈的以"投机套利"为主要目的的"本土特征"模式。且同期的向量误差修正分析同样表明,人民币汇率和经济增长能够有效促进FDI流入,而经济增长和FDI流入对于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反馈机制依然不存在。这意味着政府当局在保持经济适度规模增长的同时,尤其需要保持审慎的态度制定适当的政策保持汇率稳定,以避免人民币升值过快而导致外资迅速流入进行投机套利活动。     

山东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促进山东省经济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自1984年以来，山东省利用外资总量增长迅速，外资已成为山东经济发展和对外经济交流的重要载体。文章在对外资流入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选择了劳动力成本、劳动力质量、市场容量、开放程度、政策变量、累计FDI六个关键要素，运用山东省1984—2005年时序数据，对山东省FDI流入量与上述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劳动力成本和市场容量是影响山东省FDI流入的决定性因素，累计FDI和开放程度在山东省引进FDI过程中起着显著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