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南海农地使用权市场化的制度绩效分析

随着我国农地资源由计划配置向市场配置的转变，农地作为最稀缺的资源不能被排斥在市场之外，农地使用权市场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不断界定和完善产权制度以降低交易费用，从而获取专业化和分工利益的过程。其不仅促进农地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且大大激活了农村组织、资金等资源的市场化流转。本文通过对广东南海农地使用权市场化的制度绩效分析后认为，合理界定和安排农地产权，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农地产权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农地制度与农地使用权市场构想

一、我国现行农地制度存在的问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农用土地产权的一次重要变革。但是，集体所有制的“集体”到底应该是国家、生产队还是村，含糊不清。产权不清晰必然带来农民收入增长困难；杨小凯、王建国和威尔斯(Yang，Wang and Wills，1992)证明了产权界定对人均收入的直接影响是很大的。     

大城市郊区农地使用权流转模式研究

大力培育农地使用权市场是促进农地使用权健康、合理、有序流转和集中的关键。大城市郊区因地缘优势往往成为农地使用权市场的“温室”和“试验田”，对大城市郊区农地使用权流转模式的研究有利于促进整个农地使用权市场的培育。文章以成都市为例，通过实地调查，运用分层聚类、对比等方法对大城市郊区两种农地使用权流转模式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对培育农地使用权市场提出了要因地制宜、为农地使用权的流转提供制度环境以及充分发挥村集体经济组织作用并规范其行为等政策建议。     

完善我国农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思考

土地使用权流转是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然结果。完善农地使用权流转制度,既是不断丰富和发展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的客观需要,也是加快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和提高农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在WTO背景下,如何在长期稳定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的前提下,正确引导土地流转,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已成为现阶段我国农村工作亟待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     

农地使用权交易问题及其规制

建立农地使用权交易制度,是我国农地交易现状所面临的必然选择。构建农地使用权交易制度是对农地使用权交易行为予以规范和管理,切实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地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制度。本文从程序到实体,从纠纷发生到予以救济,进行了详实的分析和阐述,以期能对农地使用权交易法律制度的构建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积极稳妥推进农地金融制度创新的必要性、方案设计与配套条件

在农地流转背景下,积极稳妥推进以农地使用权抵押为特征的农地金融制度势在必行。本文探讨了当前构建农地金融制度的必要性,提出了农地金融制度的组织体系与机构选择初步设计方案,即近期比较可行的办法是选择农村信用社作为开展农地金融业务的信用机构,待条件成熟时组建土地银行或土地金融公司;中长期目标模式是"固定两头,转换职能",即应以国家政权为依托,利用现代信用制度这一人类文明成果,以银行为载体,在最上层构建适合农业特殊需要的宏观信用制度安排,在最下层逐步形成一个与农民具有亲和力的金融组织;成立国家农地抵押贷款委员会,负责国家农地抵押贷款系统的管理,其常设机构是设在财政部的国家农地抵押贷款局;设立国家土地银行、私人股份土地银行和农地金融中介组织。论文还论述了农地金融制度创新需要的相关配套条件以及需要深入研究的关键问题与建议。     

农地使用权交易的理论基础及立法模式

本文首先科学地剖析了农地使用权交易制度具有广泛的理论基础，然后指出农地使用权交易制度的立法价值取向应从公平向效率倾斜，建立物权式的农地使用权交易模式，旨在为我国农地使用权交易制度的培育、建立提供方向性的借鉴。     

信贷市场与农地使用权流转——基于双变量Pr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

农地使用权流转有利于农地的有效配置,但是目前中国农村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并不活跃。本文首先提出一个理论假说,认为中国农村信贷市场的不完善会束缚农地使用权的流转,然后利用一个覆盖中国六个省份的农户调查数据建立双变量Probit模型,考察了信贷资金的可得性对农户参与农地使用权流转行为的影响,同时解决了信贷资金可得性变量的内生性,结果发现:信贷资金可得性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而土地交易成本、非农就业机会、地权稳定性及农户人力资本特征等因素也能够促进农地流转。     

农地经营制度创新的科学探索——宁海县农地使用权流转情况调查报告

农地经营制度创新，是我们主动促进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科学实践，是再一次把制度创新提高到农村农业发展的战略性、全局性位置的重大探索。宁海县农地流转形成了“规模化、集约化、多样化、规范化”“四化一体”共同推进的基本特点；形成了基础工作、主体培育、服务保障、实践创新等四个“两手抓”的基本做法；积累了“四个坚持”的基本经验，并在农地经营制度创新的实践中探索了一系列新的方式。宁海县农地经营制度的创新，再次唤醒了沉睡的土地资本，其主要成效不仅表现在有力促进农业双增，还在农业生态循环经济、农技推广应用方面产生了良好的政策“溢出”效应，为区域城乡统筹发展探索了一条新的路子。     

民间金融兴盛的制度供求分析——以上海钱庄为例

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供求理论分析,指出上海钱庄兴盛的原因是:在需求诱致型金融制度环境中,由旅沪宁绍帮为主的商帮作为初级行动团体,上海钱业公会作为次级行动团体,二者共同进行适应商业习惯制度创新的结果。     

法律制度供给与农地制度变革

长期以来,依靠政策推进农地制度变革的做法,在今天其弊已现。为此,应着眼于法律制度供给来推进农地制度变革,即通过其内部法律制度建设和外部法律制度建设,来全面推进农地制度的变革,以弥补政策的缺陷。     

从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看农地流转的制约因素——以广西南宁市马山县为例

研究主要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法，以南宁市马山县片联乡为例，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探索农户农地流转的制约因素。得出的结论为：有效组织保障的缺失、区域自然环境条件的落后、利益补偿机制的不健全以及农民本身的恋土情结等因素影响了农户农地流转行为。为此，应完善农地流转中介组织，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利益补偿机制及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     

我国农地制度创新的现状、目标与路径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对农地制度实施了一系列创新，但改革仍然不到位。目前，我国各地在实践中推行的多种可供选择的农地制度创新模式既有利又有弊。因此，结合本地实际，推行符合当地情况的农地制度创新模式是至关重要的。根据“路径依赖”的有关思想，在制度变迁中，历史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选择我国农地制度创新的路径时，也应该了解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惯性与趋势，在总结我国农地制度创新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找出一条适宜的农地制度创新之路。     

论日、美、西欧农地制度设定中的经验与我国农地制度设定中的缺陷

日、关及西欧等国的农地制度设定中的经验在界定社会利益、生态利益等方面遵从了市场逻辑,能够很好地协调农地利用中的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并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我国的农地制度在这方面存在缺陷,导致很多外部性行为,也限制了农业领域的“企业家才能”作用的发挥。     

农地制度改革的契机:城市化——兼与白永秀、马小勇商榷

我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是城乡二元、城市优先的现代化战略的产物,改革农地制度应该是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的一个过程。在现阶段我国城市化速度加快、迅速向农村扩张的过程中,正好带来了一个改革农地制度、剥离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的机遇。     

租佃制度、土地收益与农地减租的推行困境:以川西地区为例北大核心

1949年秋,国民政府为挽救败局,稳定后方农村,由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导,在西南四省一市强势推行农地减租,要求地主减收四分之一租额,并划定示范区更换租约。租佃制度本是主佃双方经过长时间利益博弈而形成的一整套制度设计,租额变动引起了押租和押扣的变化,主佃之间围绕减租与扣息的先后、押租价值如何评估等问题争论不休,农地减租政策亦朝令夕改、漏洞百出。农地减租要求地主让渡四分之一地租收益给佃农,打破了主佃平分土地总收益的分配格局,扣除耕作成本,地主占据土地收益由减租前的优势反转为劣势。地主利益受损,对农地减租政策百般拖赖,甚至以撤佃相要挟,导致农村租佃纠纷频发,主佃关系恶化,佃农非但没有得到减租实惠,反而增加了租佃成本。     

农地股份合作制与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实现——以广东南海为例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必须充分依靠土地的保障功能。通过对南海农村的调查，得出农地股份合作制是土地社会保障功能得以实现的制度保证。欠发达地区农地股份合作制的推广必须通过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来实现。     

农地流转：历史、困境与制度创新

文章采用激励理论、合约理论的分析方法,探讨了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发展缓慢的原因：农户土地转让激励不足、关系型合约限制了农地转让的发展。只有通过完善农户转让的激励机制,实现由关系型合约向规则型合约的转变,才能真正使农地流转起来。     

日本城市化、农地制度与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关联分析

在城市化进程中,日本政府适应不同发展阶段的需要,适时调整农业发展政策和农村土地制度,并在解决与城市化、农地制度改革相关的农民利益保障问题的过程中,建立并不断完善包括农村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城乡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