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增长与建筑业技术效率耦合的空间差异

首先计算各地区的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然后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计算1997—2007年不同地区的建筑业技术效率,最后借鉴物理学中的耦合度函数,测度出不同地区经济增长与建筑业技术效率的耦合协调程度,结果显示:我国各省区经济增长与建筑业技术效率耦合协调程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可分为优质协调、良好协调、中级协调、初级协调和勉强协调五种类型,且大部分省区处于初级协调阶段。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及效应———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本文在马克思扩大再生产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技术进步条件下的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探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与效应。分析表明:不同技术进步条件下,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总资本的增长率不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为劳动生产率机制和资本有机构成机制。技术进步条件下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通过不变资本增长率、可变资本增长率和剩余价值率影响经济增长。定量分析结果显示,技术进步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提高0.3457个百分点;其中技术进步的劳动生产率效应为0.3385,技术进步的资本有机构成效应为0.0072。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显著大于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因此,国家应努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构建国家自主创新体系,以创新促进国家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在内蒙拙经湫中的作用

技术进步是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本文从c—D生产函数出发,分析了1980～2009年内蒙古工业企业技术进步状况以及技术进步在内蒙古工业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技术进步源泉的比较：自主创新和技术外溢——基于阿尔蒙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的研究

在内生增长理论中,技术溢出和自主创新都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国内外研发和国内专利与中国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利用阿尔蒙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对国内外研发、国内专利与中国劳动生产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国外研发对中国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远大于国内研发和专利,国际技术溢出是中国技术进步的主要源泉,劳动生产率比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更好地度量中国技术进步。     

我国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基于建筑业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运用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建筑业1995～2006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最低工资对我国建筑业就业存在显著的负效应,大致为最低工资每增长10个百分点,将导致建筑业就业水平下降1.3个百分点.进一步地,本文基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最低工资就业效应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最低工资的就业负效应主要是以直接效应的形式表现的,即企业以减少或冻结招聘甚至减员来应对最低工资增长的冲击;同时,最低工资还通过促使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式间接导致就业岗位的减少.而由于我国技术工人比例显著偏低,因此企业无法用技术工人替代相对不经济的普通操作工人的办法来应对最低工资增长.     

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就业效应分析

劳动生产率和就业是两个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本文运用CES生产函数说明了两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理论联系.通过运用VAR方法和1978-2006年间的数据,检验了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就业效应.经验研究显示,技术进步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就业效应的重要因素.从短期来看,劳动生产率的就业效应是负的,但从长期来看.劳动生产率的就业效应是正的.这说明,中国选择了一种适于就业增长的技术进步方式.中国应坚持劳动生产率和就业的协调增长,采用适合于中国现实经济的技术,并选择适当的技术进步速度.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比较研究

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作用。探讨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内涵,建立动态模型分析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认为技术进步的作用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提高又导致利润率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文章通过对新经济增长理论相关研究的借鉴与比较,据此提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激励企业发展研究与开发活动、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政策思考。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

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作用。探讨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内涵,建立动态模型分析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认为技术进步的作用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提高又导致利润率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据此,提出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激励企业开展研究与开发活动。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政策思考。     

再论包含两类技术创新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目前关于产品种类扩大型和熊彼特质量改进型的技术创新内生增长模型均较完善,但缺乏同时纳入两类技术变革的内生增长模型。本文构建了包含两类技术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综合分析了技术进步导致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并利用全素生产率核算方法进行了测算。测算发现在1995年至2009年期间政府有意识的技术研发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了12个百分点,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需政府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同时加大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的强度。     

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对就业的动态影响——对鲍穆尔-富克斯假说的检验

文章利用中国1978—2009年的相关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对"鲍穆尔-富克斯假说"进行了验证。研究表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相对滞后对就业的影响是动态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即在短期内,具有正向影响;而从长期看,则具有微弱的负向影响,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不利于就业的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技术进步的实证分析

在不同的阶段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是不同的。从1991—1994年的4年间,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是不明显的。从1996—2003年的8年间,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直接贡献,但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技术外溢是有限的,因而外商直接投资的间接效应是不明显的。外商投资参与度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影响越来越大,外商直接投资在劳动生产率提高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中国制造业技术投入与产出绩效的统计分析

为考察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情况,本文将中国26个制造业划分为高、中、低技术含量产业,并分析了各类产业的技术投入与产出绩效统计指标。分析结果表明,在技术投入方面中国制造业总体技术开发投入显著增加,高技术含量制造业的技术投入较其他产业明显占优,一些中低技术含量产业技术投入增长很快,表明有关产业已由单纯依靠劳动力成本竞争逐渐转向依靠技术进步进行市场竞争,但各产业普遍存在着人力投入增长速度落后于物力投入的情况。在技术产出方面,各制造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高技术含量的产业相对其他产业更加突出,在产品创新方面高技术含量产业总体情况优于中等技术含量产业,后者又优于低技术含量产业,表明产品创新在高、中、低技术含量产业间的分布呈结构优化的趋势。不同产业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创新两种市场竞争方式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Mineral endowment, labor productivity,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mining

Labor productivity in the U.S. copper mining industry tripled between 1975 and 1995, allowing the industry to recover its comparative advantage. Mine level data on output and labor input indicate that over three-quarters of this increase came from labor productivity growth at individual mines, and less than a quarter from shifts in output from low- to high-productivity mines. This finding supports the hypothesis that new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are as important or more important than mineral endowment in shaping labor productivity trends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mining.     

经济增长中的劳动结构效应* ——一个分产业测算模型及其应用

本文在钱纳里等人（Chenery et al）［1］的模型基础上，发展出一个分产业测算模型。通过研究发现：1979-2012年间，全国劳动结构效应达1711 5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间劳动结构效应较大，但主要归功于东部，而中、西部地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间劳动结构效应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同时，无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第一产业、第三产业间劳动结构效应都较小。原因之一为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原因之二为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过低。     

部门间生产率差距、劳动力去工业化与结构性减速

基于中国劳动力就业结构出现过快和过早去工业化的迹象，本文从部门间生产率差距的视角，利用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数值模拟和计量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发现：（1）理论上，当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慢于工业，部门间生产率差距将扩大，导致劳动力去工业化速率加快；且部门间生产率差距的存在使得劳动力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产生结构性减速效应。服务业部门生产率加快提升，部门间生产率差距将会缩小，从而减缓去工业化速率和降低结构性减速压力；工业部门生产率提升尽管会扩大部门间生产率差距从而加快劳动力去工业化，但在长期中起到均匀化经济增长速率的作用。（2）利用2001—2018年中国省级和城市级面板数据的计量实证分析发现，部门间生产率差距的存在导致劳动力去工业化的效应在全时段样本下显著，但劳动力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减速效应仅在2009—2018年区间样本下显著，表明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与部门间生产率差距及其导致的劳动力去工业化相关。（3）赶超成功与失败国家的经验比较也表明，工业与服务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改善与协调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及跨越后实现持续赶超的关键。     

效率体现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要素生产率提升是技术进步的效用结果和完整体现。本文引入效率体现式技术进步概念,以资本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的综合指数来体现总体技术进步水平,构建经济增长中资本规模、劳动力规模和总体技术进步三因素贡献的分解模型,并利用中国1980-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期间的技术进步贡献及其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源于资本规模增长,劳动力投入规模贡献不大,技术进步贡献不小。技术进步贡献主要源于生产技术质量和生产技术效率,产业间劳动力构成和其他管理技术进步贡献微小。     

Engine or drag: Can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O2 emission dri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ndustry?

To analyze China industr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eatured with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and high CO₂ emiss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input and output panel data of China’s 38 sub-industries, estimates their productivity and carries out the green growth accounting based on translog production function.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as a whole, China industry has achiev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extensive to intensive growth, with the productivity to be the first driving force, that is necessary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long run. In addition to technical progress, energy and capital have also been driving the industrial growth during the sample period, while labor and emission made less even negative contribution to it. Some heavy industries, however, are still characterized by extensive growth and must improve their energy-save and emission-abate technology to fav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verall Chinese industry.     

地区劳动生产率差异分解与条件收敛——基于产业经济的结构分析

运用偏离-份额法,本文将1985-2008年地区劳动生产率差异分解成产业结构效应、纯生产率效应和配置效应。实证发现,产业结构效应对解释东部和西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差异具有突出作用;而纯生产率效应较低是中部地区劳动生产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最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基于条件收敛分析框架,我们用SUR模型研究发现,地区间存在着的产业结构收敛、产业内纯生产率收敛是地区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内在原因,并且产业内纯生产率收敛是其最主要的组成成分。     

行业收入差距: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分析——以高新技术产业和建筑业为例

文章以建筑业和高科技产业分别作为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行业的代表,使用Geweke的线性反馈模型分析了劳动生产率增长对实际工资的贡献,发现劳动密集型行业工资对劳动生产率的推动力要高于知识密集型行业,但劳动生产率对工资的推动力不及后者。但在绝对量上,两个行业无论是工资对劳动生产率还是劳动生产率对工资的影响值都不大,说明目前我国行业间收入差距并未成为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主要因素,而且劳动生产率差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行业间收入差距,但即使是在没有行政垄断的行业,生产率差异也不是构成行业间收入差距(或劳动力成本差异)的主要原因。     

Energy and capital inputs: cornerstones of productivity growth in Mexico: 1965–2004

Gross domestic product per remunerated labor (GDP/L), known as the Mexican average productivity, grew very rapidly from 1965 to 1979; it increased at an average annual rate of 3.7%. But from 1979 through 2004, productivity stagnated with an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of only 0.19%. The hypothesis is that from 1965 through 1979, productivity increased rapidly because of concomitant growth in the utilized capital and energy per worker and the improvements in technology. After 1979, the productivity growth came to a standstill because of a slowdown in investment and stagnation in the utilized capital and energy per worker due to the sharply rising energy prices. The tool chosen to test this hypothesis is an aggregate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characterized by technical change embodied in the gross investment in new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The estimation of this model shows energy as a cornerstone of productivity growth independent of capital and new techn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