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联系、环境政策实施与企业生产效率

政治联系不仅会影响企业的日常经营决策,也会影响政策法规的实施效率。本文以"波特假说"为理论切入点,基于世界银行2004年的企业调查数据,考察地区环境规制水平、政治联系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当期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生产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滞后一期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生产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此同时,政治联系并未对企业生产效率产生直接影响,但政治联系会弱化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以上结论说明,构建规范的政企关系、提高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效率和约束力度对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具有重要意义。     

长三角地区环境规制的污染集聚空间效应

文章利用长三角41个城市的数据,计算污染地理集聚指数、环境规制强度和产业转移指数,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环境规制的污染集聚空间效应.结果 表明,环境规制及其与产业转移的交互作用可以减缓本地城市的污染集聚,而相邻城市的环境规制和污染集聚会加剧本地城市的污染集聚.城市区位异质性分析发现,中心城市以显著的概率降低污染集聚,外围城市以显著的概率提高污染集聚.由此,可以采取统一法治框架,防止以邻为壑;构建生态补偿机制,优化环境资源配置;融合环境规制与产业转移,抑制污染集聚等措施,实现"生态环境共保联治".     

环境规制对产业链区际分工影响的本地与邻地效应——基于长江经济带化工行业实证分析

在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链区际分工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格局基础上,构建空间杜宾(SDM)模型,并以长江经济带化工行业为例,实证本地与邻地的分工效应,主要结论:(1)从空间格局来看,长三角地区具高环境规制与高分工水平耦合特征,而云贵川等上游地区则具低环境规制协同性与低分工水平,上中下游区域空间差异大。(2)从空间关联来看,短期内加强环境规制引致产业链区际转移,"污染天堂假说"成立,且本地与邻地分工水平均呈下降特征,但邻地降幅低于本地,长期来看,影响呈倒"U"型特征,本地临界值为1.7850,邻地为3.3025,即当强度为1.7850时,本地与邻地分工水平都得到提升,在1.7850～3.3025之间时,对邻地分工更有利,但高于3.3025时,本地与邻地分工均将抑制。同时,规制加强对本地与邻地都具技术促进作用,且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影响分工水平。建议如下:(1)各地区应制定适度环境规制;(2)实施地区差异化环境政策并协同推进;(3)建立"引领—跟随"型区际分工推进机制;(4)加大技术创新,严格外商引入渠道;(5)统筹度量要素组合,注重产业长远发展。     

环境规制引起了污染就近转移吗?

本文基于空间自滞后模型(SLX),将城市年鉴数据、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数据及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匹配,采用工具变量法回归对邻近城市环境规制与本地污染排放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识别,研究发现确实存在环境规制引发污染就近转移的现象,在考虑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安慰剂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的讨论揭示出:环境规制引发的污染就近转移效应在150千米达到峰值,即污染基本就近转移到周边城市;随着时间的推移,污染就近转移效应近几年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就近特征;污染迁出地的环境规制不仅提升了污染迁入地的产业规模,更是深化了污染迁入地的产业结构污染程度;污染迁出地企业的退出壁垒有助于缓解污染就近转移效应,而企业的国有性质未能产生明显的中和效应。以上结论说明,当前中国各城市为实现局部短期利益最大而实行的环境规制政策并不利于全局环境治理,应该就环境治理的共同目标达成协同规制的共识。     

环境管制与污染产业转移现象研究——以长江经济带污染产业为例

文章以我国现阶段污染产业区际转移为研究对象,以长江经济带污染产业为例,利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定量考察了2007—2014年期间,长江经济带污染产业转移的内在机制,分析了当前各地环境管制差异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经济发展逐渐摆脱对污染产业的依赖;区域间污染产业转移的竞争力优势变化相对稳定,产业结构优势的变化对污染产业转移贡献度较大;整个长江经济带重度污染产业转出现象明显,上游地区有轻度污染产业转入,中游地区存在明显的中度和轻度污染产业转入现象,下游地区在考察期内均为污染产业的转出地。为实现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各地政府应该积极引导产业绿色化发展,通过制定环境管制底线来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     

环境规制、污染外部性与产业空间分布演化研究

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污染外部性呈现时空演化的特征,由此环境规制水平也不断提高。由于不同地区环境规制差异及其本身随时间的变化,以及区域、企业应对环境规制的能力和措施差异,这会导致区域及企业竞争力改变,改变生产要素的流动机制,引发产业空间分布演化,大量污染性产业如化工、冶金及印染等由环境规制强度高的地区以招商引资为主要形式引进环境强度低的地区,进而带来环境时空维度的污染转移,这一现状正是形成我国部分地区生态环境问题得以解决,而整体形势却见效甚微的根源所在。文章在数据统计、资料查找与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分析我国污染外部性、环境规制与产业空间分布演化的时空演变特征,以理论研究和数据分析为切入点构建污染外部性、环境规制与产业空间分布演化三者机理关系;然后基于统计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并运用LLC检验、Fisher-ADF检验、Fisher-PP检验等多种方法进行检验,研究表明环境规制是造成具有污染负外部性的产业空间演化的重要成因;最后提出法律措施等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效应差异性分析

运用我国2002-2009年的区域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使用效率较高的地区,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能源消耗较多的地区,环境规制会阻碍其技术创新;运用行业面板数据测度了不同污染密集度行业环境规制对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促进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创新,对中度污染密集型行业影响不明显,与轻度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创新呈反方向变动,即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呈现明显的地区和行业差异。     

基于全过程分析视角的环境规制度量研究

环境规制对地区产业选择、外商投资、对外贸易等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合理衡量环境规制水平是开展相关研究的基础。文章基于对环境规制内涵的理解和"全过程"分析,从环境规制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两方面构建环境规制衡量指标体系。对我国2001~2010年环境规制水平的案例研究表明:总体来看,我国各地区环境规制水平随时间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且2005~2007年提升的较为快速,而2008~2010年增幅则有所下降;东部地区省市平均环境规制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并且其政策水平与执行水平两者均高于中西部;另外,政策水平的区域差异大于执行水平的区域差异。     

环境规制对中国企业生产率分布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1999-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为样本,在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分布影响机理的基础上,采用生产率分解法测算生产率离散度,并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与生产率分布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生产率离散程度。基于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仍然稳健。通过区分行业污染强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企业所有权属性差异的估计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有效降低了重度污染行业和中度污染行业的生产率离散度,但对轻度污染行业生产率分布具有相反作用;无论是东部发达地区还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提高环境规制水平都有益于改善生产率分散化现象;相比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环境规制更有助于降低民营企业的生产率离散程度。运用反事实模拟分析的结果说明,环境规制对生产率离散度的影响不仅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还具有明显的经济显著性。因此,适度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不仅有利于环境保护,而且能够改善生产率分散状态,促进生态环境与经济环境的良性循环。     

环境规制影响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吗?

基于世界银行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本文采用Tobit模型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在对环境规制分别从企业、地区以及地区-产业三个层面进行衡量的基础上,发现环境规制在总体上对我国企业出口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分类来看却因企业研发活动情况而有所不同:对于有研发投入的企业,促进作用依然显著;而对于没有研发投入的企业,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并无显著影响.以上结论说明,为实现环境质量改善与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双赢目标,我国在加强环境规制的同时,还应重视对企业研发活动的支持.     

环境规制对我国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

发达国家日益复杂和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对我国许多行业产品的出口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文章选取1991—1992年、1995—1996年、1999—2000年、2002—2003年和2005—2006年五个时段六个污染密集程度不同产业的RCA指数,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不同产业出口贸易的影响,得出结论:我国重度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相比发达国家整体上获得了加强;中度污染密集型产业RCA指数的变化趋势因产业而异,但大多在21世纪都有程度不同的提高;而轻度污染密集型产业RCA指数却持续在下降。因此,文章在制定高效的环境规制政策、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和鼓励出口企业进行环境技术创新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污染产业转移、区域环境损害与管控政策设计

运用数学建模和计量分析方法,利用2003-2012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污染产业区际转移与环境损害地区差异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污染产业呈现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分散转移的时空演变特征,污染产业转移对环境损害具有正向影响,但不同地区环境相对损害状况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因素对环境损害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不同,这为探讨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但不承担沉重环境损害代价”的可行路径及管控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环境与经济双赢的规制内在机理与对策

本文首先从国外、国内的环境与经济发展的两难推论出环境规制的必要,从环境规制可能带来负面效应推论出本文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然后分析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目标陷入两难是基于静态假设下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动态条件下,环境与企业竞争力进而与经济发展会实现双赢的内在规制机理,并论述了学者们支持该观点的最新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结果;最后给出环境与经济发展双赢的规制对策。     

中国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研究——基于“双重红利”视角

中国环境污染日趋严重,而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又加重了环境的恶化,使环境与发展的矛盾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为了解决环境和经济发展的问题,中国制定了环境规制政策,以期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污染减少的"双赢"。文章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双重红利"视角出发,研究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发现:我国环境规制政策没有实现"绿色红利",但实现了"蓝色红利",即中国的环境规制政策并没有缓解环境污染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在此基础上,文章还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相关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中国技术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

波特假说似乎为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找到了一条"双赢"之路。然而,环境规制如何导致技术进步,其内在影响机制是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必须明确的问题。本文基于1999—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运用系统矩估计方法对中国环境规制政策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效应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环境规制下的技术进步与地区经济发展呈现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刺激下的技术进步主要通过技术引进方式实现。     

环境规制强度和生产技术进步

波特假说认为,合适的环境规制能激发"创新补偿"效应,从而不仅能弥补企业的"遵循成本",还能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由于其本身的现实意义,引发了大量学者对此进行研究。然而到目前为止,关于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生产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却鲜有文献提及。为此,本文在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生产技术进步之间构建了数理模型,并采用面板数据方法,对1998—2007年中国30个省份的工业部门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初始较弱的环境规制强度确实削弱了企业的生产技术进步率,然而,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企业的生产技术进步率逐步提高,即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生产技术进步之间呈现"U"型关系;(2)在西部地区,受到环境规制形式的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的生产技术进步之间尚未形成在统计意义上显著的"U"型关系。因此,从长远的角度看,政府应当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使企业不仅能实现治污技术的提升,而且能实现生产技术的进步,进而为中国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双赢"提供技术支持。     

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实现经济、环境双赢的环境规制力度的测定

选用1985～2009年我国相关指标,基于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互动关系的分析,建立模型,测定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实现经济和环境双赢的环境规制力度。结论是:(1)我国环境规制与第二产业产值之间呈倒U型关系;(2)我国环境规制能否促进经济发展,临界值为10.3,即如果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对数值超过临界值,我国经济将随其投资额的增加而衰退,否则将随之进一步发展;(3)目前我国的环境规制力度远小于临界值,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由此提出了相应的经济政策。     

环境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分析——基于环境污染的溢出效应

笔者基于环境污染的溢出效应以及要素的产出、替代弹性,引入内生化环境政策,构建以和谐生态为导向的企业价值模型,以此分析环境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及各个效应因子在其中的作用.通过数理分析与数字模拟发现,以征收生产税和加大污染税收惩罚为主的环境政策,既能刺激经济增长,更能抑制污染、改善环境;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的程度,取决于要素生产与溢出弹性的强弱对比及投入要素间替代弹性的强弱.笔者据此提出了两类最优均衡发展路径,以指导实现环境质量改善和经济增长的"双赢"局面.     

双碳背景下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有重要影响,作用之一就是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当面临环境规制时,企业要么就地创新以实现环保达标符合规制要求,要么异地转移以规避当地的环境规制。结合“波特假说”及“污染避难所假说”,基于2007—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和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污染避难所假说”会削弱“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的创新能力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适度的环境规制强度可增强企业创新能力,而过度的环境规制强度则相反;“波特假说”存在滞后特征,滞后一期和二期的环境规制强度均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影响;“污染避难所假说”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他省份加权环境规制强度对东部地区影响显著,但对中、西部省份影响不显著。     

劳动力流动、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近年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开始出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而与此同时,在东部地区又出现了严重的“民工荒”现象,表明我国区域间的生产要素流动呈现出新的趋势,劳动力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在区域间发生动态转化.本文从劳动力流动和产业区际转移的角度着重分析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在新一轮产业转移和我国区域格局发生变化的趋势下,解决“民工荒”问题就要协调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一是东部地区应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二是中西部地区应发挥资源优势,改善投资环境;三是合理引导产业区际转移,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