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结构变化、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与劳动收入份额演变——基于1990—2017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在我国老龄化程度加深及出生率下降的背景下,从CES生产函数出发,构建理论模型,试图从人口结构、技术进步偏向角度探索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机制。并通过我国1990-2017年省级层面数据的研究,表明我国要素间是互补的,技术进步偏向资本,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老年抚养比上升及少儿抚养比下降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同时,我国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性特征,降低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分区域及剔除异常值进行检验后,结果仍然显著。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之谜:技术进步还是结构转型？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持续上升,这与全球趋势相反。利用我国2007年至2020年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行业内与行业间贡献率分解,结果显示其主要来自行业内增长。对工业、服务业细分行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与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存在显著且稳健的正相关关系;基于生产侧均衡并使用两步FGNLS方法估计的工业与服务业CES生产函数参数表明,当资本劳动替代率大于1时,全行业范围内的劳动增强型技术提升是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主要原因。基准模拟结果能够解释工业行业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31.56%以及服务业行业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80.98%,该结果与我国近些年实施的一系列民生保障措施有关。研究结论支持技术进步是导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主要原因,而非大多数文献提到的结构转型,这为我国科学实施“双循环”发展战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贸易开放、技术进步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我国省域数据的空间面板计量分析

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研究中国2001-2010年贸易开放、技术进步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可见它们之间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贸易开放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正影响,技术进步则表现为负影响。除此之外,对劳动收入份额有正效应的因素还有国有经济、产业结构及人力资本;而外商投资、资本产出比及银行部门扩张对其有负影响。从空间溢出效应看,贸易开放、技术进步、外商投资和银行部门扩张在空间上具有溢出效益,其他变量的空间溢出效益不显著。     

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理论与中国的实证研究

本文扩展了包含农业和工业部门的发展经济学模型,在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框架中解释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规律及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并利用1994-2007年中国省市面板数据展开实证研究。在控制省市固定效应和其他相关经济社会变量后,本文发现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路径呈稳健的倒U型非线性曲线,经历了就业效应和技术效应的交替主导,东中西三大区域及增长极、直辖市空间范围内的影响路径表现出典型的地域性差异,适宜技术研发、市场整合及相应的政策激励有助于抑制FDI技术效应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面冲击,缓解严峻的收入分配差距。     

市场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运用世界银行对中国12400家工业企业2002-2004年的调查数据,从微观角度考察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因素,重点讨论要素与产品市场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论文发现要素市场扭曲尤其是资本市场的信贷配给,会导致企业选择用资本替代劳动,从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而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状况、工作激励方式、劳动者的谈判力量也会影响劳动收入水平和份额.     

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下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原因与对策研究

我国的要素禀赋、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安排的内在联系及其共同作用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三者都与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有直接关系。制度安排直接内生于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一国的战略选择必然以本国的要素禀赋状况为基础,而一国经济的技术进步则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在既有的要素禀赋结构前提下,我国选择了资本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及工业化发展战略,结果是配套于经济发展战略的系列制度安排也是资本偏向型的,最终造成了"资强劳弱"的分配格局,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局面。在经济发展战略不变、制度安排又具有路径依赖的情况下,我国的技术进步方向又反过来强化了劳动、资本两要素的已有地位,劳动收入份额便理所当然的表现为持续下降。     

中国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分解:代际效应与年龄效应——基于队列分析方法的发现

文章运用队列分析方法,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从企业代际和年龄视角诠释了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模式。结果表明:(1)劳动收入份额代际效应呈"U形"特征,1985年后诞生的企业呈逐代上行趋势;劳动收入份额年龄效应呈"倒U形"特征,在企业年龄为30年达到峰值;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代际效应和年龄效应明显不同。(2)所有制变迁和技术进步对代际效应与年龄效应皆有解释力,但所有制变迁的影响相对更突出。上述结果表明,不同代际的企业在其成长路径上都带有制度变迁之"烙印",进而形成要素分配的系统性差异。这为理解我国当前国民收入分配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     

数字经济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兼论数字技术进步的“生产率悖论”

本文利用省际面板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会显著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以及多维度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基于欧拉方程分解的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会提高平均工资率;同时,数字经济下的产出时滞和就业扩容会遇到技术进步的“生产率悖论”,使其并不会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导致初次分配更偏向劳动。不过,长期来看,随着数字经济带来的产出收益和就业吸纳回归到正常区间,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作用将逐步衰减,甚至会将经济体再次拉入劳动收入份额低位徘徊的“泥潭”。因此,以数字经济发展推动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本同步,对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有着重要意义。     

Measuring the Labor Income Shar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Lessons From Social Accounting Matrices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challenges of measuring the labor income shar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poor availa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national account data as well as the fact that self-employed—whose labor income is hard to capture—account for a major share of the workforce and often work in the informal sector render its computation difficult. Consequently, measuring the labor share requires assumptions. I consult social accounting matrices in addition to national account data to gain information on the production structure and self-employed incom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final data set covers about 90 developing countries from 1990 to 2011. The data suggest that the finding of declining labor shares of previous studies also applies to the sample of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Furthermore, I find the labor shar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be about one-half in size and hence less than the standard “two-thirds” in economic literature.     

资本市场配置效率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股权分置改革的证据

本文利用股权分置改革作为自然实验来研究资本市场配置效率对中国上市公司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股权分置改革一方面会激励管理者通过"高薪引才"来应对更加激烈的外部竞争,从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另一方面,资本流通性的增强会减少"工资侵蚀利润"现象,从而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实证结果表明,后者的作用占据主导,改革显著降低了上市公司的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分析表明,改革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对非国有企业影响不显著;改革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影响显著,对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影响不显著;改革显著降低了普通雇员的劳动收入份额,但并没有影响管理者的劳动收入份额。     

行政审批改革、产业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

行政审批改革对市场效率改进的作用吸引了众多关注,文章主要关注行政审批改革对地区产业结构演变及其对就业和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文章揭示了地方政府在产业发展中更偏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考察了产业结构变动所引起的地区就业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分析发现:行政审批改革使地区资本密集型产业比重下降,而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上升,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其影响机制主要是行政审批改革降低了不同类型企业交易成本;而行政审批改革使产业的变动更符合地区比较优势,促进了地区就业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文章的研究在提升就业与劳动收入份额,让增长的收益更多地惠及劳动阶层、实现包容性增长方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就业增长、投资与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占比

本文通过生产函数和联立方程模型,发现在非农就业增长、投资和劳动报酬占比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在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部门的过程中,由于未能获得与其边际产出相等的工资报酬,使得劳动报酬占比下降而资本所得份额上升,资本所得份额的上升促进了投资,投资的增加保证了非农就业的持续增长。我们通常把劳动报酬占比下降和高投资率视为中国经济失衡的表现之一并给予特殊关注,但是,本文所揭示的劳动报酬占比变化的内在机制不仅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典型特征,也表明高投资率和劳动报酬占比下降并不是经济失衡的表现,它们是非农就业增长的必然结果,也是保证非农就业持续增长的关键原因。劳动报酬占比的下降虽然恶化了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却是中国经济模式所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     

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结构因素——收入法GDP和资金流量表的比较分析

本文比较分析收入法GDP和资金流量表核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前者呈下降而后者呈上升趋势。结构分析表明企业部门与住户和政府部门的加权劳动收入份额的反向变化使资金流量表中劳动收入份额保持小幅上升。波动性分解表明产业内部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的同向变动使收入法GDP不稳定,而部门内部效应和部门结构效应的反向变动使资金流量表相对稳定。因此,通过调整产业政策将产业结构与产业内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相互协调,使劳动收入份额保持稳定。     

新农村建设中要素禀赋结构与乡镇企业发展

自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处于劳动密集型区段的产业是可行的办法,而乡镇企业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在对我国农村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进行理论探讨的基础上,分析了乡镇企业选择劳动密集型技术的基本约束条件,阐述了我国乡镇企业培育适应农村资源禀赋特征技术的路径选择.     

中国劳动报酬份额变动的“非典型”特征及其解释

中国劳动报酬份额下降似乎已经成为当前的社会共识,但本研究认为中国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并不严重,而是呈现出在低水平上保持稳定的特征,这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报酬份额要么在较高水平上保持长期稳定,要么从较低水平上快速上升直到在较高水平上保持稳定的典型特征不同,是工业化过程中的一种非典型特征。造成中国劳动报酬份额低水平稳定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第二、三产业的劳动报酬占GDP份额较低,另一方面则和经济发展方式、技术进步类型、对FDI和外需的过度依赖以及劳动力市场缺乏保护等有关。提高劳动报酬份额不仅是一个收入分配问题,而且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本质要求。     

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的演变趋势及其原因——基于最终需求和技术效率的视角

理解现阶段我国经济系统中劳动报酬的形成机理和产生效率,对于中国顺利实现产业结构转型,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重点从需求结构和技术效率两个视角深入分析了开放背景下1987—2007年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的演变趋势及其背后动因。研究发现,最终需求变动和技术效率变化对我国1987—2007年劳动报酬份额的演变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最终需求结构、以需求衡量的产业结构、最终需求进口替代、劳动回报率、进口中间投入和投入产出效率对1987—2007年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贡献率分别为11%、14%、2%、38%、2%和33%。进一步研究发现,1997年之后,国内消费、投资和出口对我国劳动报酬的拉动系数呈大幅下降趋势,且拉动重心逐渐由国内居民消费转向投资和出口,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1997年之后劳动报酬份额的显著下降。此外,包括劳动回报率、进口中间投入和投入产出效率在内的技术效率变化也是引起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     

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新特征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机制研究

随着人工智能等自动化资本投入的增加,技术进步偏向会呈现新的特征,已有文献缺乏对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新特征的关注,也缺乏对新型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影响劳动力市场机制的进一步探索。文章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的随机前沿模型,利用2012-2019年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测度了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偏向,实证检验了制造业技术进步偏向对企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偏向于自动化资本。（2）制造业企业自动化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劳动力需求产生了替代效应,生产率和产出规模效应是两个影响渠道。（3）制造业企业自动化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能通过生产率效应和技能结构效应来提升劳动力工资水平。（4）基于行业关联效应,制造业上游（下游）企业自动化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通过推动下游（上游）企业的技术进步,进而对下游（上游）企业产生就业替代效应和工资补偿效应。可见,大力推动自动化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加快提升劳动力技能水平,扩大生产率和产出规模效应对劳动力市场的积极作用,重视产业链的传导和协同效应,是适应“机器换人”,实现稳就业和高质量就业的重要途径。     

工资差异、劳动力流动与工业集聚——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解释和实证检验

初始工资、运输成本和外部规模经济是劳动力空间流动和经济区域集聚的重要驱动力量。通过1980—2007年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证实了工资差异对经济集聚的影响,东部沿海地区的工资增加对经济集聚的作用显著,而内陆地区工资变动的集聚效应尚不明显。因此工资增加对沿海地区的集聚效应是有效率的,对内陆地区的集聚效应是非效率的,内陆地区的经济集聚受到开放程度、城市化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