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医疗服务政府规制的供求分析

由于医疗服务市场领域存在广泛的市场失灵,需要对其进行政府规制;政府根据规制的需求提供相应的规制制度和政策法规。医疗服务的政府规制作为制度安排是一种特殊的公共品。医疗服务政府规制的供求均衡,从形式上看是一种变量的均衡,而实质上是一种行为均衡。变量均衡的背后是市场及其被规制主体和规制主体以及相关主体之间力量的博弈均衡,也即各利益集团博弈均衡。     

诚信规制边界的博弈分析

诚信规制是社会性规制的重要内容，其有效性在于对诚信规制边界的把握。本文通过对交易双方诚信规制博弈和政府与企业诚信规制博弈的分析。揭示规制边界在于规制者把握好规制时机，并使失信成本大于诚信成本。     

政府社会性规制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契合——以食品行业为例

企业行为的外部性和内部性导致了企业社会责任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从而导致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信息的非对称性使得公众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意识还不足以形成足够的约束,对脱离于价格机制之外的外部性和负内部性,必须通过政府社会性规制使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面临受到惩罚的可置信威胁,收敛企业行为域,促使承担社会责任成为企业的自觉行动,进而成为企业提高社会责任的内在动因。     

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地方政府社会性规制政策选择

社会性规制是政府为了保护广大的消费者、雇工及公众的健康和安全而对产品和服务、广告、工作场所以及环境质量进行的规制.为了保证市场的繁荣和有序、社会生活的稳定与和谐,政府进行社会性规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由于政府规制的失灵,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多样化的规制、激励性与协商性规制、联合规制、标准替代等政策选择,有效地实现社会性规制的目的,构建和谐社会.     

基于智猪博弈理论的央地政府生态治理研究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双方存在利益博弈、政策博弈与权力博弈，形成经济学中的智猪博弈局面，制约生态文明的发展。央地政府的不同生态治理博弈策略也会产生不同的治理结果，要进一步探索央地政府生态治理的行为规制，推进政府生态治理能力与生态治理体系现代化，进一步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治理机制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农民专业合作社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但合作社的内部治理问题仍然存在，政府规制是解决合作社内部治理问题的重要途径。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普通社员参与下核心社员和政府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借助MATLAB软件分析关键参数对系统演化的影响。结果表明：①政府和核心社员策略选择受到对方策略的影响，双方策略演化结果呈现波动趋势，其结果反应了合作社内部治理问题频发，政府规制难度大的原因；②政府和核心社员的策略选择受到成本、收益以及外部监管力度的影响，较低的规制成本和较高的社会收益会推动政府选择积极策略，对于核心社员来说，较高的惩处力度和较低的消极收益会推动政府选择积极策略，同时高强度的外部监管也能推动系统结果向积极策略演化。     

中国低碳经济转型:内生动因、国际趋势与治理机制

低碳经济是当前理论界和决策层关注、具有广泛社会性的前沿理念与热点问题之一,以资源禀赋、经济利益与政治博弈为视角解析中国低碳经济转型的内生动因,基于低碳经济国际发展趋势的简要回顾,探索涵盖政策规制型、金融杠杆型以及消费引导型治理工具的中国低碳经济治理机制。     

论公共企业的法律规制——以利益相关者治理为选择

公共企业具有公共性和企业性的双重特征，其应以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进行治理。针对公共企业的特征，建立企业的内部组织体制和外部监督法律制度，赋予利益相关者诉权，是实现公共企业法律规制和建设有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必由之路。     

国有企业、政府关系与“隐性雇主”定位拿捏

我国理论界对谁是国有企业劳动关系中的雇主问题存在不同的认识。在国有企业劳动关系中,政府具有隐性雇主角色。政府的隐性雇主角色源于国有企业特殊的产权结构。作为一个隐性雇主,政府融雇主身份与非雇主身份为一体,这会导致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二者的冲突对国有企业劳动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合理地规制政府的隐性雇主角色是构建国有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举措。     

公共项目伙伴合作契约的治理机制与责任主体找寻

在公共项目代建模式下,形成了一条以代理人为纽带的委托代理链。代理人问题的存在会影响公共项目管理效率,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设计一套激励相容的契约。对基于伙伴合作契约的公共项目内部治理机制的研究表明,伙伴合作契约将有效均衡合作各方内部的权利和义务,通过有限介入管理和决策,减少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伙伴合作契约中的风险分担机制、利益分配机制、信任沟通机制以及冲突协调机制等是提高公共项目内部治理效率的基础和保障。     

产业集群外部性的产权问题探析

本文将立足于集群经济的外部性进行考察,运用产权理论的内生交易费用和外生交易费用理论对其进行分析和初步研究探讨。产权清晰性或是模糊性的设定和安排的本质是一个费用问题,由于内生交易费用与外生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只有内生费用和外生费用的总和最小时,才是有效率的。最后,提出了产业集群的发展在清晰产权和模糊产权这两种制度安排的选择问题。     

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的利益冲突及其管理

文章认为，业主是物业服务企业最重要的外部利益相关者，在实际运作中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存在着物业收费、物业功能维修、公共秩序维护、物业资产管理等方面的利益关联或冲突，而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律法规滞后且不完善、物业服务行业与企业可持续发展面临多重问题、业主服务消费观念淡薄、业主维权意识与方式不当等。文章指出，利益冲突的有效解决需要企业、业主、政府、行业协会、社会媒体等多方利益相关者依据冲突管理的不同阶段展开系统地管理。     

运用市场原则，解决收入分配不公

要明确收入分配的概念。在市场经济中,初次收入分配被称为要素收入分配。要搞清楚收入分配中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是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收入分配过程并不产生效率。在这个含义中,生产过程应该注重效率,而收入分配应该注重公平。效率与公平是相互促进的。只有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以及其他与企业利益相关的参与者之间的和谐,才能够保证生产和交易的顺利进行。在这个意义上,公平是能够促进效率的。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把国家计划指令下的资源配置方式改为由市场主导,财产占有制度也随着发生变化。收入分配不是孤立的,而要取决于财产分配。如果让一些人不劳而获就获得财产权,收入分配的结果肯定是不公平的。在中国,财产分配不公平的主要原因是国企产权交易、土地使用权转让和资本市场的运作违反市场公平交易原则,造成暴富者不劳而获。我们不但反对鼓吹贫富差距合理论的观点,也反对以贫富差距拉大为借口否定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贫富差距拉大是没有落实市场交易原则造成的;运用市场机制的公平交易原则,不但能够纠正收入分配不平等,也能够纠正财产分配不平等。要把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底,必须真正落实市场交易原则。     

集体林权流转制度改革:历程回顾、核心议题与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集体林权流转制度改革经历了林业"三定"时期、两次集体林改过渡时期和新一轮集体林改时期。研究结果显示:集体林权流转是集体经济组织和林农流出的过程,流入方注入新的生产要素与经营理念,集体林经营的资本密集度渐增;集体林权流转主体不断增多,每个时期都有主要的集体林权流转参与主体,且从单向流转向多向流转转变;政府部门从禁止集体林权流转转向鼓励和支持集体林权流转,林地收益是集体林权流转的保障,多异质性主体和林农非林就业机会增多是集体林权流转的必要条件;集体林权流转从木质产权交易演化到木质与非木质并重的产权交易,生态价值得以体现。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小农和村集体将继续向新型经营主体和工商资本等流转集体林权。为实现集体林权有序流转和保障各方利益,有必要进一步强化集体林确权工作,完善集体林权流转平台建设,规范政府行为,完善政策法规,明确生态公益林等林业区划原则,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论公务员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的法律价值

公务员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作为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近年来,它的出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尽管实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和公开势在必行,但也存在诸多阻力致使公务员财产公开在我国迟迟不能推行。对公务员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的法律价值分析尤为重要,特别是结合公务员团体的自由的财产性和公共利益优先性以及人的理性惧怕不确定性等因素。因为这些因素是公务员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中的自由与安全价值的冲突时,价值抉择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农用地征地补偿中的物权处置

农用地征收实质上农用地的所有权由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向政府转移的行为，因此征地补偿时就要充分靠考虑农用地所有权的物权属性，给予合理的补偿。本文在分析了农用地所有权的物权性质和新增建设用地地租组成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土地开发权所带来的增值收益应在农民集体与政府之间合理分割，分割的原则就是按照带来增值的投资主体的不同进行合理的分配，最后得出结论，即征地补偿应为农用地的所有权价格与土地增值收益分割值之和。     

我国产权交易市场建设中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我国产权交易市场建立的目的:一是作为被政府赋予一定监管职能的民事权利主体,对国有产权转让的行为和过程行使约定的监督职能和报告义务;二是为产权交易行为人提供交易平台,对产权交易行为进行有效组织,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然而,现阶段我国产权市场还存在功能定位不明确,市场结构割裂等问题。本文阐述了培育我国产权市场的必要性,对产权市场现存的问题作出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     

中国模式的反思：以政府失灵为视角

文章从政府失灵的视角来反思中国模式,发现主要存在四个问题:一是公共政策的失效;二是公共物品供给的低效率;三是政府行为内部性及政府扩张;四是寻租及腐败.这四个方面都是当今的中国政府所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能否通过深化改革减轻政府失灵,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模式的演化方向和绩效.     

农村宅基地流转法律问题研究

人与地的矛盾是掣肘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虽然我国法律法规政策等层面严格限制农村宅基地的流转,但我国却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着农村宅基地的私下交易和隐性市场。为了使农民参与市场竞争、融入现代化进程、创新传统产业或重新创业、实现增收,本文通过对农村宅基地流转的现状及原因进行总结和分析,对农村宅基地流转的法律疏导、规制给出了具体的设计方案。     

Regulation and corruption in transitional China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al change, regulation, and corruption by examining two possible positive effects of government discretion on growth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such as China. Firstly, economic reform depends on the support of those who have economic power. Allowing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officials to divert resources and to be involved in private businesses make them a driving force for reform by giving up some of their power to the market. Secondly, because there existed large amounts of inefficient or out-of-date regulations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certain types of government discretion can actually circumvent inefficient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and thus support growth. They enable people to break the status quo when regulations are lagging behind the reform. Although China had many laws and regulations which did not particularly promote growth, positive effects of government discretionary behaviour may have offset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these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grow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