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按劳分配中的“劳”

<正> 按劳分配既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收入分配方式的主体。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探讨按劳分配中的“劳”的基本内涵,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意义。我读了何伟同志发表在《经济研究》1991年第10期上的《在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实现按劳分配的两个问题》一文(以下简称《何文》),受益非浅。然而,《何文》认为,马克思设想的按劳分配中的“劳”是抽象劳动,这种抽象劳动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实质上是社会必要劳动。对此观点我持不同看法,在此略陈管见并向何伟同志请教。     

“按劳分配”一定要与“各尽所能”相结合吗?——与杜明同志商榷

《经济问题》一九八三年第三期刊载杜明同志《谈谈“按劳分配”与“各尽所能”》一文(以下简称《杜文》),提出必须“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统一的分配公式贯彻执行”这一观点,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对否定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若干论点之探析

《兼论》一文所提出的“二重决定论”同马克思关于生产决定分配,生产条件所有制决定产品的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的观点相悖,而且存在种种矛盾和混乱。市场属于流通范畴,为生产服务,其性质从属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转为市场,绝不应使公有制企业中劳动者由企业的主人变为劳动力出卖者,绝不应把按劳分配改为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我国目前劳动力市场并非同质,在公有制经济中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就不是劳动力的买卖,其市场机制所从属的也不是劳动力价值规律,而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规律。如果公有制经济中也不搞按劳分配,都按生产要素分配,不但无法实现共同富裕,而且要加速两极分化,后果不堪设想。     

也论劳动生产率与价值创造——与佐牧同志商榷

<正> 佐牧同志在《经济研究》1983年第8期发表的《劳动生产率与价值创造》一文,针对在同一生产部门内生产力高的劳动究竟能否创造更多的价值这一问题,提出了这样的见解:在通常情况下,在同一生产部门内部,等量劳动只提供等量价值;在特殊情况下,同一部门内生产力特别高(或特别低)的劳动,能在相同时间内提供更多(或更少)的价值。我认为,佐文由于混淆了价值创造与所谓“价值转移”、社会价值与所谓“个别价值”等概念以及对生产力、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价值决定的关系,在论述中未能正确地回答在同一生产部门内生产力高的劳动究竟能否创造更多的价值的问题。     

企业都可以发行股票吗?——与盛慕杰同志商榷

<正> 《经济研究》1985年第1期刊载的盛慕杰同志《论股票、债券的发行》一文,从金融战略和金融宏观控制的角度,对社会主义条件下股票、债券的发行作了精辟的论证,给人以深刻启迪。但该文提出的所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营企业都可以发行股票的观点,似有待商榷。诚然,大中型国营企业发行股票不会改变其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原因正如盛慕杰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集体所有制企业作为公有制企业认购国营企业发行的股票,无非是公有制企业与公有制企业之间的经济往来,当然不会改变国营企业的公有制性质。而劳动群众作为全民的一部分,他们认购的国营     

按劳分配是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分配的统一吗?——与李砚林、牛养育同志商榷

《经济问题》一九八三年第五期发表了李砚林、牛养育二同志的《按劳分配是按抽象劳动分配和按具体劳动分配的统一》一文(以下简称为《李文》),试图论证存在商品生产的社会主义阶段具有两个层次的按劳分配关系的客观必然性,这无疑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但是对《李文》论点依以建立的根据,我们有不同看法,现提出来商榷,以求教于李、牛二同志。 《李文》提出,在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只能按经济单位提供的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来分配,然后,经济单位内部才能按劳动者具体劳动时间来分配。”(《经济问题》     

再谈政治与经济是对立的统一——答段若非、代成同志

<正> 《经济研究》1979年第7期发表了段若非、代成同志的文章:《政治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决定经济吗?——对赵国良同志与林子力、有林同志商榷的商榷》(以下简称《再商榷》),对我的《政治与经济是对立的统———就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与林子力、有林同志商榷》(以下简称《商榷》)一文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讨论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怎样完整地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与经济关系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而且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快四个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具有实践意义。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进一步探讨,并答复段、代二同志对《商榷》一文的若干批评。     

“我国尚不存在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条件”吗?

<正> 《经济研究》1982年第12期刊载的谷书堂、杨玉川二同志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的转化形态问题》一文,从理论上论证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客观必然性,其基本观点我是赞同的。但是作者在文章的后部却又作出了一个这样的结论:“我国尚不存在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条件”。对此我有异议,故写此文,与谷、杨二同志商榷。作者认为我国尚不存在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条件的理由之一是,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资金有机构成还较低。他们指出,在我国,“农业主要还是采取以手工工具、畜力耕种为主的生产手段”,“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中还有60％以上     

也谈按劳分配和“劳动所得”

<正> 读了张问敏同志在《经济研究》1987年第2期发表的《关于按劳分配理论的思考》(以下简称张文),很受启发。文中提出了我国当前在分配领域中所出现的不少新问题,这是需要我们更加深入探讨的。但是张文提出的某些观点和得出的某些结论,我认为值得商榷。一、按劳分配的本义、前提和实现按劳分配的具体形式张文提出,“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按劳分配思想加以概括,就可得到如下的按劳分配定     

租赁经营不能在国营企业中推行——与陈家骏同志商榷

《经济问题》于1987年第7期刊登了陈家骏的“论租赁经营”一文。此文所作分析与笔者的理解不同,特撰稿与该同志商榷。我认为租赁经营存在如下问题。 一、不能保证国有财产的完整性。 在我国目前条件下,企业财产归国家(全民)所有,承租人绝大多数是企业职工或其它集团。因此,我国目前实行企业租赁经营的基本条件,则是承租者对国有财产负责,保证国有财产的完整无缺。实现这一目标的措施当然也是承租者必要的财产抵押。然而,限于我国     

也谈我国现阶段个人消费品分配方式——与王勤同志商榷

王勤同志在《试论我国现阶段个人消费品分配方式(见《经济问题》1982年第5期)一文中,表述了这样一种观点:马克思阐述的按劳分配理论只是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分配理论。在生产力水平较低和存在着两种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现阶段,只能实行相对平均分配与按劳分配原则并存的分配方式。笔者不能同意这一观点。现就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和社会主义现阶段分配模式的特点谈谈自己的看法,就教于王勤同志。 一、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不是只适用于某一阶段的具体分配模式,而是对社会主义分配方式本质特征的高度概括。     

也谈两级按劳分配

(一) 什么是两级分配?两级分配论的观点是蒋一苇同志在1979年7月14日《工人日报》上发表的《关于按劳分配的几个问题》中提出来的,我认为,两级按劳分配是否应从这方面理解:按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设想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理,即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正好领回它给予社会的一切;从企业来说,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单位;既然是有相对独立性,因此,一     

关于按劳分配和资产阶级法权关系的问题

《经济研究》一九六一年第四期发表了孙尚清同志所写的《试探社会主义社会质的规定性》一文,文中在谈到按劳分配和资产阶级法权的关系时说:按劳分配“……体现着一定形态一定数量的劳动与另一种形态的同量劳动相交换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原则是等价交换,而等价交换原则是资本主义社会里也通行的、调节商品关系的原则,并且为资产阶级所承认、所利用的原则。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家     

按劳分配不只是物质生产领域的分配原则

在我国经济理论界,有的同志援引《哥达纲领批判》,认为马克思讲的按劳分配只是物质生产领域劳动者的分配原则;非物质生产领域劳动者(特别是脑力劳动者)是从“六项扣除”中开支,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巴黎公社原则分配。例如,有的文章讲,“现实生活的具体工资中:第一,既包含物质生产领域的工资,也包含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工资。前者应当是同‘按劳分配’相联系的,后者则不是或至少不完全是同‘按劳分配’相联系的,应当是还受其他原则支配。”我以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按劳分配原则的适用范围究竟有多大,非物质生产劳动者按什么原则分配,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不但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而且也是社会经济实践提出的要求。在我国职工中,物质生产劳动者占多数,但非物质生产劳动者仍有数千     

是按所有权分配还是按贡献分配——与《究竟是按所有权分配还是按贡献分配？》一文商榷

针对论文《究竟是按所有权分配还是按贡献分配?》的一些观点,笔者提出如下四点商榷意见:一、劳动价值论的实质不是说价值是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而是指,价值是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价值的源泉和实体是活劳动,非劳动要素不创造价值;二、按要素所有权分配是生产要素分属不同所有者条件下的客观规律,是马克思提出和赞同的正确理论;三、分配方式是由所有制而不是由政权的性质决定的;四、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理论依据不是劳动价值论,不能通过歪曲劳动价值论,否认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本质差别。     

改革呼唤新型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和企业制度——《论我国所有制和企业制度的改革》评介

<正> 由佐牧同志所著、改革出版社出版的《论我国所有制和企业制度的改革》一书,以科学的态度和求实的精神,对我国经济改革中的所有制和企业制度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提出不少值得重视的理论观点和切合实际的改革建议,不失为近年来有关所有制和企业制度改革的一本比较系统和深入的著作。归纳起来,该书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独到之处,值得特别提出: (一)对我国所有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从我国目前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现实出发,作者认为所有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多元化的社会所有制结构。具体讲,它包括四种经济成份和与此相适应的八种所有制形式。四种经济成份为:社会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劳     

对分工起因于交换的观点不能一概否定

<正>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在商品交换和社会分工相互关系问题上,把有关分工的全部思想的起点归结为“人的本性”,他从人的利己主义出发来论证商品交换并得出社会分工的结论。这显然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然而他关于社会分工起因于商品交换的观点中的正确部分,则应当加以肯定。现在,我们流行的一些教材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是先有分工,后有交换,不是分工来自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

社会主义制度下两种公有制之间的交换、国营企业与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以及社会与个人之间的交换都是商品关系。各个历史时期的商品都是具体的,都有具体的社会性质。但是“商品交换一般”的概念应该理解为在交换中比较产品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实行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交换原则的交换方式。进入这种交换的产品就是商品。商品生产存在的前提是:社会分工,从生产到消费不能完全经过直接分配来实现,以及交换有采取商品形式的必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各种商品关系,各种商品关系之所以必要,是由于两种公有制的存在和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与按劳分配有联系的经济核算也是它们存在的原因之一。在所有三种商品交换当中,交换产品的时候都发生所有权的转移。但都不是完整意义下的所有权转移。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之间的交换也是如此。在商品关系当中,劳动者用所得货币购买消费品是比较特别的,它不是商品——货币——商品,而是劳动……货币——商品。这个表述的意思是,劳动由于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具有直接的社会性,直接表现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同作为商品的消费品进行交换。商品的消亡过程不是各种商品的商品性逐渐减弱,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商品由于丧失它们存在的根据而退出历史舞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按需分配代替了按劳分配,消费品就不再成为商品。至于那时部分生产资料是否在一定时期内还会是商品,现在还难以断定。此外,本文对于人民公社为什么要实行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针,概括了许多有关这一问题的文章中的意见和发表了一些自己的意见。关于我国由社会主义所有制两种形式并存的局面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过程中交换关系的变化问题,根据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过渡的发展过程的一般了解,只可能具体地作了一些分析。并且认为,为了实现这一过渡,不仅要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采取必要的步骤,而且要在交换关系方面采取必要的步骤。     

谈谈“按劳分配”与“各尽所能”——与陈昕同志商榷

《经济问题》1982年第8期载陈昕同志《马克思并没有把“各尽所能”与“按劳分配”结合在一起》一文(以下简称《陈文》),正确地指出把“各尽所能”和“按劳分配”连在一起讲的是斯大林。但是作者认为斯大林把两者联系在一起,是不对的。本文谈点不同看法,和陈昕同志商榷.     

也谈劳动是谋生手段的问题——与赵人伟同志商榷

赵人伟同志的《关于劳动是谋生手段的问题》一文,着重阐述了这一观点:“劳动作为谋生手段”是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事实,不是社会主义经济中所特有的,因而不能用它来说明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按劳分配的历史必然性;否则,既违背了人所共知的经济事实,也误解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家的原意。事情果真如此吗?我并不以为然。劳动,是人类社会生存的“自然条件”。这对于一切社会形态来说,都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任何民族,任何社会,只要停止了劳动,很快就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常识。宣传这一简单而伟大的真理,对于我们在人民内部进行劳动观点的教育,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