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询函监管会导致审计师变更吗？——基于沪深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研究

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5—2019年数据,从第三方服务提供者——审计师的角度探讨问询函监管机制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公司收到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后更易发生审计师变更。进一步从审计供给方与审计需求方两个角度对审计师变更进行深层次分析,发现年报问询函监管机制更易导致公司辞退不具备行业专长的审计师,风险较大的公司收函后更可能发生审计师变更。最后对年报问询函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年报问询函包含的问题数量多以及年报问询函会需要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核查意见,审计师变更的可能性更高。结论丰富了问询函的经济后果分析,也为审计师和客户关系重构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上市公司年报监管问询的现状分析

本文对2015~2017年沪深交易所发出的年报问询函进行解析,发现证券交易所对年报的问询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财务报告数据真实性、行业和企业战略、公司治理、重大事项和潜在风险以及关联交易公允性方面.建议上市公司重视信息披露质量,加强财务相关员工培训,加深员工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了解和认识,关注投资者对于信息披露的需求,并且优化公司治理结构,监管部门应加强监管和处罚机制.     

非处罚性监管对企业税务筹划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问询函的实证分析

年报问询函制度是我国证监机构推进监管公开、强化事后监管、助力监管转型所做的制度性创新.在这种监管压力下,企业是否会调整税务筹划战略?文章以沪深交易所披露的发函日期为准,选取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OLS模型实证检验收到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司税务筹划行为的变化.结果表明,与未被问询公司相比,收到年报问询函后企业税务筹划行为显著减少.进一步研究发现以并购重组类问询函为代表的非年报问询函对企业税务筹划具有抑制效应;当区分企业产权性质时,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更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非处罚性监管的经济后果理论成果,扩展了企业税务筹划影响因素相关文献,并对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监管有借鉴作用.     

证券交易所非处罚性监管与审计质量——基于年报问询函信息效应和监督效应的分析

以2015—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借助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发现交易所发放年报问询函显著降低了当年审计报告的激进性，提升了审计质量，且这种提升作用并不限于问询函中被“点名”的审计事务所；年报问询函分别通过信息效应和监督效应提升审计质量，但监督效应占主导。     

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与会计稳健性——基于年报问询函的证据

会计信息缺乏稳健性损害了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如何进行有效监管是学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选取2015—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沪深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制度对会计稳健性的治理效果,研究发现,年报问询函显著提高了被问询企业的会计稳健性,且当同一年报被问询次数越多、年报问询函问题数量越多、年报问询函需要中介机构发表意见、企业延期回函时,提升作用越大。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负债率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企业,年报问询函的监管效果更佳,同时监管依赖于信息环境,当企业信息环境较好时效果更明显;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年报问询函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独立董事履职独立性和强化投资者关注来提高会计稳健性。结论表明,年报问询函能有效提高上市公司信息质量,发挥一线监管职能,为监管层进一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完善分级分类监管”及提高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提供了政策思路。     

"深港通"能否减少交易所监管问询?——来自年报问询函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15-2018年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年报问询函数据,检验了"深港通"交易机制对企业年报问询函接收情况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深港通"能显著降低上市公司披露的年报被交易所问询的概率和次数,并且能有效改善企业披露的年报中存在问题的严重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能显著加强"深港通"对上市公司年报问询函接收情况的负向影响作用.在对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分板块的研究中发现,"深港通"机制对中小板企业和创业板企业的影响作用更显著.研究表明,"深港通"机制在发现和防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问题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为后续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提供了理论证据.     

年报问询函、审计定价与审计延迟

作为证监会监管转型的重要手段,非处罚性监管受到政策制定者以及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其中,以问询函机制为载体的监管方式使得上市公司年报“卸妆”,公司存在的疑点问题暴露于公众,令投资者拍手叫好。而审计师在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是否会将问询函视为一种风险预警信号,从而改变其审计定价决策,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基于此,利用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5—2018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交易所发放年报问询函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年报问询函与审计定价呈正相关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借助审计成本的度量指标——审计延迟,进一步揭示审计定价提高是审计师要求风险溢价补偿的结果,审计师并没有对收到问询函上市公司增加更多的审计投入。这种相关性在非国有性质、内部治理水平较低以及处于市场化程度较差地区的公司中更为明显。上述结论不仅丰富了问询函与审计师定价行为的文献研究,而且有助于进一步了解问询函对审计定价产生影响的作用机理。     

年报问询函对被问询企业内控质量的影响研究

以2015—2018年深交所发放年报问询函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年报问询函这一非处罚性监管方式对被问询企业内部控制的治理效应。研究表明,年报问询函制度对提升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具有正面促进作用,收到年报问询函后,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显著提高。进一步研究表明,年报问询函对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促进作用主要存在于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的上市公司,以及国有上市公司,对于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的上市公司以及非国有上市公司,该效应并不显著。本研究为年报问询函制度的有效性提供了实际证据,其政策启示在于,应继续实施并强化年报问询函监管制度,对于被问询后仍存在重大纰漏或失范的上市公司,应加大对企业及其高管的信息曝光和惩戒力度,从而增强年报问询函制度对两职合一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及其高管的震慑力度。     

监管问询会影响审计师决策行为吗?

本文以2015-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沪深交易所监管问询对审计师风险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被审计单位收到问询函后审计师更倾向于离任,而审计师声誉和行业专长会抑制监管问询后审计师变更;选择留任的审计师则会倾向于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将签字注师更换为执业经验更丰富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年报问询函使得审计师在出具审计报告时更加谨慎,表现为披露更多的关键审计事项,审计意见更有可能由上一年的清洁意见变更为非清洁.     

问询函监管对分析师盈余预测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沪深交易所财务报告问询函的证据

文章以2014—2016年收到财务报告问询函的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问询函监管对分析师盈余预测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问询函监管显著增加了分析师盈余预测跟随,降低了分析师盈余预测误差及分歧度.进一步研究发现,当问询函监管强度越大、问询函内容涉及前瞻性问题时,问询函监管对分析师盈余预测行为的影响越显著.     

年报柔性监管与企业短期业绩——基于年报问询函的经验证据

治理理念下的柔性监管是一种与命令控制色彩浓厚的传统监管相对应的新型监管,体现了治理理念中的权力中心多元、重协调与互动、重过程的基本特点。本文以2015～2018年A股主板市场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上市公司短期业绩角度探究了交易所问询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交易所问询后企业短期业绩显著下降;年报问询通过加剧企业融资约束和高管变更对企业经营产生负面影响;交易所问询对盈余质量更差、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以及管理层能力较弱的企业财务业绩负面影响更大。研究丰富了监管问询经济后果相关文献,对监管机构创新监管方式、缓解监管问询的处罚效应以及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也具有增量意义。     

交易所年报问询函与企业融资约束——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为研究对象,以2015—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对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收到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后会面临更高的融资约束,且问询函的严重程度越高,即问询函包含的问题数量越多、公司被问询次数越多、越延期回函,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严重。进一步基于企业异质性研究发现,收到年报问询函的小规模、非国有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更为严重。文章丰富了关于交易所问询函经济后果的研究,为证券交易所切实履行一线监管职责,维持良好资本市场秩序提供了经验证据。     

证券交易所非处罚性监管会影响审计师定价决策吗？——基于问询函的经验证据

交易所质询作为资本市场一种重要的非处罚性监管手段,主要聚焦上市公司的风险敏感事件,具有丰富的信息含量。而在以风险导向为基础的审计模式下,审计师在进行定价决策时是否会将交易所问询监管视作一种风险信号？以2015—2017年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交易所问询监管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到交易所问询函的上市公司其审计费用显著高于未收到问询函的公司。进一步研究发现,上市公司一段时间内被频繁质询,审计师会对其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特别是收到与会计信息相关的问询函时,审计费用增加更为显著。     

非行政处罚性监管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来自年报问询函的经验证据

如何优化企业社会责任、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备受学界关注。本文以2015～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非行政处罚性监管角度探讨年报问询函及其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发现两者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并且问询力度越强,即问题数量越多、问询次数越频繁、问询语调越负面,越有助于发挥年报问询函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提升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法治水平、投资者关注和媒体负面报道会强化年报问询函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正向影响,而政治关联会削弱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上述结论既为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提供了经验启示,又为我国非行政处罚性监管的有效性增添了新证据。     

问询函监管与大股东“掏空”——来自沪深交易所年报问询的证据

基于沪深交易所问询函监管的重要政策，以2013—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和年报问询函数据为样本，考察问询函监管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式问询函监管有效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进一步将问询函区分为包含“掏空”关键事项问询函和未包含“掏空”关键事项问询函，发现问询函监管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包含“掏空”关键事项问询函上。从大股东实施“掏空”行为动机看，“掏空”关键事项问询函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在内部控制治理水平较差的公司中更强。从大股东“掏空”行为实现的客观条件来看，“掏空”关键事项问询函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治理效应在法治水平较低地区更显著。     

研发信息的增量披露能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吗——基于年报问询监管的证据

上市公司的研发信息披露一直是会计准则执行中的难点问题。年报问询监管作为信息披露监管的重要手段能否改善研发信息披露质量从而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是检验该监管制度经济后果的重要维度。整体而言,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的年报问询函监管会对公司的创新投入产生负向影响,细分年报问询函问题是否与“研发”相关后,发现涉及“研发”问题的年报问询函会对公司的创新投入产生正向影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由于问询监管会对公司的代理问题、融资约束产生不同影响,涉及“研发”问题的年报问询函能发挥外部治理作用及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进而促进相关企业的创新投入。鉴于研究证据和高质量发展对研发创新的倚重,年报问询监管可以对企业的研发信息披露给予更多的关注,帮助更多的市场投资者获取更有价值的研发信息。     

交易所非处罚性监管会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吗?——来自财务报告问询函的经验证据

与证监会的各项处罚性监管措施不同,交易所发出的问询函属于非处罚性监管,以问询的性质督促上市公司完善其信息披露.本文以2014—2017年5年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实证检验了财务报告问询函与会计信息可比性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财务报告问询函与会计信息可比性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缩小样本,以收到问询函的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公司当年收到问询函的数量与会计信息可比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公司收到的问询函越多,会计信息可比性越高.     

交易所年报问询能提升上市公司盈余质量吗？——基于深交所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上市公司公告年报后,交易所会组织专业人员对年报进行审核,并针对可能的疑问向上市公司发放年报问询函,要求公司回复并公开披露。基于这一制度背景,以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针对2014年至2017年间年报被问询的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后,当年度年报被交易所问询的公司,其盈余管理程度更高、盈余质量更差,表明交易所在年报审核中是有的放矢的,关注到此类盈余质量更差的公司;同时发现,国有控股公司被问询的可能性低于非国有控股公司,表明交易所在年报问询中可能存在偏倚现象;进一步检验发现在年报被问询后,公司次年的盈余管理程度依然较高,盈余质量并未得到改善,年报问询这一非处罚性监管措施在改善盈余质量方面的监管效果有限。     

后任审计师能够谨慎承接审计业务吗——“四大”与“非四大”比较的实证研究

审计师变更一直是我国审计市场监管的重点,后任审计师谨慎承接客户是风险防范的首要环节。那么,相对非四大来说,四大承接业务是否更加谨慎呢?本文基于四大与非四大比较的研究视角,考察风险因素对审计师承接业务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与非四大相比,四大在承接业务时更加关注风险应对,体现在控制审计复杂程度以及其他风险应对措施两个方面,但是没有发现四大客户公司治理风险、财务风险等影响重大错报风险的因素与非四大存在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