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FDI税收政策效应的现实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税收政策成为影响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和手段。本文通过对我国现行FDI税收政策效应的经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现行FDI税收政策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收入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其中资源配置效应又分为资本形成效应、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区域经济协调效应和技术进步推进效应。在实践中，我国现行FDI税收政策还具有明显的“粗放性”和“不确定性”特点。     

FDI对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85～2006年的统计数据,建立了包含价格贸易条件、初级产品进口额、工业制成品出口额、贸易顺差和外资企业出口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这5个变量的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工业制成品出口是导致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重要原因,而初级产品进口对改善价格贸易条件有正效应,但正效应目前还不显著,FDI对改善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有显著的正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改善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政策建议。     

FDI对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出口竞争力相关指数,考量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现状,并利用计量模型测算出上期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对我国机电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存在正相关关系,为我国合理利用外资提供参考。     

FDI对我国国际收支贸易效应的实证研究

为了验证FDI与东道国的贸易关系理论,本文从国际收支角度对FDI与我国贸易差额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选取1983—2007年数据,使用协整分析方法对两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FDI与我国贸易差额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因此,建议长期坚持合理、有效引进外资的政策。     

FDI对安徽省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

本文选取2005年-2015年安徽省外商直接投资、出口总量和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年度数据进行分析,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方法研究安徽省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商品结构的长短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FDI与安徽省的出口商品总量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外商直接投资与安徽省的出口商品结构有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吸引FDI的税收政策探讨

问题的提出关于一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对FDI影响的研究可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国内外在这方面的代表性观点有三:一是认为一国的税收优惠政策成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二是认为一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是无效的;三是认为一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有积     

我国经济增长与FDI、国内投资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1978—2013年时间序列数据

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文中主要分析国内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这两个因素,探讨这二者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1978—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FDI、国内投资与GDP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运用了ADF单位根检验法、协整检验法、格兰杰因果检验法、脉冲响应分析法,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都有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趋势是先上升后下降的,并有反向作用的趋势,国内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趋势是先上升后平缓。建立VAR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得出我国经济增长对国内投资的脉冲响应要大于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响应,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国内投资前期存在挤入效应,后期存在挤出效应。最后,根据得出的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税收政策对我国吸引FDI影响实证分析——以制造业行业为例

本文选择我国10个制造业行业7年的数据,从分行业的角度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税收政策对我国吸收FDI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在现阶段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对吸收FDI起着正向的促进作用,以及税收优惠政策对出口导向型行业的影响要大于对内销导向型行业的影响这一结论。     

FDI对中国房地产影响分析

为了分析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房地产业的影响,以1987—2007年的年度数据为基础,利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和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的关系,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说明二者无显著的因果关系。     

FDI对广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经济健康发展的保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运用广州1985—2012年时间序列数据实证检验F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广州FDI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库兹淫茨"倒U"形曲线关系,现阶段正处于曲线左端,即FDI引入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但长期随着外资依存度增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状况得到逐步改善。本文最后就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出建议。     

母国税制对东道国税收优惠政策的影响——基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研究

国际直接投资研究领域,人们普遍认为,当母国对来源于外国的所得实行抵免制以避免国际重复课税时,东道国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往往转化为母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母国的投资者无法获得东道国给予的税收优惠.针对该观点,文章比较了1990～2004年实行抵免制的美国及实行豁免制和饶让抵免制的其它西方发达国家在华直接投资,未发现美国与其它西方发达国家在华直接投资的积极性存在显著差异.由于美国对该国投资者给予税收递延,使得投资者依然能够获得东道国的税收优惠,美国实行的抵免制并未阻碍该国投资者在华投资热情.该结论对预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对外资流入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税收贡献及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实证分析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各项税收总额及关税的定量贡献的基础上,采用行业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税收贡献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虽然外国直接投资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涉外税收、各项税收总额以及关税的增长,但给予其税收优惠也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我国的税基,减少了税收收入。有必要分步骤地进行现有税收制度改革,最终统一内外资企业的税收制度。     

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税收正负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实证分析了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税收的正负影响.结论认为,虽然外国直接投资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税收的增长,但给予外资较高程度的税收优惠也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我国的税基,减少了我国的税收收入.由于税收优惠并非吸引外资的显著因素,有必要分步骤地进行现有税收制度改革,最终统一内外资企业的税收制度.     

中国的外资优惠政策应该取消了吗?——基于东道国政府之间FDI竞争的视角

东道国政府之间对FDI的争夺主要在相邻的国家之间进行,且竞争主要集中于效率寻求型FDI中的低技术制成品及中技术和高技术中的简单终端产品。本文对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FDI竞争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中国虽然已成为了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但是中国并未成为所有外资的必选之地,在吸引外资方面,中国还面临着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不过短期内,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还能继续保持优势地位。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为了保持和提高我国对FDI的竞争力,我国目前取消外资优惠政策的时机还不成熟。     

论WTO体制与我国外资鼓励政策

自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鼓励政策在我国吸引外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逐步融入全球经济,尤其在加入 WTO 后,我国的外资鼓励政策的弊端逐渐显露,并且受到了国际规则的约束。本文拟通过分析当前外资鼓励政策的现状,以及其与 WTO 体制的冲突,并结合入世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来探讨今后我国外资鼓励政策的选择。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借助于计量经济模型,以1985-2002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中国市场容量、中日双边贸易、实际汇率和中日实际工资差异。通过对模型中各变量的比较和归纳,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动机整体上可以综合为两个方面:一是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贸易主导型对外直接投资,以扩张本国的边际产业为直接目的;二是中国巨大的市场是吸引日本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我国得自外商直接投资的比较利益分析

我国在引进FDI中,存在着对外资各种形式的“超国民待遇”,存在着各地方政府由于竞相竞争引致的恶性博弈(不合作博弈),存在着征税体制上给外商运用“转移定价”大幅度逃税的巨大漏洞,在外资总量发展、GDP持续增长和产业结构进步的同时,我国所获的静态比较利益和动态比较利益都十分有限。因此,我国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率亟待进一步提高。     

我国省级外国直接投资环境竞争力评价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外国对华直接投资(FDI)迅速增长。但我国各地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环境竞争力存在很大差别,导致各地区吸引FDI的绩效表现出显著的非均衡性。文章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依据我国2006年省级地区的数据,建立评价我国30个省级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环境竞争力的指标体系,对我国各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环境竞争力进行客观评价及比较分析,并为各地区改善其外国直接投资环境,提高其外国直接投资环境竞争力提供政策依据。     

外商投资企业通过资本弱化来避税?——来自中国1998—2008年面板数据分析

在放松MM定理假设条件基础上构建一个简单FDI资本弱化模型,理论推演表明:企业债务利息在企业所得税征收前列支条件下,中国FDI企业通过举债以规避企业所得税缴纳,使其资本结构逐渐弱化。对1998—2008年港澳台、外商投资的限额以上餐饮服务业、批发零售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证实了理论模型得出的结论。     

我国电信基础业务FDI壁垒及行业影响

本文的目的是分析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电信业基础业务开放的情况,并测量电信基础业务市场FDI壁垒及其对行业发展的影响。非政策性壁垒确定主要基于2010年对电信业中外资服务商的第一手调研资料,利用Warren壁垒评分标准和层次分析方法测算综合壁垒指数。研究结果表明,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基础电信开放的政策性环境有了明显改善,同时非政策性壁垒的影响开始显现,成为客观评价行业开放度的重要因素。研究还表明,通过扩大开放、提高利用外资水平来进一步促进行业发展仍有较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