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

本文选择使用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法测算了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驱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为52．7％,技术进步对经济拉动作用不足,为20．7％,且产出弹性较小,仅为0．13。技术进步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至关重要,贡献率为43％,其他因素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作用较小。同时通过国际比较发现,我国研发投入总体力度较小．研发资本存量不足,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远远低于韩国等发达国家。     

安徽省1980-2012年全要素生产率的计量分析

本文根据索洛余值理论,运用计量方法测算出安徽省1980-2012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且分析各种投入和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安徽省平均全要素生产率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0%左右,资本存量和劳动投入的增长决定安徽省的经济增长速度,而技术发展较为滞后。安徽省应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于GDP增长的贡献率,使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速度相匹配。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1978-2010

全要素生产率是反映经济增长来源的重要指标。本文利用经典的Solow生产函数,以资本存量和就业人数代表资本和劳动投入,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生产函数进行了回归估计,测算出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产出弹性,并在此基础上测算出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数值及其变动率。结果表明中国资本产出弹性远高于劳动产出弹性,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过度依赖于资本要素的投入,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整体水平在下降。     

简析民营银行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直接路径

对于发展民营银行的争论已多年,但我国至今没有一家真正的民营银行。本文引入新古典增长理论,从促进要素投入(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角度,分析了发展民营银行对我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重大意义。     

改革开放30年广东省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本文选取广东省改革开放30年的数据作基础,通过计量方法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模型进行估计回归,计算并分析了全要素生产率及资本、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旨在以量化公式来反映广东经济增长质量。本文从整体上探索了广东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发展过程中显露的问题,特别根据经济增长情况分3阶段作了比较分析,发现广东省的经济增长主要是资本驱动型,其经济增长方式还处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过渡的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较高水平很大程度上来自体制改革而非技术进步的推动。最后为广东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出了3点政策建议。     

简析民营银行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直接路径

对于发展民营银行的争论已多年,但我国至今没有一家真正的民营银行.本文引入新古典增长理论,从促进要素投入(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角度,分析了发展民营银行对我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重大意义.     

经济金融化与“全要素生产率之谜”: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人口论、人力资本积累论、技术扩散放缓论、全球贸易摩擦论、金融危机持久伤害论以及统计幻象提供了“全要素生产率之谜”部分解释。然而,“全要素生产率之谜”的剖析不能忽视经济金融化转型的典型事实,实体经济金融化导致金融资本对实体资本的“挤出”而产生负面冲击,引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停滞。这种“挤出”存在资本运动、产业结构和企业金融化的三层次作用机制,表现为金融资本趋强而产业资本趋弱、核心经济由实体部门向虚拟部门的转变、“收入差距”扩大伴随的有效需求不足和企业主营业务的“金融化”行为。进一步利用跨国投入产出数据对此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经济金融化是“全要素生产率之谜”的重要原因。鉴于此,我国高质量发展要关注全要素生产率中的金融化因素,需要深化金融制度改革,坚持制造业是实体经济核心的地位,促使金融业回归资金融通服务中介的本质,提升金融服务新兴经济的能力。     

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以上海市为例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上海市的经济增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本文通过运用C-D函数法、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法和CES生产函数法这三种方法对上海市1978-2010年这31年期间的要素投入特征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算,比较分析认为C-D函数法更有效.同时基于C-D函数估计结果,对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了分解和不同阶段的比较.文章进一步结合新经济增长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理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构成因素进行分解,运用改进的GLS估计发现:人力资本和R&D活动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促进作用,而制度变迁因素作用不显著,上海的经济增长已经趋向于“稳态增长”.     

地区法治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我国单一制国体下地区之间法治差异,法治水平的提高可以保护劳动者权益以及促进资本流动,本文运用我国1997-2009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地区法治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法治水平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表明法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因为我国应该统筹地区的法治发展,这样也有利于缓解我国的区域经济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估算

本文采取了索洛余值法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进行估计,并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渊源做了简要分析。     

中国经济增长要素分析

本文根据索洛余值法及C-D生产函数原理,利用1978²011年全国产出、资本、劳动数据进行回归,得到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并在此基础上对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因素主要来源于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小。这种粗犷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中国亟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视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不断提升经济增长质量。     

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

本文利用1980~2003年的我国贸易统计数据,基于不同种类商品的进口增长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的分析视角,测度了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口总体上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初级产品的进口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没有显著影响,但非食用原料和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的进口有显著影响;工业制成品进口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显著影响,但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的进口没有显著影响。     

我国商贸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驱动因素——基于中性与偏向性技术变化的全面分析框架

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受技术追赶、希克斯中性技术变化、投入偏向性技术变化和产出偏向性技术变化四类效应的影响。对2004—2020年我国商贸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及其驱动因素进行研究发现,我国商贸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两阶段变化态势,目前通过技术引进带来的中性技术提升阶段已经结束,而要素禀赋变化所引发的劳动节约型和产出扩大型技术提升幅度有限,因此,即使区域技术差距有所缩小,也难以拉动全要素生产率恢复至增长状态。东部沿海地区、北部沿海地区和南部沿海地区是我国商贸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优势集聚区域,实现了多种驱动因素交互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状态;西南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在考察期内的全要素生产率增减基本相抵,同时存在技术追赶不足和资本投入效率下降引发的资本使用型技术退步等;东北地区、黄河中游地区和大西北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现出下降的变化态势,并存在技术追赶不足、资本使用型技术退步或中性技术退步等。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商贸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是通过技术追赶缩小区域间技术差距,提升产出扩大型技术水平,并促使各地区按自身禀赋发展资本或劳动节约型技术。     

简析民营银行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直接路径

对于发展民营银行的争论已多年，但我国至今没有一家真正的民营银行。本文引入新古典增长理论，从促进要素投入（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角度，分析了发展民营银行对我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重大意义。     

全要素生产率在亚洲主要经济体增长中的作用解析

采用Jorgenson增长核算模型测算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四个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将资源再配置效应纳入核算框架,然后基于统一的增长核算框架和可比数据对四国全要素生产率做比较分析。研究发现：考察期内,四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低。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9%、0.4%、0.6%和2.1%,对印度、日本、中国和韩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分别为34%、25%、11%和10%。资源再配置效应对处于快速发展中的国家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重要影响。整个考察期内,资本和劳动再配置的净效应对韩国、印度和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分别为100%、50%和33%,而对于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贡献并不显著。     

碳排放、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农业经济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科技进步的关键指标之一,是指在各种生产要素投入水平既定的情况下所达成的额外生产效率。 传统农业增长模式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通常以劳动力、资本、土地、农业机械设备等作为测度。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背景下,我国农业朝向绿色化、高效化、集约节约化发展,加入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以测算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分析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为我国现代化、绿色化农业建设提供思路与方法。     

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文章采用1998年～2005年各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对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将中国的经济增长分解成要素投入的贡献、人力资本的贡献、技术进步的贡献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研究表明:我国总产出中资本投入的贡献率最大,达到了60%左右;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较大,在总产出中的贡献达35%;劳动投入的贡献率很小,只有5%左右。而全要素生产率中,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贡献最大,技术进步的贡献较小,人力资本的作用不明显。因此,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有赖于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在产出中作用的进一步提高。     

浅析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在简述经济增长理论之后,对中国经济增长率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定,揭示了我国经济增长的特征,提出了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三途径。     

集聚密度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差异——来自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证据

考虑集聚外部性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对我国285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1990～2008年间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和分解。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提高是我国城市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而与集聚外部性紧密相关的要素配置效率和规模效率仍是制约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城市经济密度对城市经济增长存在两种不同的影响途径:制造业在市辖区内的空间集聚体现为"拥挤"效应;人口空间密度则对地方产出的影响存在倒U型特征。人口因素仍然是我国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人口与制造业的空间"共聚"现象对城市产出有着显著为正的影响。     

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区域经济增长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但区域经济的增长与发展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本文以黑龙江省经济增长与发展为例，运用全要素生产模型对区域经济增长中的劳动、资本及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计量，井就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过程中各要素的培育与发展问题提出相关对策，即实行区域金融优惠政策，调整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加快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