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投资与区域差异——基于中国省域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0~2014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本文运用空间探索性数据分析方法对我国人口红利与投资的时空特征进行深入剖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正处于由少儿抚养比下降带来的人口红利期,而老年抚养比的大幅上升将加剧我国人口红利消逝。同时,少儿抚养比与总抚养比及投资呈由东至西递增的态势,而老年抚养比则呈相反的空间分布格局。进一步的全域莫兰指数分析显示人口红利与投资呈现较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而局域分析则显示二者存在空间分布的异质性特征。     

人口年龄结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对农村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基于2010-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世代交叠(OLG)模型和2010—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简称“城乡居保”)对农村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抚养比、预期寿命均与农村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少儿抚养比与农村居民消费不存在显著性关系;城乡居保的缴费率、覆盖率与农村居民消费存在显著正向关系,但是城乡居保统一与农村居民消费不存在显著性关系,城乡居保缴费率与覆盖率对农村居民消费存在交互作用;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较为平稳,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会抑制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建议提高城乡居保待遇水平,巩固和完善缴费激励机制,明确政府财政补贴和个人缴费责任。     

人口结构、储蓄与经济增长——基于跨国面板向量自回归方法的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将在内生人口转变框架下分析人口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在内生人口转变情况下,人口结构变化对储蓄率的影响除了年龄结构效应,更重要的还有行为效应,包括审慎储蓄的行为效应和养老储蓄的行为效应。利用跨国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对1960-201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发现,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对人口转变的影响不同;并且由于人口转变的行为效应,少儿抚养比与老人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也不都是负的。当一个国家经历了落后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发达阶段时,随着经济的增长,少儿抚养比和老人抚养比都呈"升高-下降-升高"的趋势。在行为效应和年龄结构效应的交替作用下,少儿抚养比升高导致储蓄率先后呈"升高-下降-升高"的趋势,老人抚养比升高先后导致储蓄率呈"升高-下降"的趋势。这种变化趋势对于人口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重要影响,这需要我国更重视人力资本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     

扩内需背景下我国消费率决定因子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我国消费率处于低水平并且持续走低,这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扩大内需的重要阻碍。本文研究认为,我国低水平消费率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保障水平偏低、高投资率的"排挤效应"和失业率的上升。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和劳动抚养比的偏高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最后,本文由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内生经济增长视角的人口发展对资源环境影响效应研究

以人口自然增长率与人均受教育年限来反映人口适度,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来反映人口结构,人口净迁移率来反映人口分布,从衡量人口发展的人口适度、人口结构、人口分布三个角度探讨了人口发展对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影响。在理论研究上,将资源与环境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结合个体储蓄模型和企业决策模型,考察了人口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机理。在实证研究上,利用1993年~2013年全国29个省份(西藏、重庆数据不全被剔除)的数据就人口发展对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人口结构变化、储蓄率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内生人口结构为视角,以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1990-2012年的数据为样本,通过设定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人口结构、储蓄率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不同地区间人口结构对储蓄率和经济增长会带来不同的影响,中部地区与全国水平较为接近,各方面走势也与全国水平相似;经济增长使得少年抚养比出现持续性下降,除东部地区外,经济增长使老年抚养比也出现缓慢下降,但后续逐步趋于平稳;除东部地区外,少年抚养比的冲击使得储蓄率出现持续性上升,而老年抚养比的冲击使得储蓄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特点。人口结构的变化会通过影响储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而未来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加剧需要有更高的储蓄率进行应对。基于此,本文提出应通过研究现行人口政策,改变社会人口结构,提升少年抚养比,以有效应对由于“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天津市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居民消费结构的重要因素。面对人口老龄化日趋加重的趋势，文章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拓展LA/AIDS模型分析天津市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居民消费结构的关联程度。结果显示，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结构既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又有反向的阻碍作用。为此，根据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发掘不同年龄人群的潜在需求，对消费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人口结构对家庭杠杆水平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研究中国人口结构对家庭杠杆水平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第一,家庭总抚养比上升将推升家庭杠杆水平;第二,不同年龄人群对杠杆的影响有明显差异,老年抚养比对家庭杠杆水平有负向影响,少儿抚养比对家庭杠杆水平有正向影响;第三,不同地区的家庭人口结构对家庭杠杆水平影响存在异质性,经济发达地区少儿抚养比推升杠杆的作用更大,经济落后地区老年抚养比降低杠杆的作用更;第四,家庭人口结构可以通过收入、支出以及借赁行为影响家庭杠杆水平。     

收入差距与储蓄:基于OECD国家面板数据分析

收入差距与储蓄的关系至今仍不明确,通过建立OECD国家面板数据(1991—2010年)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收入差距即基尼系数与国民储蓄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稳健的正效应,并且变量交互项分析表明社会保障支出,政府教育支出以及公共健康支出能够缓解收入分配和储蓄的关系,进而降低储蓄率,同时发现人口抚养比与储蓄率的关系与生命周期假说并不一致,结果表明储蓄率随着少儿抚养比的降低和老年抚养比的增加而减少。     

人口结构与储蓄率:基于内生人口结构的研究

本文在内生人口结构视角下研究了少儿抚养比、老人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我们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检验了抚养比、储蓄率和人均实际GDP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少儿和老人抚养比与储蓄率都呈负相关关系;经济增长导致少儿抚养比下降的幅度远高于老人抚养比升高的幅度,因此经济增长会伴随储蓄率的升高;此外,低出生率导致的老龄化过程会降低资本积累的动态无效率,但会伴随人均收入水平的下降。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对经常项目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对人口政策的再一次调整充分说明了我国人口年龄结构面临的老龄化和少子化风险,而与计划生育政策同阶段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实施至今,我国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经常项目顺差大量累积,国际收支也处于失衡状态。本文通过对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探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常项目的影响,发现少年抚养比提高会恶化经常项目但老年抚养比的提高会改善经常项目。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抚养比研究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制度抚养比"比"系统老龄化"更能反映缴费人口的真实负担。文章借鉴"人口抚养比"概念分析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制度抚养比",发现,当前我国中部地区职工医疗保险缴费人口真实负担最重,西部地区居中,东部地区负担最轻。未来,我国医疗保险改革方向是提高医疗保障的范围和水平,同时将覆盖面扩展至农民工的难度不断加大,通过降低职工医疗保险系统老龄化和老年人人均医疗消费支出来降低制度抚养比的效果不明显。为降低制度抚养比,应抓住当前职工医疗保障的范围和水平正在不断提高这一历史时机,对退休老人实行分类终生缴费:养老金低于政府规定的最低缴费养老金的退休老人,由政府按照最低缴费养老金的2%进行代缴;养老金水平高于最低缴费养老金的退休老人,由个人缴费。     

对人口红利和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探讨

<正>一、总量分析:人口红利整体上仍将长期存在,但劳动年龄人口增速逐渐下降从目前来看,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处在人口红利阶段,并将在未来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处于人口红利期。(一)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加,人口抚养比不断下降     

人口结构变化对房地产周期性波动的影响

银根松紧、地方财政分权等基本因素是影响房地产周期性波动的主导力量,但城镇家庭户数的快速增长以及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带来的人口红利,也是房地产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决定因素.其中,少儿抚养比下降推动总人口抚养比的降低,带动了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婚育年龄,由此产生的刚性需求对房地产短期波动的影响,明显大于城市化和城镇家庭小型化推动的城镇家庭户数增长.此外,地方政府对银行信贷的干预、外资的频繁出入,对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也显著不利.     

人口年龄结构、房价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依据我国2000-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系统GMM模型,考量了人口年龄结构、房价和城镇居民消费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三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即房价在人口年龄结构和城镇居民消费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房价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促进效应,但与房价的交互作用削弱了这种正向影响。鉴此,应积极推进宽松人口生育政策,开拓老年消费市场,完善住房信贷体系,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人口结构变动对金融资产价格影响的理论研究

本文从人口结构出发,全面阐述了生命周期理论的基本观点,由人口结构对家庭储蓄行为的影响出发,延伸出了人口结构对金融资产供求、均衡价格的影响,得出了抚养比与金融资产价格呈现负相关关系等结论,并针对我国目前人口结构老龄化的现象提出了些许建议。     

人口结构、财政支出刚性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根据2012年各省级政府地方政府债务数据和1995~2013年省级层面地方政府债务水平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差分 GMM 和系统 GMM 模型,考量人口流出比例、老年人口抚养比、财政支出刚性对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流出比例越高、老年人口抚养比越高,财政支出刚性越高,地方政府负债率越高。鉴此,应严格政府举债程序,改变以户籍为导向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理顺各级政府之间的财税关系。     

人口结构变动对金融资产价格影响的理论研究

本文从人口结构出发,全面阐述了生命周期理论的基本观点,由人口结构对家庭储蓄行为的影响出发,延伸出了人口结构对金融资产供求、均衡价格的影响,得出了抚养比与金融资产价格呈现负相关关系等结论,并针对我国目前人口结构老龄化的现象提出了些许建议。     

老龄化、消费结构与服务业发展

老龄化程度加深和产业结构变迁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本文研究了老龄化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发现随着人均收入提高,一个经济体老年抚养比与服务业比重的关系由负相关转为正相关。本文在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人口年龄结构,提出由于不同年龄群体消费偏好的需求收入弹性和替代弹性存在差异,老龄化通过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两个渠道影响消费需求结构,进而影响服务业发展。当老龄化在收入效应渠道上的影响为负、在价格效应渠道上的影响为正时,模型可以解释跨国特征事实。本文结合跨国数据校准了模型参数,之后定量评估了不同环境下老龄化对服务业比重的影响,发现这一影响还取决于老龄化程度和产业间相对生产率。改变产业部门消费率和劳动力转移成本等因素后,定量结果仍保持了较高的稳健性。本文从人口年龄结构视角发展了产业结构转型研究,发现“未富先老”不利于服务业发展,并以此就我国应对老龄化和发展服务业进行了政策讨论。     

怎样看待我国的低消费率

无论是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还是与一些国家相同发展阶段的消费率相比,目前我国的消费率都明显偏低,且在近几年出现了加速下降的态势.本文分析认为,虽然造成当前我国消费率低的原因有收入分配结构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体制性因素,但当前我国消费率的下降有其客观规律性,与工业化发展阶段消费率趋于下降的一般变化规律相吻合.在规律性、制度性、体制性因素难以短期内改变的情况下,提高我国消费率的办法仍有赖于投资的扩大.而从长期来看,消费率的提高则有赖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成熟以及体制性、制度性因素的逐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