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效驱动与环境污染: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以2001~2011年中国大陆地区31个省份为基础样本库,考察了各省份实现GDP增速与预期目标之间的差距对其环境污染的影响,以及公众参与度与法制化程度的调节机制,得出以下研究结论:首先,各省份实现GDP增速与预期目标之间的差距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存在一种倒"V"型的关系:当某省份实现GDP增速超出预期目标时,当前优良的绩效表现将导致当地政府与外界对该地区未来GDP增长有更高的期望,实际GDP增速高于预期目标程度越大,二氧化硫排放量越大;而当某省份未实现GDP增速预期时,实现GDP增速低于预期目标程度越大,二氧化硫排放量越大。其次,以环境为代价,短期内提高GDP增长的行为,可能受制于公众参与度和法制化程度的影响,相比公众参与度、法制化程度较低的省份,公众参与度、法制化程度较高的省份,GDP增速压力对环境污染的正向影响减弱,这表明公众参与政府环境决策和法制能对行政自由裁量权构成制约和监督,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和遏制由于行政主管部门片面追逐GDP增长而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破坏。     

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FDI的环境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在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我们也不可忽视其可能会对我国环境造成的影响。文章通过构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并且以东中西部为三个横截面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各个地区环境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和东部中部地区的环境污染指数之间有正相关关系,和西部地区的环境污染指数之间是一个负相关关系。     

中国公众参与对环境治理的影响 ——基于不同类型环境污染的视角

基于2010—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公众参与对水环境治理、固体废弃物治理、大气环境治理和噪声环境治理的效果,以及在这四类环境污染下公众参与对政府环境规制的影响。研究发现:公众对不同类型环境污染的感受不同,导致公众在相应的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参与程度也不同;公众对水环境、固体废弃物和噪声环境污染治理有着较高的参与度并取得了显著的治理效果,其原因在于上述类型环境污染对公众造成的直观感受较深,短期内对健康威胁较大;而公众对大气环境污染治理的参与效果不显著,其可能原因是公众对中轻度大气污染的直观感受不深刻,短期内健康未受到大气污染的明显影响;公众参与对我国政府环境规制的影响程度不高。     

腐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库兹涅茨效应:以二氧化硫排放数据为例

目前,国内文献关于腐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相互关系的研究还不充分,将三者置于同一整体框架下的研究能为理解和验证腐败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直接的证据。本文在传统的EKC模型中考虑腐败因素,利用1995—2011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腐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三者之间的关系,验证了腐败对经济增长以及腐败和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1)腐败阻碍了经济增长;(2)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呈倒"U"型关系,我国仍处于经济增长越快,环境污染越严重阶段;(3)腐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弱化经济增长从而对环境污染有负向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腐败是解决环境污染的手段,政府不能通过阻碍经济增长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经济转型中的环境污染和制度规制

伴随着中国的经济转型,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曲线概括起来呈倒U型分布。起初,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之后,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丧失,最后,环境污染严重地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环境生态恶化,人们的生活环境和质量急剧恶化,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极端困难。纵观环境污染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过程,规制环境污染始终是经济转型国家的重要任务。     

经济增长如何影响环境质量——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从理论层面分析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内在作用机理,并运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当人均实际GDP达到2.65万元时,工业废气的EKC将出现拐点;当综合考虑经济增长、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潜在因素的影响后,经济增长的污染减排效果明显增强。为实现新常态下的绿色发展目标,缓解环境污染难题,必须充分发挥环境污染治理手段的综合作用,在始终推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加强环境规制,并积极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腐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 库兹涅茨效应:以二氧化硫排放数据为例

目前，国内文献关于腐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相互关系的研究还不充分，将三者置于同一整体框架下的研究能为理解和验证腐败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直接的证据。本文在传统的EKC模型中考虑腐败因素，利用1995-2011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腐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三者之间的关系，验证了腐败对经济增长以及腐败和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1)腐败阻碍了经济增长；(2)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呈倒“U”型关系，我国仍处于经济增长越快，环境污染越严重阶段；(3) 腐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弱化经济增长从而对环境污染有负向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腐败是解决环境污染的手段，政府不能通过阻碍经济增长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财政分权视角下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研究

通过对环境污染与财政分权、经济增长间关系的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具有正向影响,表明财政分权会导致地方政府忽视环境保护,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助于减少环境污染。因此,应建立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机制,既要以多目标激励机制来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决策,又要通过产业自身转型升级来推进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消费环境、消费意愿与经济增长

消费环境对消费意愿与经济增长具有深刻影响。基于中国337个城市2001—2021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深入评估了消费环境对消费意愿,进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检验了政府和市场在其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消费环境对消费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而消费意愿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地推动作用。其中,物价水平、居民收入、就业率对消费支出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信贷利率对消费支出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此外,政府和市场作用的改善均能强化消费环境对消费支出的正向推动力,消费支出在消费环境和经济增长中起到显著的中介效应。这一发现为政府和企业制定促进消费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对于深入理解消费环境、消费意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环境政策、环保投资与公众参与对工业废气减排影响的实证研究

中国工业经济30多年高速增长的背后是环境污染的沉重代价,而健全的环境政策体制、完善的环保投资机制和规范的公众参与制度是协调经济效益与废气减排双重矛盾的重要举措。文章运用中国大陆2001—2012年的区域时间系列数据,探讨了环境政策、环保投资和公众参与对工业废气减排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政策工具中,行政化和市场化政策工具对工业废气减排存在正向影响,且均存在累积效应。但市场化政策工具对工业废气减排的效果明显大于行政化政策工具。然而,不同政策工具对工业废气减排存在地区差异性,市场化政策在东部的效果最明显,而行政化政策在西部最显著。同时,环保投资对工业废气减排只在当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当前环保效率依然低下,无法形成长期效应。此外,公众参与对工业废气减排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及累积效应,说明完善公众参与制度会促进更大的减排效果。最后,根据对实证结果的分析,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农村环境污染防治的长效机制研究——以河北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与此同时,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凸现。日趋严重的农村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因素。通过对河北省农村环境污染现状及其制度缺失的认真分析,课题组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要通过干部选拔考核机制、农村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农村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管体制、财政税收政策、科技支持保障机制以及公众参与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构建起农村环境污染防治的长效机制。     

互联网技术进步对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及空间效应

首先,从环境监测动态化、政府环境监管信息化、社会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深度化及环保产业智能化4个维度分析了互联网技术对环境质量的作用机理。然后,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互联网技术进步与环境污染（废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空间关联性,并基于扩展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结合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互联网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技术进步与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互联网技术进步能显著减少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针对不同的污染物,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效果不同。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提高区域环境质量的政策建议。     

公众参与如何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介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根本之计，公众参与作为一种“软约束”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日益凸显。本文基于公众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独特优势，系统探讨了公众参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传导机制，并立足于创新对象的不同，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空间计量模型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公众参与能够显著地提升绿色工艺创新，而对绿色产品创新的作用并不明显；（2）公众参与依赖于政府环境规制迫使企业污染成本内部化，进而间接影响绿色工艺创新；（3）区域异质性方面，经济较发达地区公众参与对绿色工艺创新的作用更为明显；政府环境规制在公众参与度较高的地区对绿色工艺创新或产品创新的正向促进效果更为明显；（4）空间效应方面，本地公众参与不仅会提升本地绿色工艺创新，同时这种正向效应也会辐射到经济差距较小的周边地区。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厘清公众参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明确其作用路径，为“三方共治”治理体系的有效实施提供参考。     

自利抑或协同：非国有股权参与如何影响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外部性理论与制度理论，以2013-2019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面板Tobit模型考察非国有股权参与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非国有股权参与显著促进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股权融合程度越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越高，外资股东参与有利于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但机构投资者未表现出明显作用；分层分类检验结果表明，非国有股权参与更有利于中央国有企业、公益类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外部治理环境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环保补贴可以增强非国有股权的环境研发激励作用，分析师关注有利于抑制私有股权短视化自利行为，二者均正向调节非国有股权参与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中国环境立法的困境与出路

在环境法律实践的过程中,通过与污染受害者沟通和交流,发现许多问题都是根源于环境立法存在的问题。也就是,环境立法中的单向的立法理念,只注重至上而下的国家力量,这会导致法律与最初目的的偏离,从保护环境利益走向保护部门利益。因此,要寻求新的出路——发展双向融合的立法理念,即注重至上而下的政府主导与至下而上的公众参与有机结合,通过公众有效参与环境立法,发现环境法律实践中的问题,及时反馈到立法领域。从而在有效的互动中完善环境法治。     

长沙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现状调查研究

我国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已成为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家明确把加大环境保护力度作为"十二五"规划纲要的重要内容,而环境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公众参与。通过长沙市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情况的问卷调查,了解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现状,对存在的问题深入剖析,进一步提出改进措施,以期为提高长沙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水平及其他省市乃至国家"两型社会"的建设提供借鉴。     

北京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分析

本文选取北京市1989～2006年的经济与环境数据,建立了北京市经济增长与主要污染物排放的计量模型,绘制了北京市主要污染物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实证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市的主要污染物排放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北京市正在走上高增长、低污染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产业结构的优化、环境政策的强力实施、环境技术的后发优势和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是北京市实现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的关键因素。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共生策略

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传统观点认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是相到矛盾的,经济发展必须以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而若要保护环境则会限制经济的发展。本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由制度设计的不当,导致两的相克,通过观现存的部分环境制度进行改革,并进行环境制度的全新,给经济主体提供充分的激励,将环境保护与经济主体的利益最大化行为相关联,就可以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的共生。本对环境问题的成因及相关的理论进行分析,并在结论部分提出了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一些对策建议。     

经济增长背景下浙江省城乡工业污染转移特征及动因

利用2012年7月我国环境保护部公布的重点环境整治行业信息数据及2001—2010年《浙江统计数据》,对浙江省城乡工业污染转移存在的问题及动因进行系统考察。研究结果表明:浙江绝大部分重点污染企业都分布在乡村,且呈分散独立经营状态,这增加了工业污染源整治的难度;政府对乡村地区的环保投入较少,导致城乡工业污染转移态势加剧、农村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以污染密集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与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污染天堂效应是浙江城乡工业污染转移的最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