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研究与探索

上海作为国内首批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城市,在近年来已取得了一些成果。基于上海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必要性、现实基础和总体构想,对上海市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的现状、优势和影响进行分析,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以上海市为蓝本逐步探索智慧城市的建设,得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智慧城市建设经验。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南宁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研究

新型智慧城市是当前城市建设的发展趋势。文章从区域经济视角出发,针对发展水平相当城市在智慧城市建设上存在的问题,选取二线城市中发展较弱的7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包括基础设施、科技创新、信息产业、民生服务和价值实现5个维度18个变量因素的新型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评价指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其进行量化。最后,根据评价结果将南宁市与其他城市进行对比分析,分别从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和人民生活3个方面对南宁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河北省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文章结合河北实际,将新发展理念与河北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结合,对新发展理念引领河北省智慧城市建设的路径进行了探析;论述了在河北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既要搞清楚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作用,又要深入了解河北智慧城市建设的实际;分别从智慧城市的内涵与特征、新发展理念是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根本指引、河北省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实现路径三个部分阐释新发展理念引领河北省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形成河北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总体路径。     

构建新型“湾+区”智慧城市产业基础布局研究

从国家“新基建”战略,阐释新型“湾+区”智慧城市的内涵,通过分析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要求及特征,结合城市产业布局理论,认为新型智慧城市产业基础布局中,信息成本是决定城市产业布局的主要因素,并基于此进行“湾+区”新型智慧城市产业基础布局构建和实现路径探讨。     

智慧城市建设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

智慧城市建设发展成为目前城市发展的主要方向,对智慧城市的概念给出初步界定,并从城市基础建设、技术支撑、人才建设、政府支持四个方面系统地归纳各因素对其建设发展的影响,构建智慧城市建设发展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最后从政府、技术、人文三个角度对促进智慧城市建设发展提出相应对策。     

基于智慧城管的城市管理综合效益分析

本文主要对样本城市（宁波）智慧城管的基础概念和运行模型进行论述及相关定量分析，重点对智慧城管模式所产生的综合效益进行了探讨。对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大背景下，城市管理领域如何践行智慧城管模式以有效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管理质量和综合效益，实现城市管理更高水平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有益参考。     

智慧城市建设能促进绿色发展吗？-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基于2006-2018年我国15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将2012年智慧城市建设全国性试点政策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通过PSM-DID方法检验智慧城市建设的绿色发展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国家试点的智慧城市政策显著提高了我国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就地区异质性而言,相比于中西部区域,试点智慧城市政策对东部区域城市绿色发展的效果更加明显;机制检验显示：试点智慧城市政策在全国和中西部地区分别通过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产生绿色发展效应,在东部地区则通过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绿色发展,并据此为我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提出政策建议。     

绿色发展目标下智慧城市建设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绿色发展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目标,助力城市降碳增效。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智慧城市对碳排放效率的作用机理和内在机制,并将中国智慧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9年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智慧城市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1)智慧城市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的碳排放效率,并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可以提升周边城市的碳排放效率;(2)智慧城市主要通过增强绿色技术创新、促进数字产业发展以及优化资源配置三个方面提升碳排放效率;(3)智慧城市对碳排放效率的促进作用在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完善、城市规模大、碳排放水平高的城市中更为显著。本文研究为进一步推进新型绿色智慧城市建设提供重要参考。     

我国智慧城市创新扩散演进机理及启示

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理论,从城市内外两方面构建智慧城市扩散影响模型,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对38个城市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城市内部因素中,城市规模、人口密度和人均收入未对智慧城市扩散产生显著影响,城市性质和经济实力对智慧城市扩散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在城市外部因素中,城市间政府竞争和府际学习是智慧城市扩散发生的关键因素,但上级压力假设未获得支持。     

郭理桥:寻找发展模式 改造内涵和外延

正两年前,住建部开始倡导智慧城市建设,当时城镇化正在推动中,我们碰到了许多问题,需要寻找合适的发展模式。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对当时流行的、学界对智慧城市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改造。我们的改造总得来说,是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理念进行的。我对这一理念的理解是,经济、社会、环境之间要协调发展。根据这个核心,纵观几千年人类的城市发展史,智慧城市建设可以概括为3个基本要素,而且     

智慧城市建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兑现碳中和承诺,有待于绿色技术的进一步创新。针对这一目标,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途径。为了检验智慧城市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基于2006-2018年28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和倾向得分匹配相结合（PSM-DID）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机制检验表明,智慧城市建设主要通过财政科技支出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智慧城市建设在低金融发展水平、低外向型经济水平和高人力资本水平下,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本文对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推动智慧城市试点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智慧城市建设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

在理论阐释智慧城市建设对产业结构升级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09-2018年中国内地11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智慧城市建设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及作用机制,并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方法开展进一步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能够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并通过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应用效应、可持续发展建设的倒逼作用、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3个渠道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等规模的智慧城市建设更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大规模的智慧城市建设更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财政支出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高的城市能够显著增强智慧城市建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水平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建设智慧城市则更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相对于东部发达地区而言,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智慧城市建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果更突出。     

TOE框架下智慧城市治理路径的前因组态研究——基于35个重点城市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作为一种新型的城市治理模式，智慧城市为经济社会赋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现有研究缺乏对智慧城市影响因素和治理路径的深入探讨。针对这一现象，在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基础上，构建了智慧城市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对中国35个重点城市案例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大数据发展水平缺乏是低水平智慧城市治理绩效的瓶颈条件；高水平智慧城市治理绩效存在4条“殊途同归”的驱动路径，具体分为两种模式，分别是“技术+组织”主导下的治理模式，“组织+环境”主导下的治理模式；低水平治理的前因组态与高水平治理的前因组态形成非对称关系。研究结论有助于加深对智慧城市的治理路径与作用机理的深入探讨。     

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

基于2008—2018年中国21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政策影响效应，并对城市异质性进行拓展分析。结果显示，智慧城市政策能够显著提高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且城市科技创新基础越好，政策效应越突出。据此提出智慧城市建设应从优化科技创新投入结构、共建协同创新平台、完善成果转化机制、优化创新空间布局等多个维度协力打造科技创新生态，整体提升科技创新实力。     

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

基于2008—2018年中国21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政策影响效应，并对城市异质性进行拓展分析。结果显示，智慧城市政策能够显著提高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且城市科技创新基础越好，政策效应越突出。据此提出智慧城市建设应从优化科技创新投入结构、共建协同创新平台、完善成果转化机制、优化创新空间布局等多个维度协力打造科技创新生态，整体提升科技创新实力。     

智慧城市建设与城市碳排放：基于数字技术赋能路径的检验

智慧城市作为数字时代技术赋能型城市发展的新模式、新趋势,对我国实现低碳转型具有关键性作用。基于2006—2019年我国223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智慧城市建设显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在引入PSM-DID、空间DID等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智慧城市通过数字技术创新的直接路径和“数字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路径影响城市碳排放;(3)在人力资本、资金、物质越集聚的城市,数字技术赋能路径对城市碳减排的正向调节作用越显著。上述研究对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城市实现数字赋能与低碳引领的双轮驱动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耗散理论视域下我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生态化转型研究

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出发点,针对我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实际,以北京市为例,从耗散结构角度分析了北京市产业结构系统的困境,以及造成北京市产业结构失衡的熵增因素,提出产业结构生态化是特大城市未来产业结构演化方向。基于生态城市产业发展相关理论,结合耗散结构理论,提出通过引入含有负熵流的生态化政策与技术,如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培养高新技术人才等,引起城市产业结构涨落,形成新的稳定结构,是我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生态化转型的重要解决途径。     

智能服务赋能创新型城市群建设路径研究——实体与虚拟产业集聚视角

从实体集聚与虚拟集聚双重理论视角,基于2011—2019年我国271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门槛面板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智能服务水平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智能服务水平提升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广度和深度具有正向影响;受网络外部性影响,智能服务水平与区域创新数量呈“U型”单门槛特征,与区域创新质量呈先降后边际效应递增的双门槛特征;智能服务通过降低实体集聚要素流动的拥塞效应、增强虚拟集聚要素流动的溢出效应提升区域创新绩效。通过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中西部地区、外围城市以及其它城市群,智能服务对区域创新绩效的积极效应在东部地区、中心城市以及京津冀、长三角、成渝和长江中游城市群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