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的内部救济

明清时期,由于人地矛盾加剧、自然灾害频发、战争摧残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徽州宗族部分族人生存状况趋于恶化并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之中。族人的贫困处境引发了秩序动荡、伤风败俗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为了有效维持族人的基本生存及宗族社会秩序的稳定,徽州宗族非常重视救济贫困族人,并通过设置义田、义仓、学田、义屋、义冢等途径积极开展内部救济,以帮助弱势族众战胜困难、渡过难关,实现了宗族社会正常的持续的惯性发展。许多徽州宗族在实施族内救济时,通过增设各类禁止性与惩罚性的附加条件或条款以约束、控制族人。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对社会问题的控制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对社区及族内事务的管理与控制的功能有日益强化的趋势。对宗族社区及族内赌博、溺女、假命图赖、生态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进行积极控制,是这一时期徽州宗族社会自治和社会管理角色扮演的重要体现。徽州宗族积极控制社会问题的主观努力,对于遏制或解决这一时期徽州境内社会问题的恶化和蔓延,从而维持徽州宗族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明清时期徽州的宗族与保甲推行

明清时期徽州境内的保甲推行得到了当地宗族组织的支持与配合。徽州宗族推行保甲的举措主要包括:(一)在族内实行门房支派、家户、家丁等不同层级的轮流承管制度,以分担保甲之役;(二)通过摊派或鼓励捐助等方式在族内设立保甲银等固定基金,对承充保甲之役人员实行津贴制,以确保保甲之役的顺利完成;(三)针对一些族人经商外地,难以及时承充保甲之役,在族内实行雇役制,商人则需承担相应的费用;(四)异姓宗族在保甲之役承充方面进行着有效合作,主要根据各自的人口、钱粮等实力因素,实行朋充或轮充制,以分担保甲之役。徽州宗族在保甲之役承充方面的合作,有较为细致明确的分工,灵活而富有弹性。由于保甲制的推行和保甲组织的运作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和官方背景,因而,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与保甲之间的良性互动,实质上是徽州族权与封建政权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一种反映。     

徽州宗族研究的新进展——读陈瑞《明清徽州宗族与乡村社会控制》

正在中国传统社会,徽州之所以能够成为颇具典型意义的区域,除了独特的地理环境外,还端赖于徽商与宗族的支撑作用。多财善贾的徽商为徽州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得到财力挹注的宗族在组织和制度方面不断完善,成为推动徽州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徽州宗族也由此被称为正统宗族制传承的典型、宗族发展的徽州模式。由于徽州宗族与徽商、新安理学、徽州历史文化     

近年“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研究的进步与不足——第二届“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学术研讨会述评

2005年7月12-14日，第二届“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学术研讨会在江西省南昌市召开。来自海内外的近百名学者分别进行了7个专题的报告与讨论，另外来自海外的3位学者还在7月13日晚奉献了“民主与治理：中外比较”专场学术报告。每场讨论都依次采取主持人介绍报告人、学者报告、评论人评论、听众提问以及报告人回应等程序。     

徽州宗族公匣制度的活态传承——基于祁门黄龙口汪氏宗族的个案调查与研究

公匣制度是徽州宗族管理的制度之一。祁门黄龙口汪氏宗族至今仍沿用公匣制度,收藏和管理完整的三大箱族谱与文书。本文结合田野调查和文献文书,对历史上黄龙口汪氏宗族的公匣制度以及现代的活态传承展开研究,探索近现代进程中微州宗族文化的变迁和传承。     

明清徽州宗族的"公匣"制度

公匣制度是徼州宗族公众事务管理的重要制度之一。各种公匣反映宗族不同的组织系统，各有不同用途。公匣管理和监督方式亦具多样性。徼州宗族公匣组织的功能运作，有效地行使宗族对公众事务的管理和族内利益的分配与再分配。公匣制度所维系的公有观念，对于整合宗族内部不同层级亲属群体趋向组织化具有重要意义。公匣制度成。熟的管理机制超出血缘宗法关系的范畴，具有更进步的意义。公匣制度是徼州民间文书大量遗存的重要因素之一。     

清代江南地区的乡村社会救济--以市镇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江南乡村地区存在着政府、宗族和民间慈善三种类型的救济，它们各司其职，互相补充，构成了相对完整的乡村社会救济体系。这些救济机构大多集中于市镇，从而使得江南地区乡村社会救济事业的开展呈现出以市镇为中心的态势，这是由市镇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决定的。     

清代中后期徽州宗族社会的松解——以《黟县一都榆村邱氏文书》为中心

黟县榆村邱氏宗族遗存了280余份文书,时间跨度达330年,从中我们可以知道该宗族的近代变迁情况:在本土的迁徙、大量的增置财产、频繁的异姓承嗣及广泛地与其他宗族的经济合作等,由之可以窥见传统徽州宗族社会在清代中后期的松解及近代特征的出现。具体表现在:宗族血缘性的松解促进了各宗族之间的融合,社会性宗族的观念得到培养;聚族而居的松解淡化了宗族的地缘性,强化了村落的社会性;经济合作的加强冲击了传统宗族及家庭的分立性,宗族之间的经济共同体意识得到强化。     

生态环境的恶化与乡村社会控制--以清代徽州的棚民活动为中心

从明后期开始进入徽州地区的外地棚民，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进行各种经济活动。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制约下，此类经济活动耗费了大量的资源，破坏了徽州农村的生态环境，损害了地方和国家的利益。针对这一问题，清代徽州乡村社会各种民间力量和官方联合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禁棚民运动，取得了预期效果。     

明清徽州乡(村)规民约论纲

明清时期徽州的乡(村)规民约，作为某一特定乡村地域范围内，由一定组织、人群共同商议制定的某一共同地域组织或人群在一定时间内共同遵守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共同规则，其内容极其丰富，类型异常繁夥，地域特色十分鲜明。这些乡(村)规民约事实上就是明清时期徽州乡村社会的习惯法。它起到了维持徽州乡村社会既定秩序、维系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联系，进而维护乡村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     

从清代安徽经济社区看基层社会乡族组织的作用

乡族是区域基层社会中众多族姓基于公共事业活动和文化信仰而形成的、共同领导和协调公共事务的实体组织。清代安徽各家族、宗族组织 ,在以市场网络、水利设施为标志的共同的经济活动中 ,组成了“互动”“共生”的乡族组织 ,由邑绅为代表 ,共同统治着基层社会的经济社区。这一模式 ,在对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的研究中 ,应该给予充分的关注。     

明清徽州契约文书疑难词语考释十则

明清徽州契约文书中含有大量与土地交易相关、且为大型辞书失载的疑难词语。本文运用辞例归纳法和实地方言调查,考释徽州契约文书中10则疑难词语,为明清徽州农业史、社会史等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并补充大型权威辞书《汉语大词典》失收的词条和义项。     

重构乡村基层社会生活的实态--一个值得深入考察的徽州古村落宅坦

古村落宅坦位于绩溪西部的崇山峻岭之中 ,胡氏宗族在生存条件极为恶劣的情况下 ,组织族人改造环境 ,使之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乡村社会。千百年来 ,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 ,经过一系列的社会变迁 ,古村落已形成宗族组织、文化科举和商业的良性互动 ,从而创造了古村落的文明。三者之间宗族居于核心地位。传统中国社会的动乱也会在这里引起反响 ,但是由于宗族聚居的格局使古村落乃至徽州社会具有特殊的应变力 ,直至近代仍保持自身的稳定。宅坦村有着丰富的资料遗存 ,为我们在宅坦从事田野考察、重构古村落的实态 ,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可以预见 ,宅坦必将以其丰富的人文内涵为世人所瞩目     

从置产簿看清初徽州家族之间的财产互动—以休宁兖山孙氏为中心

本文通过现存的两册休宁兖山孙氏产业簿所反映的丰富信息,较为全面地考察了明末清初孙氏产业消长的具体过程,以及孙氏与同一社区中其他家族之间的财产互动情形。在清朝初期,兖山孙氏由于经商成功而迅速兴起。孙氏即借助于商业利润来投资土地,从而引起兖山农村社区家族之间的产业转移。这种转移,导致了各家族之间势力的消长,打破了兖山农村社区原来家族格局,显示出商业资本在其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明清徽州土地契约文书选辑及考释

土地契约文书是封建时期土地买卖、地权转移、租佃关系等法定文书 ,是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重要文献。保存在徽州地区的明清土地契约文书最多 ,类型也较齐全。本选辑从数十张土地契约文书中挑选出来的具有代表性的 2 0余张 ,时间跨度有数百年之长 ,绝大多数为珍贵的明代契约文书。其中有田、地、山、塘、房基、山骨并苗、鱼塘、火儿屋等契约文书 ,还有再批、田骨田皮分割 ,复合契等特殊契约文书 ,对研究明清土地制度史 ,农业经营体制、土地税制、法律制度都具有重要意义。选辑者对一些契约文书所含的历史意义作了初步分析 ,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基于熵权—模糊综合评价模型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以广东省惠州市为例

进行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对加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结合广东省惠州市城市发展现状,从土地投入强度、土地使用强度、土地使用效益和土地生态环境4个方面选取12项指标构建惠州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惠州市2009—2013年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情况进行综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1)2009—2013年惠州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呈现先下降再上升的波动状态,2012年的水平为近5年最低值;(2)2013年惠州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虽有所改善,但从整体看,研究时段内集约利用水平都处在"较低~中等"等级。惠州市应该努力转变城市土地管理和利用方式,积极探索"低投入,高产出"的土地集约利用模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逐步实现城市土地配置科学化、布局合理化、使用高效化,进一步提高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