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及成因研究

基于广州第二次经济普查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员数据,运用赫芬达尔指数、信息熵、区位商和空间分析法对广州2008年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广州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特征是高度集中在CBD,并有沿交通主干线向外扩散的趋势,初步呈现郊区化现象,导致多中心城市出现;六类生产性服务行业在全市的集中程度各不相同;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在广州城市空间分布的因素主要是各行业自身的区位特性和外部的市场经济导向、政府规划政策;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导致了城市就业次中心的出现并有力地促进城市中心向外蔓延,但对多中心城市发展的影响还很弱。     

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外围城市制造业的互动关系——基于上海与苏州的实证研究

本文对上海生产性服务业与苏州制造业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并从产业间的关联反映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间的重要联系.由VAR模型初步断定,苏州制造业与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发展关系;并借助Romer的三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实证分析二者间的互动发展及程度.结果显示:苏州制造业与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间呈相互促进的互动发展模式,但互动效应不均衡,苏州制造业对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行业与苏州制造业间的互动发展也不尽相同,其中科研技术服务业与苏州制造业互动最明显,而金融业则最不明显.     

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企业空间格局演变与区位选择——以兰州市为例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转型期策动我国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和体现城市经济职能的主要方面,其企业区位选择已成为从微观视角解析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重要途径。以西北内陆中心城市——兰州市为案例区,将生产性服务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方法分析了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企业空间格局演变过程与集聚特征,并通过条件Logit模型探究了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生产性服务企业的空间分布经历了"集中—分散—分散式集中"的过程,逐渐形成了以城市中心区域为主体,外围地区为补充多中心组团式的空间格局;②从行业集聚的变化特征来看,集聚峰值处的距离和强度分别呈现先增后减和先减后增的变化趋势,集聚范围不断增大,出现多个核心集聚区域。③集聚效益、基础设施、空间距离、政策规划以及技术创新环境对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起到了正向吸引作用,其中以集聚效益、政策规划以及技术创新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成为生产性服务企业进行区位选择时考虑的首要因素。④从不同行业类型来看,以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服务业为代表的传统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主要受到土地价格和基础设施因素的影响,而以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企业则更加关注备选区位的企业集聚效益和技术创新因素,同时政策规划因素也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     

生产性服务业与城市协调发展研究述评与展望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以及国际分工体系的重组,生产性服务业已经发展成为推动城市经济发展、重建城市竞争格局的重要力量。本文从分工理论、价值链理论和产业集聚理论等视角分析了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基础,以及对城市经济增长、制造业发展和空间结构优化等方面的影响,并对未来的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     

浙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测度分析

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服务业快速发展,产业集聚也开始在服务业中出现,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生产性服务业相对其他服务业而言集聚效应更高,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明显。那么浙江省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典型区域是否充分发挥了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效应呢？本文首先阐述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内涵和浙江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现状,接着从行业和区域两个角度,利用就业人员区位商对2003～2009年浙江省11个地级以上城市七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状况进行测度分析,得出浙江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效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最后笔者针对上述分析提出促进浙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转型期广州市服务业区位演变及布局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都市服务业发展迅速,并逐步成为主导产业,服务业在城市聚集、扩散导致的区位演变及空间格局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以广州为例,在采用服务业四分法基础上,运用1990、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及1996、2001年基本单位普查数据,分析了1990年以来广州市不同类型服务业就业和基本单位的区位演变、区位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在老城区集聚程度下降,新中心区集聚程度上升,总体上形成"双中心"格局;分配性服务业在老城区集聚明显下降,向新中心区及外围区扩散,布局逐步均衡化,但不同部门差异明显;消费性服务业从老城区逐步向外围区扩散,中心集聚仍较高,且有随人口均衡布局特征;社会性服务业在老城区集聚减弱,在新中心和外围区集聚增强,呈团块状或局部集聚.与国外相比,广州市服务业区位特征是"多中心集聚"区位.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特征及经济影响

基于全国尺度、八大区尺度和省域尺度空间基尼系数和空间洛伦茨曲线的分析,认为2003—2013年间,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呈现"均衡—非均衡"的发展趋势。具体地,在全国和区域尺度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四类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度显著提升,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区域集聚性很强。在省域尺度上,"多中心—极化"的特征表现为,北京、江苏、广东成为生产性服务业最集中的地区,重庆、四川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提升,而其他先前集聚度较高的地区多数有所下降。进一步地,研究提出并验证了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第二产业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从产业选择、区位选择和时序安排角度提出了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政策建议。     

武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功能提升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有利于提升城市服务功能、创新功能和经济功能。目前武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还比较低．而且武汉作为城市圈中心城市所担负的带动、辐射作用尚未发挥。发展武汉生产性服务业、提升武汉城市功能可以从制度建设、政策创新等方面着手。     

生产性服务业与产业升级：理论演进

文章对生产性服务业与产业升级的相关理论演进进行了归纳总结。主要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对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的作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和制造业升级,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和城市、经济圈产业升级三个方面。     

服务业结构与服务业发展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服务业的发展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从服务业内部结构分析,不同类型服务业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该文从要素密集度、劳动生产率、新技术的应用率三方面分析了我国服务业的发展特征;从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即分配性服务、生产性服务、社会服务和个人服务四个方面对服务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探讨了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思路。     

苏锡常地区的产业选择与空间组织

在经济全球化与上海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苏锡常地区作为制造业大规模投资涌入地区,制造业功能得到极大强化,但技术创新体系和现代服务业弱,产业集中度低,分布分散,导致地区就业岗位减少,区域创新能力降低,地方经济网络薄弱,对区域和城市的发质量和前景都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在本区寻求与上海发展实现一体化分工的进程中,其区域产业发展功能定位为：（1）从产业升级和区域竞争要求出发,要优化制造业结构,集约经营第一产业。（2）从苏锡常面临与上海既竞争又联合的关系,自身比较优势以及国际二级城市发展经验教训看,在保有苏锡常制造业基地的位置同时,要加速高新技术创新体系,现代服务体系以及市场体系的建设。（3）为保证新产业经济的发展,应该改变目前分散型,低协作的产业空间分布形式,向枢纽与响应型（Hub-and-spoke)的空间模式发展,使优势资源和生产要素向产业密集带集聚。     

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集群化发展模式与形成机理——基于伦敦和纽约的比较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水平的提升,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出现了集群化的发展趋势,并在全球重要的节点城市表现得十分明显。本文以伦敦和纽约两个国际大都市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为例,研究了国际大都市现代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化的演化过程、特征和发展趋势,分析了现代生产性服务业集群的形成机理。同时,在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本文还提出了促进中国国际大都市现代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发展的策略建议。     

1990年代上海市人口和就业变化的空间格局和国际对比

文章将上海市划分为核心区、内圈、外圈三个部分，对其1990年代人口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及其空间差异进行了分析并与若干东南亚特大城市进行了对比。研究表明，与这些东南亚特大城市相类似，上海市1990年代人口和就业增长最快的是其内圈。但与上述东南亚特大城市不同的是，上海市就业结构的变化仍以核心区最为突出；核心区仍保持较强的发展势头。研究还表明，1990年代上海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人口和产业从核心区向外围的扩散。但与上述东南亚特大城市相比，这种扩散的空间范围有限，其郊区化和产业结构向高级服务业转变的过程仍处于起始阶段。上述分析和对比对研究上海今后人口分布和就业结构的演变和空间规划有着重要启示。     

三大都市圈城市网络的发展水平与结构特征比较——基于六大类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六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内十大细分行业,选取709家企业,利用其5 420个总部及分支机构数据,从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差异性角度解析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三大都市圈的城市网络结构,并比较中心城市在城市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表明,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的差异化发展是城市网络结构差异的形成原因,一方面,不同的生产性服务业对不同都市圈结构的支撑作用不同,另一方面,中心城市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承载力"和"选择性"也强化了都市圈城市网络的结构性差异。依据城市节点特征,以及传统和非传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网络特征,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都市圈分别属于单中心成长型、多中心稳健型和双中心超前型城市网络,进一步地,节点连通水平由高至低依次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在几乎所有非传统生产性服务业中长三角城市网络均占相对优势,京津冀和珠三角分别在IT,设计和广告行业中占优势。     

广州第三产业发展变化及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正日益成为支配城市经济的主要因素．并对城市内部结构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本文回顾了广州第三产业发展变化历程、分析了广州市区第三产业空间分布特征．并对其形成原因进行了探讨。     

中国高技术产业成长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空间布局研究

文章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成长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和研究，结果表明：从时间序列上看，中国高技术产业呈现高增长率的成长和发展，无论是高技术产业年产值、增加值，还是利润和出口额等经济指标的年平均增长率均达到10％以上；但从地理空间上分析，各地区高技术产业成长、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性，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广东占有极显著的优势；医药制造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二个行业具有明显地区性优势的分别是浙江、广东、上海、河北和江苏、浙江、上海、北京；而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的地区性优势分布在前期国家投资重点地区陕西、黑龙江、江西、辽宁。分地区高技术产业投入地理集中度指数和高技术产业产出地理集中度指数清楚地反映了我国高技术产业呈现较明显的集群发展态势，集群主要发生在以京津唐、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三大地区。基于上述分析进一步探讨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空间布局问题，并提出菱形状态的高技术产业发展空间战略布局。     

津与京沪穗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及其成因分析

从津与京沪穗三市居民收入存在较大差距且逐步扩大的事实出发,从各分项收入的角度分析得出全民集体经济、其他所有制得到的收入和转移收入是津与京沪穗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这三种收入之所以对实际收入差距的贡献较大,既有其收入比重差距的原因,又有其内部差距较大的原因;探讨了收入差距之外的因素:所有制、经营机制和产业发展。     

我国航空货运网络结构研究

选取国内空港130个、航线317条,国际空港72个、航线237条,从空港和航线两个角度探讨我国航空货运机场分布格局和网络结构,结果发现:华东区、华北区、中南区是航空货物的主来源地、目的地和中转地,上海、广州和深圳、北京构成我国航空货运的"三极",形成货运三角;航空货运主要分布在少数枢纽空港间的航线上,呈现集中状态,前五位航线的货运量之和为43.83万t,占27.33%;航空货运高度集中在人口100万以上的城市间,人口100万以下的城市间航空货运联系很弱,所占市场份额之和不足1%,中等城市之间、大城市与中等城市、小城市之间无直航航线联系;我国对外航空货运联系主要集中在北美、日韩、西欧和港澳地区,与东欧、中东和南亚地区的航空货运联系较弱,与非洲和拉美地区目前还没有直通航班。     

浙中城市群综合集聚度及核心城市

浙中城市群作为浙江省三大主体城市群之一,在浙江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正在崛起中的浙中城市群,各个城市的规模和功能还相对较弱,任何一个城市都难以单独成为带动区域发展的核心城市.通过对浙中城市群城镇综合集聚指数的测算分析,结合各城市的发展态势和区位特点,将浙中城市群的核心城市确定为金华市区一义乌联合中心,并分析该联合中心的可行性及意义.     

生产性服务业与下游企业的集聚研究:以广州市银行业为例

随着城市之间贸易的深入发展,现阶段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向各城市群中心城市的集聚日益增长。本文以广州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例,对生产性服务业与下游制造业的集聚进行了理论建模和实证分析。其结论认为:在理论上控制生产性服务业与下游制造业集聚的参数主要有中间服务与最终产品的运输成本和二者的边际产品以及中间服务的供应价格等;由于现阶段中国的生产性服务在城市之间的贸易程度尚较低,因此它们和制造业中的中间产品及最终产品生产企业既有集聚式分布又存在分散式布局模式,现代中国大都市的生产性服务业与下游企业的区位主要以集聚式布局为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