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结构性范式及形成逻辑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宏观调控的认识存在较大的反差,并由此引发了多次大规模争鸣。在系统总结中国宏观调控实践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中国宏观调控长期坚持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相结合、以结构性调控为主的调控范式,并先后呈现出“总量+结构”与“需求+供给”的特点。笔者认为,中国宏观调控之所以形成了结构性调控特色,是因为在宏观调控决策中,充分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及其方法论、中国经济思想特别是当代经济思想和西方经济理论三种资源,真正做到了“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具有必然的形成逻辑。     

经济波动、税收政策与结构性减税

运用包括税收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来熨平经济波动成为各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西方各经济学派关于税收政策在总量和微观上应用观点不尽一致,但总体认为税收政策是有一定功效的。中国运用税收政策进行宏观经济调控走过了从起步阶段、初试阶段、理智回归阶段到理智运用阶段,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实施更是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集大成。当前应有效地实施结构性减税措施,准确把握结构性减税以及结构性减税的执行力度,减少效用损失,同时考虑当前的财政承受能力。     

基于税制优化的结构性减税政策研究

结构性减税是本轮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头戏,自2008年底以来,结构性减税政策在保增长、调结构与扩内需的反周期操作中一度扮演积极的角色。我国结构性减税政策的操作遵循宏观调控与税制优化两种不同的范式,宏观调控范式侧重总量均衡的短期相机抉择,税制优化范式注重结构调整的长期制度安排。后金融危机时代,基于宏观调控的结构性减税将日趋淡出,基于税制优化的结构性减税应坚持结构性减税与税制优化相结合,结构性减税与结构性增税相结合,结构性减税与配套改革相结合。     

宏观调控要从总量调控为主转向结构调整为主

2014年2月21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第56期"经济每月谈",主题为"全面深化改革、经济转型与稳中求进的相互关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指出,现阶段宏观调控的重点要从总量调控为主转向结构调整为主,通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实现稳增长。实行以结构调整为主的宏观调控,需要计划、财税、金融这三大调控杠杆形成合力。结构性调整的政策要从选择性的调整政策转向功能性的调整政策。     

对我国近几年宏观调控政策的分析与探讨

近几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是依靠货币政策来调控总量，应将调总量向调结构过渡，向财政政策调控过渡。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应该相协调。     

结构性财政调控与新常态下财政工具选择

本文综合考虑李嘉图和非李嘉图两类居民个体行为,构建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结构性财政工具经济效应研究框架。研究发现,不同财政工具的宏观经济效应存在显著差异,政府在进行财政宏观调控时应区别对待、审慎选取。模拟冲击结果表明减税效应相对优于支出扩张效应。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财政支出为主的刺激政策渐显乏力之际,政府应转变以往财政政策调控思路,逐步由大规模政府支出刺激政策向结构性减税政策调整。本文认为,应深入推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支出重点向社保、医疗、养老及公共服务倾斜,促进政府逐步向服务型政府过渡;税收政策应主要以对消费结构性减税为主,以有效促进需求结构向消费驱动转型。     

论省级中观调控模式(上)

本文认为，研究省级中观调控必须突破目前国内外普遍采用的“权利分割”思路和模式，建立一种在宏观调控大背景下省级中观自主调控的新模式。文章通过对工具型、非工具型两种经济政策的划分及其适用性的分析，论证了新模式建立的现实可能，同时，对这种模式的“非平衡增长”调控目标及其与宏观调控的“平非衔接”；以非工具型政策为主。工具型与非工具型相结合、多层次调控相配合的政策体系；新模式建立所涉及省级调控自身转变和宏观     

财政结构性调控、工具选择与宏观经济波动

构建开放经济DSGE模型系统研究结构性财政工具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通过引入消费税、劳动收入税与资本收入税,和政府消费性支出、投资性支出与转移支付以及相应的政策冲击实现了对税收收入和政府支出工具的细化,模拟分析了各项冲击对宏观经济的作用效果。研究表明,不同类型财政工具的宏观经济效应存在显著性差异,政府在选择工具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时,应结合经济运行特征、调控目标和意图以及冲击来源与类型综合考虑。为了切实保证积极财政政策的加力提效,在加大政府支出规模时应注重优化支出结构,扩张转移支付力度;在进行结构性减税时,应有针对性地调节个人经济行为,制定更大幅度更广范围的个人所得税方案,充分发挥好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功能,助力宏观经济提质增效。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本文节选自《宏观调控的制度基础与政策边界分析》，该文认为，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场基础与制度条件方面的问题。文章从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通过比较内生安排与外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同绩效，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政策边界的明晰界定，从理论上揭示了短期的总量稳定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强调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是针对短期的总量稳定，而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结构问题则有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才能解决。本文是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     

浅析金融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效应

进入本世纪以来,房地产市场几度超常规迅猛发展,房价亦风声水起,一度牵动整个社会经济的神经;金融政策与国家其他政策相呼应,数次出手,对楼市进行调控,围绕其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效应,从金融政策与国家宏观调控的关联、与房市的波动、金融政策趋势等方面进行分析。     

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

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联系着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基本要领,其中之一就是供给管理的特殊重要性。通过从总量调控不足以包打天下、中国经济客观上需要特别注重结构性对策等四个方面,勾画和分析了中国宏观调控必须特别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的特定原因,以及这种调控的地位和相关的基本要领。     

结构性货币政策：理论基础与政策效果

文章运用DSGE模型对中国结构性货币政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结构性货币政策能够有效促进新兴产业产出和总产出，但不同政策工具效果并不相同，价格型的再贷款利率政策对于优化经济结构、增进社会福利的效果最好。与传统总量货币政策相比，结构性货币政策对社会福利的改进有限，仍存在着对传统产业的挤出效应、对总量政策的替代效应及对经济结构的扭曲效应等负面作用。文章认为，应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结构调整中的作用，优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并积极研究其有序退出，发挥好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作用和信贷政策的结构调整功能。这对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结构性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兼论新冠肺炎疫情的经济影响

传染性疾病作为一种短暂而剧烈的结构性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政策选择因全球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受到广泛关注.基于包含上下游生产结构、不同类型企业以及异质性金融摩擦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发现,疫情冲击是对供给与需求同时产生影响的综合冲击,这一特征对评估其经济影响非常重要,并能解释疫情以来中国消费下滑幅度大于生产投资且恢复较慢的特征事实.结构性减税政策对经济的稳定效果显著优于宽松货币政策且福利损失更小,但两种政策组合使用可以带来更好的福利结果.这是因为货币扩张在稳定需求的同时恶化了信贷资源错配,结构性减税则部分纠正了信贷错配,而政策组合使用能充分发挥两种政策的优势.     

土地政策在房地产调控中的政策效果评价

自2003年以来,土地政策被确定为与传统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并列的重要工具参与宏观调控,但土地政策在房地产调控中的成效一直备受争议.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信息网2002～2010年间的季度数据,实证分析了土地政策及其不同手段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认为土地政策只对房地产供应方面的作用较为显著,且存在滞后性,而对房价的作用较小,因此,土地政策整体上在房地产调控中的作用有限,需要与其他政策组合起来进行运用.     

结构性货币政策：产生、工具及运用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面临的问题也在不断涌现，政府在不断升级宏观政策调控的手段和方式。与以往的传统调控方式不同，现如今的经济调控手段更重视精准直达。结构性货币政策更加强调避免大水漫灌式全面的宽松货币政策，以防止金融系统流动性过剩的发生，而是要用定向调控方式去弥补重要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流动性不足问题，引导信贷结构的优化与结构性调整。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精准调控作用，不仅要关注政策的目标，也要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激励以及约束机制，更好地实现精准导向，同时也要与其他货币政策相互配合，以实现预期政策目标。     

探索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

在最近这两年以来,中国的楼市一直都处于政府的宏观调控中,房地产市场的活跃度尽管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是价格却还是没有较为显著的回落,各大城市房价还是居高不下,那么宏观调控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发挥作用?这就需要在宏观调控的政策和措施上不断下功夫。本文针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进行分析和阐述。     

关于宏观调控若干问题的思考

宏观调控是一个中性概念。宏观调控本身就包含了限制与发展、紧缩与扩张、后退与前进几方面的内容。1992年正式提出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以后，市场经济意义的宏观调控逐步走上历史舞台。从1993年到2003年，中国经济经过了紧缩性和扩张性两轮正相反的宏观调控。目前，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上升周期。此轮宏观调控转向“中性”政策。所谓“中性”政策，是相对于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而言的，是一种有保有压、有紧有松、上下微调、松紧适度的政策。“软着陆”的经济含义是，国民经济的运行经过一段过度扩张以后，平稳地回落到适度增长区间。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都在正常区间，所以整体上不存在所谓“软着陆”问题。     

2003年以来的宏观调控:回顾与前瞻

本文简要回顾了本轮宏观调控的缘起、调控重点、调控手段及其特点,指出仅仅依靠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强化行政审批,是不足以恢复经济总量平衡的.2007年以来的投资反弹和物价上涨压力加大,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没有完成由扩张性取向向收缩性取向的转型,宏观调控政策不全面、不配套而引起的.目前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是总量失衡,而不是结构性矛盾.文章提出了稳定经济运行的可行政策选择维持汇率温和上涨的态势,同时配合以强化能源、资源类产品出口限制措施、实施出口配额管理等政策;显著提高利率,充分发挥利率杠杆的调节作用,同时考虑对非实物投资类国外投资收益征收附加税;保持较高数额的财政收支结余;向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收缴利润分红,向公众减持国有股份,所得收入和财政结余主要用于偿还财政历史旧账.全文共分三部分(1)本轮宏观调控的简要回顾;(2)总量失衡是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3)稳定经济运行的政策选择.     

发挥地价调控作用 促进土地合理供应

土地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在供需方面有其特殊性,地价的上涨与下跌影响着土地的供给与需求。充分运用地价理论,通过发挥地价在土地调控申所起的作用,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有效地控制土地供应总量,合理配置土地资源,实现土地资源市场配置与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引导消费者正确使用土地,从而达到约束使用者集约利用土地,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和政策建议

经过2003年底特别是今年4月以来的宏观调控，经济总量关系趋稳，结构失衡和供求矛盾有所缓解，经济增长逐渐回落到合理区间。但结构性矛盾还没有消除，体制性矛盾日趋尖锐，宏观调控中一些负面效应正在显现。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应在巩固宏观调控成果的同时，适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和调控力度，完善调控方式，深化体制改革，着力推进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方式转换，促进国民经济较快平稳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