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然垄断的几点认识

垄断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历代经济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其中自然垄断占据重要地位。文章首先对自然垄断的定义等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对自然垄断进行了界定;在此基础上,又对自然垄断与其他垄断形式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得出了传统自然垄断行业的具有规模经济性的五个特征。     

经济一体化、产业分工与失业

本文建立了产业分工架构,分析工业国家非技术劳工工资与失业问题。产业分工程度内生决定于经济一体化(即市场扩大)型态:在一体化市场内,若技术劳动成长率大于非技术劳动增幅,制造业产业分工程度将加深;反之,产业分工程度降低。产业分工程度加深促使非技术劳工工资上升、失业率下降,并未如预期会威胁工业国家非技术劳工。值得注意的是,既使产业分工程度加深、非技术劳工失业率下降,亦可能出现非技术劳工失业量上升现象。     

消费者沉淀投资、垄断与政府管制目标

如果企业处于完全竞争行业中,市场供求价格机制会实现帕累托最优,无需任何中介组织和政府管制;如果企业处于自然或人为垄断的市场条件下,政府管制就十分必要,此时往往将管制目标确定为社会福利最大化.当消费者购买产品进行沉淀成本投资,消费者无法自由进入和自由退出,垄断企业就与消费者产生了双边谈判,进而会引起敲竹杠行为,大大降低消费者剩余,即便实现了社会福利最大化也会带来收入不公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管制目标就需要由社会福利最大化转向消费者剩余最大化,否则,不仅不会实现管制目标,而且还会恶化消费者剩余,从而使消费者合理合法地处于不公平的地位.因而,针对垄断市场,尤其是自然垄断(主要是公用事业部门)市场所进行改革以及重新认识消费者—企业—政府之间的关系,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成本、环境规制与国际分工

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没有把环境作为一种要素禀赋对待，导致发展中国家环境恶化，并由此带来全球环境问题，本文认为环境是一种重要的要素禀赋，提出应将环境和其他要素禀赋优势结合起来，通过环境成本内在化手段推动建立以环境规制为基础的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提升我国国际分工地位的若干建议。     

论正常垄断与非正常垄断

我国的垄断源自于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后有所改变,但行政垄断依然占主导地位。鉴于我国的国情,行政垄断组织的存在,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不合理的。合理的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可称之为正常的垄断,不合理的行政垄断可称之为非正常的垄断。非正常的垄断会破坏资源的合理配置,损害社会经济福利。所以在我国反垄断应把矛头主要指向非正常的垄断。     

行政性市场垄断：内涵、成因与防范

行政性市场垄断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急需解决的一大难题。本文系统分析了行政性市场垄断的内涵及表现形式，并从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就其形成原因与防范措施进行了全面探讨。     

国有企业市场退出与并购重组的对策

本文分析转轨时期国有企业退出市场的障碍,提出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对策。     

关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

近来,试图对垄断和关税的福利成本进行估算的论文大量发表①.这些论文的结论表明,经济学家们所痛斥的关税和垄断的福利成本实际上微不足道.     

论社会分工、企业分工和企业网络分工——对分工的再认识

社会分工是人类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生产关系 ,它的产生和发展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服务业的产生可以称为第四次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形成的机制是市场 ,在当前条件下 ,政府也参与社会分工的调节。企业内部分工是社会分工的产物 ,产生于工场手工业阶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企业内部分工是资本所有者的一种生产安排。社会分工与企业内部分工存在替代关系 ,二者的替代取决于这两种分工的生产效率。企业网络分工是介于社会分工和企业分工之间的一种分工 ,适合于具有密切联系和相互依赖的企业。随着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社会分工、企业分工和企业网络分工将不断发展和深化     

市场过程内生的垄断:市场权势和自然垄断

作为内生的垄断现象,市场权势实际上是争胜竞争过程的结果,并非垄断的市场结构所决定。如果将竞争理解为一个动态过程,市场权势具有竞争性和暂时性。自然垄断现象也是市场过程演化过程中的自然现象,无论源于规模经济还是范围经济,都表明自然垄断具有动态效率特征。除非政府人为阻碍争胜竞争过程的展开,通常市场过程内生力量能够有效制约非政府垄断现象。     

分工视角：企业剩余权与国有企业效率

企业是分工演进的一种重要后果，其实质上是一种劳动力市场的契约。企业的剩余权作为企业家活动的一种间接价格，将交易效率极低的企业家活动卷入分工，反过来极大地促进了分工和经济发展。企业家活动是企业效率的保证，企业家的剩余收益权又是企业家活动的保证。企业家剩余权得不到保护是国有企业效益低下的根本原因．而保护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剩余收益权是提高国有企业效率的关键。为了保护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剩余收益权，必须推进市场化进程，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以及进行全面的社会制度改革。     

自然垄断行业的政府规制经济学研究

对干处在经济转轨阶段的我国而言，“规制取消论”并不可取。全盘取消规制只会陷入制度真空。既作为政府规制工具，同时又是政府规制对象的国有经济不宜全盘退出自然垄断领域，但国有经济独霸自然垄断行业天下的局面不会再继续，竞争的引入不可避免。规制框架重构是现实的选择。思路是：规制重点要转变，设租性规制要剔除，规制真空要填补，对规制者的规制要加强。     

收费公路行业行政垄断及其社会成本测度

公路收费制度的实施,有效地缓解了公路建设资金紧张的矛盾。但由于垄断经营和相关制度的不完善,导致收费公路行业出现诸多弊端,产生了较大的社会成本。首先指出收费公路行业垄断的本质是行政垄断,而非自然垄断;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行政垄断社会成本的构成及其表现形式,同时结合相关理论,建立了行政垄断社会成本计量模型;并以此为依据,对收费公路行业行政垄断的社会成本进行了估算。通过估算发现,收费公路行业行政垄断成本远远高于其他行业。     

我国烟草产业行政垄断的社会成本估算

烟草产业行政垄断造成巨大的社会成本,其中行业管理部门对烟草制品的限产限价不仅导致生产过剩,而且所导致的无谓损失远大于垄断条件下单纯限制产量的无谓损失;不通过市场交换的投入要素是导致我国烟草产业X-低效率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行政垄断下烟草产业的高额垄断利润导致非生产性寻租。通过估算,1998-2008年中国烟草产业行政垄断所造成的社会总成本在15126.39亿元至26818.6亿元之间,占GDP的0.867%~1.54%。     

国有企业绩效提高主要来源于垄断吗

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绩效明显改善,利润快速增长。面对这种情况,一些人认为国有企业的绩效提高主要来源于垄断。在本文中,笔者通过梳理垄断的判断标准,计算和讨论国有经济分布的主要行业的市场结构状况,认为这一说法在概念上具有误导性,在判断上缺乏依据,因此其结论不可采信,需要我们予以明辨和警惕。     

垄断与产权:我国利率市场化的制度性障碍

在缺乏竞争的金融体系下，借贷价格偏离均衡价格，消费剩余减少，资源配置扭曲，金融运行效率降低。在我国，资金供应依然主要由居于垄断地位的国有商业银行及其变种组成和资金需求依然主要由国有企业及其变种组成的情况下，利率市场化会使得资金价格扭曲和变形，理论上推演的利率市场化预期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实现。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时间表只能视微观经济主体市场化的进程而定。     

垄断均衡与破除:我国县乡医疗市场现状分析对策研究

我国县乡医疗体制改革改变了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低效率和数量短缺的局面。我国县乡医疗市场正在出现新的、医政联合的垄断格局。县乡垄断医疗市场短期与长期均衡形成及持续是各方力量博弈的结果,垄断医疗机构从中获得巨额垄断利润,而农民却支付巨额成本。在模型分析结论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准入性竞争医疗体系、提升农民的组织和谈判能力、变革政府职能和完善公共卫生政策三大破除县乡医疗市场垄断均衡的对策性思考。     

Industry and Labour: Class Struggle at Work and Monopoly Capitalism; Social Standing in America: New Dimensions of Class; Class Structure and Social Mobility in Poland

A very well-established economic literature maintains tha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are inefficient as compared to privately owned ones (POEs). In this paper, I argue that SOEs' inefficiency is not due to state ownership per se, but is rather caused conditions other than ownership, to which SOEs often — though not necessarily always — relate. In particular, I focus on dynamic efficiency — specifically, the produc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 of SOEs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where SOEs should contend with POEs in a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I suggest that targeted measures, which are aimed at increasing managers' commitment to long-term investment strategies and at reducing corruption and political interference — albeit complex and difficult to implement — can be much more (positively) impactful on long-run technical progress than the simple privatization of companies. This leaves room for explo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that might reconcile state ownership and market competition in industrial sec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