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扩展、迁移与城乡教育差距——以大学扩招为例

农村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迁移到城镇地区的概率更高,选择性迁移在扩大城乡教育水平差距的同时也激励农村居民进行教育投资,并可能提高未迁移人口的教育水平。大学扩招意味着农村高教育水平劳动力的迁移概率增加。实证结果表明,扩招对农村居民教育投资有激励作用,使农村高中生比例上升;城镇地区大学生比例增加的幅度远高于农村地区,这主要是农村居民考取大学后迁往城镇地区的结果。选择性迁移和教育扩展导致城乡居民教育差距上升。     

教育、户籍转换与城乡教育收益率差异

为何农村教育收益率低于城市,但农村居民的教育需求却很高?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可以从教育帮助农村居民突破户籍限制的角度进行解释。利用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CHIP2013),通过将极度正向选择性的永久移民分离出来,并放回到农村样本中去以修正样本选择偏差,以1986年义务教育法实施的自然实验作为工具变量,我们发现农村教育收益率有显著提高,由原始样本的3.2%提高到5.7%。对农村居民而言,往往是高等教育更有利于他们突破户籍限制,因而,我们还估计了大学教育收益率,发现城市大学教育收益率为50.4%,农村大学教育收益率也高达50.6%,考虑到城市户籍附着的潜在福利收益,农村大学教育收益率可能会更高。这意味着,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强对农村的教育投资,以促进更多农村居民进入城市体系,从而有利于我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型。     

教育扩张与城乡居民家庭教育代际流动性

本文使用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采取教育代际次序相关性分析方法,考察了1986年《义务教育法》实施和1999年开始实施的高校扩招这两项重要的教育扩张政策对我国城乡家庭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义务教育法》与大学扩招政策均显著提高了农村家庭的教育代际流动性,但对城镇家庭的教育代际流动性影响不显著。(2)相较于父代受教育水平在高中及以上的家庭,《义务教育法》的实施显著提高了父代受教育水平在高中以下的城镇家庭的教育代际流动性,而高校扩招政策显著提高了父代受教育水平在高中以下的农村家庭的教育代际流动性。(3)高校扩招政策显著提高了高等教育资源不丰富省份的农村家庭的教育代际流动性;并且对促进这些省份农村中低收入家庭的教育代际流动性的作用更加显著。(4)《义务教育法》和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均显著促进了农村家庭父代受教育水平在高中以下子代的教育代际向上流动性。     

高等教育扩招对大学毕业生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的调查数据,采用队列DID的方法考察了1999年开始实施的高校扩招政策对大学毕业生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扩招显著降低了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满意度,且这一影响随着扩招的持续推行存在世代差异。第二,高等教育扩招对大学毕业生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在不同特征群体中存在差异,扩招对于农村地区大学毕业生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大于其对城镇地区大学毕业生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第三,在期望理论框架下,高等教育扩招降低了高等教育溢价,拉大了工作预期与实际获得的落差,这是降低大学毕业生工作满意度的重要路径。在当前高等教育扩招仍持续推行的背景下,本文反思了高等教育扩招对就业质量的影响,由此提出适时调整高等教育结构、缩小城乡教育质量差距和引导大学毕业生保持合理就业期望等政策建议。     

教育会促进农民自主创业吗?

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库(CHIPS2007)农村调查部分,本文考察了农民教育程度与其创业行为的关系。结果表明,教育与创业存在倒U型关系:在阈值以内,教育年限的提高会增加农民创业的概率,当教育年限超过该阈值,教育年限的提高会降低创业的概率。根据创业动机,初始投资规模,雇佣人数对农民创业进行了分类,不管何种分类,这种倒U性关系仍然存在。平均的教育阈值在11年左右,而且创业规模越大,教育的阈值越高。工具变量方法的结果也支持倒U型假说。     

教育对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本文基于CHNS数据建立一个多项Logit模型，分析教育等因素对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总体上，教育对于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具有重要的影响，教育程度越高，收入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越大；不过在更具体的层面上，虽然较高的教育程度可以有效阻止农村居民收入的下滑，但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对收入向上流动的影响却没有对向下流动的影响显著。     

高校扩招降低了大学毕业生的幸福感吗?

高校扩招政策的冲击远超出了劳动力市场,我们应以更广阔的视角来综合评估其对大学毕业生福祉的影响.文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基于"局部干预效应"概念框架,识别出教育成就受扩招政策差异化影响的不同群体,然后运用双重差分法定量评估了扩招政策对他们幸福感的异质性干预效应.研究表明:(1)招生规模激增削弱了那些即使没有发生扩招也能继续深造者在劳动力、婚姻等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从而降低了他们的幸福感.(2)那些受益于扩招政策而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的人,由于大学生活和毕业前景与他们之前所想象的落差较大,其幸福感并未因此而提高.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从数量扩张阶段向质量提升阶段转型之时,文章从主观福利视角为家庭如何进行教育投资提供了参考,也为政府部门如何应对扩招政策的负面影响提供了决策依据.     

我国农村城市化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农村城市化与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 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选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农业总产值、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等指标，利用全国(1978～2002年)的数据，分别与城市化率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     

扩招"大跃进"、教育机会与大学毕业生就业

本文利用2000年和2005年的大样本数据,考察了始于1999年的大学扩招对不同人群的高等教育机会和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通过比较扩招之前和之后参加高考的两个年龄组的特征发现,扩招使东部地区、城镇家庭受益更多,而少数民族的女性、农村地区、西部地区受益较少。本文进一步利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扩招使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显著提高9个百分点左右,其中有50%左右是大学毕业生的平均能力下降所致。     

高校扩招与大学教育回报率变动*——基于CGSS数据的经验研究

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本文定量评估了高校扩招对大学教育回报率的异质性干预效应。基于“反事实”和“局部干预效应”的思想,将大学毕业生区分为扩招前不能升学扩招后却可考上大学者和即使没有发生扩招也能升学者。研究发现：高校扩招使前者收入增长了约40%,且并未明显削弱后者收入优势。这一结论在男女样本间存在明显差异,有必要通过推进高中教育质量均等化等措施保障弱势群体的高等教育权益,使扩招“红利”惠及社会每个阶层。     

比较、包容与幸福——基于中国农村居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来自中国4个省8个县64个村庄900多个农村居民的调查数据研究了中国农村居民的比较强度、比较方向以及比较中的包容性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大约45%的农村被调查者在日常生活中会与别人进行比较。收入低的农村居民的比较强度高,比较强度对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进行比较的农村居民把"本村民小组居民"作为比较参照系的比例最高,选择"邻居"作为比较方向的农村居民幸福感最低。收入高、受教育年限长或女性农村居民的包容性强,包容性强的农村居民幸福感高。     

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失业问题研究

从1999年大学扩招至今，中国的大学教育已完成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转变。随着大学生人数的逐年上升，毕业生就业率也在逐年下降。从结构性失业的视角分析可看出了大学生结构性失业现象的原因，从而总结出了如何解决我国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失业问题的对策和措施。     

关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思考

随着高校扩招规模的不断扩大，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其原因既有扩招带来的人才市场容量不足的问题，也有大学毕业生自身素质的问题，还有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问题以及社会问题。基于这些问题，必须寻找有效的对策，比如提高大学生素质、改进培养模式、加强就业指导，以提高学生就业的成功率。     

高校扩招引发教育信号贬值的机理分析

本文运用劳动市场信号发送理论,分析我国高校扩招引发的教育信号贬值的内在机理.扩招降低了进入大学的学习成本,导致了教育信号的过度投资及分离均衡的教育水平提高(即就业门槛提高),文凭的信号作用贬值.扩招后不同群体的信号投资方式和境遇不同,大学生的信号投资激励增强,而高中生缺乏信号分离自己.信号投资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通过雇主与雇员的相互博弈过程会产生自增强效应.如果高校不断扩招,会导致信号投资的不断攀升,形成信号投资泡沫.     

经济时代的大学生素质教育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高校扩招,高等教育由精英化教育走向大众化教育,导致上大学门槛降低。高校办学条件的提高与扩招速度相比,显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上学成本大幅度增加,导致大学生存在过强的功利主义观、过弱的人文素质的状况。高校要走内涵发展之路,调整课程体系与结构,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坚持育人为本,鼓励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提高综合素质。     

我国城乡居民通货膨胀承受力比较及压力测试

运用居民通货膨胀承受力测度方法,同时借鉴商业银行进行压力测试的思想与方法,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通货膨胀承受力进行了测度与比较。通过构建城乡居民通货膨胀承受力压力测试模型,比较分析了决定城乡居民通货膨胀承受力的宏观经济因子,即城镇为政府财政支出和平均受教育年限,农村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平均受教育年限,依据情景分析法,分别对我国城乡居民通货膨胀承受力进行了压力测试分析,并结合压力测试结果和我国当前的实际经济状况,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教育的自选择与比较优势研究: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

当教育存在比较优势时,个人选择最大化收入的教育程度,某些人高中毕业后的工资比大学毕业后高,另一些人则相反。因此,当存在比较优势时,上大学不一定是最优选择。本文采用Roy模型验证中国教育选择是否存在比较优势。根据1989-2009年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研究数据,本文得到:个人能力是多维的,人们依据比较优势选择教育程度。这对我国大学扩招的教育政策有一定指导意义:当人们依据比较优势选择教育程度时,大学大幅度扩招可能会误导人们错误地选择大学教育,或者误导人们忽视职业技术教育,从而带来高级技工大量空缺的问题。     

教育背景与我国家庭股票市场参与*——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的数据，针对股市上典型的“有限参与”现象，考察了教育背景在两个维度上对家庭股市参与概率的影响。通过Logit回归，本文发现：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高及拥有专业背景的家庭，参与股市概率越大。进一步运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法对专业背景的作用进行估计，本文发现：在家庭股票投资决策中，成员经管背景作用的大小与显著性受所在家庭整体教育水平的约束。主事者的决策地位随家庭整体受教育年限的提高而受到削弱，而家庭成员对金融知识的掌握也可能会因自身学历在家中占优与否相应地被高估或低估。基于研究结论与现实，笔者认为，在我国证券市场中，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高的家庭共同决策的氛围更浓，一方面，学历更高与投资知识更专业的成员可能并不在金融参与决策上起支配作用，但另一方面，家庭也会因为某些成员的教育背景做出轻率的投资决定。针对教育背景伴随的欠理性投资行为以及完成“有限参与”向“积极参与”的转变，本文也提供了一些建议与意见。     

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门槛效应

就有关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论题,构建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影响大小与社会保障支出强度高度相关;在社会保障支出强度越低的地区,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越大。因此,以农村社会保障为突破口,来激发农村居民消费意愿,以提振内需,是现实可行的政策措施。     

农村居民教育支出推动人均纯收入增长的效应研究

农村居民的教育支出是农村居民家庭用于提高自身知识技能水平及培养子女所花费的代价,它会产生两大效应：一是培养子女在未来会给子女及社会带来收益;二是农村居民家庭劳动者或就业者提高科学文化技术水平所带来的收益。通过收集农村居民家庭教育支出、人均纯收入等数据,构建农村居民教育支出推动人均纯收入增长的模型,并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从1990—2009年二十年的整体情况看,随着农村人口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村居民教育支出对人均纯收入的推动率为2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