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厘清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是新发展格局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利用“宽带中国”战略构建工具变量回归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技能结构效应、劳动生产效率效应、分配优化效应的渠道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数字经济核心行业和非省会城市更强。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伴随数字化转型,城市收入不平等和城乡收入差距得到有效的改善。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方向争议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同时为数字时代兼顾增长效率与公平分配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的背景下,如何协同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是“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决策者和学术界关心的核心议题。文章基于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文本分析法刻画企业数字化水平,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影响效应分解显示,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为平均工资的提升,而并未显著提升劳动生产率。（3）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效应占据主导地位,数字化主要通过劳动力配置效率渠道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高。（4）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在议价能力高、信息透明度低、高技术行业以及制造业行业中的作用更加明显;数字化转型在提升雇员和高管薪酬的同时并没有显著扩大内部薪酬差距,并且还存在创新激励效应。文章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共同富裕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国际比较研究

我国学者在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国际比较时,通常在两个方面产生混乱:一是我国收入法GDP中的劳动者报酬指标包含了非公司业主的混合收入,采用了宽口径的概念,而联合国所推荐的SNA1993中的雇员报酬概念却并不包括混合收入,是窄口径的概念;二是2004年我国收入法GDP的统计口径本身发生了变动,使得我国2004年前后的劳动收入份额也不具有可比性。因此,以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对自我雇佣者的混合收入按照宽、中、窄三种口径进行调整,基本消除了上述两个不可比因素;并且,以调整后的可比数据为基础,对我国宽、中、窄口径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了全面的国际比较,得到的结论更为稳健可靠。结果发现:如果采用窄口径的劳动者报酬概念,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5～20个百分点,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     

基于产业视角的劳动收入份额分析

本文分析了工业部门内部结构变化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运用2001—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对劳动收入份额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重工业化与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一方面,工业结构偏重化直接降低了工业部门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从而导致在日益增加的国民收入蛋糕中,劳动要素所分享到的比重越来越小;另一方面,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实施诱致资本利用型技术进步产生,偏离了我国要素禀赋,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     

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基于人力资本的调节视角

本文构建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将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劳动收入份额三者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梳理数字经济发展影响产业结构从而内生决定劳动收入份额的理论机制。定量模拟显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但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方向取决于人力资本水平高低。进一步基于我国28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展开实证检验,发现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但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提升能够驱动数字经济发挥兼顾结构转型与共同富裕双重目标的效能,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此外,异质性检验表明我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人力资本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存在不平衡特征。本文为充分挖掘数字经济潜能,强化人力资本引领作用,统筹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和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提供启示。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的地区差异

中国近20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被誉为中国奇迹,但劳动者对这一经济成果的分享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近年来,GDP中劳动报酬占比的逐年下降引起了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作为幅员辽阔的国家,我国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经济结构都不尽相同。劳动收入份额的地区差异成为一个具有实践意义的研究课题。采用1997~200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本文首先描述了劳动收入份额及其演变的地区差异,发现平均劳动报酬较高的地区有着较低的劳动收入份额;其后,建立劳动收入份额决定模型,对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估计结果进行分析,得出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是地区的经济结构和所有制构成。本文实证分析的结果支持劳动收入份额U型演变的理论。基于这些发现,本文对平衡劳动收入份额的区域差距提出建议。     

中国劳动收入居于主体地位吗——劳动收入份额再测算与国际比较

由于统计口径、测算方法等不一致,劳动收入份额难以进行动态跟踪和国际比较。为此,本文调整劳动收入份额测算方法,重新界定了分子中统计口径的变化与混合收入的划分方式,论证了以国民收入作为分母的合理性。基于1978—2017年收入法GDP、1992—2020年资金流量表、1987—2020年投入产出表等数据的测算结果显示,1978—2020年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均值为68.1%,呈向右倾斜的N型变化趋势,近年已回升至均值附近,中国劳动收入仍居于主体地位。与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数据进行国际比较发现,1978—2020年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均值与法国、英国等国差距为6.7%。本文测算方法改善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时期可比性和国际可比性,为完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及历史核算资料修订提供了一定参考。     

卖空约束放松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已有文献从诸多视角对其决定因素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但少有研究关注资本市场制度设计与变迁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文章利用融资融券制度推出的外生冲击,考察了放松卖空约束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卖空约束放松显著提高了标的企业未来的劳动收入份额。机制检验发现,缓解企业未来融资约束是卖空约束放松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途径。进一步研究发现：（1）卖空约束放松显著降低了企业未来的债务融资成本;（2）当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越严重、公司治理环境越差时,卖空约束放松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越强烈;（3）“卖空威胁恶化企业产品市场表现”这一竞争性假说并不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文章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卖空约束放松的经济后果以及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对于如何通过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以实现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的时代目标具有重要的启示。     

通往共同富裕之路：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

优化要素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企业ESG建设对生产经营活动产生深刻影响,成为优化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新动力。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企业ESG表现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基础上,基于2009—2021年的上市非金融企业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企业ESG表现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能够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外部融资能力低、外部治理能力弱、劳动密集型和高污染的企业中,企业ESG表现的收入分配效应更强。机制分析发现,重塑要素投入结构、改善融资约束和治理能力是ESG建设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途径。本文从微观视角拓展了劳动收入份额决定因素的研究边界,为新时代如何深化企业ESG建设和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提供了政策启示。     

要根据产业的不同来谋划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对策

本文从产业角度研究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问题,建议通过产业结构升级的办法解决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收入比重下降问题。首先,基于产业的角度对全国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进行效应分析,从产业结构、产业就业等方面分析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内部结构性原因;其次,分析收入分配政策这一外部定性因素对不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最后,根据产业的不同,有针对性地提出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建议。     

中间品贸易网络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开放经济下的收入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核心问题。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和全球双边贸易数据库等,基于佩奇方法估计企业中间品贸易网络中心度,进而研究中间品贸易网络中心度如何作用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研究表明,提升企业的中间品贸易网络中心度,显著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使用混淆变量的影响阈值检验、工具变量和准自然实验等缓解内生性后,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中间品贸易网络中心度通过要素成本、技术进步和工资提升机制,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拓展分析发现,加大教育科技支持力度、提高国内上游供给能力、扩大国内市场需求规模,有助于缓解中间品贸易网络中心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作用。因此,应积极推动建设以政府为主导的二次分配和以慈善活动为代表的三次分配机制,加大财政、教育、科技投入力度,加快提升国内供应链的供给能力,积极培育国内市场需求潜能,进而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进程中实现共同富裕奋斗目标。     

地方政府干预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分税制的视角*

既有文献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成因的解释集中在资本深化、产业结构转变、技术进步、全球化、二元经济、制度转型以及财政和融资约束等宏观和微观路径等方面,本文在分税制背景下从地方政府干预这一新的视角出发,解读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这一现象。本文首先探讨地方政府干预恶化制度环境,并进一步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作用机制。然后,笔者运用1984—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实证模型并分析。本文研究发现,政府干预下的制度环境是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如果要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就应该减少地方政府的干预,塑造良好的制度软环境。本文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和其他潜在的各种影响因素后,上述结论仍具有稳健性。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

本文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我们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并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与加强内部控制两条路径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是对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新发现,拓展了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两支文献的研究,也意味着在政策层面大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市场公平竞争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来自《反垄断法》实施的证据

在强化反垄断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背景下,本文利用《反垄断法》实施的外生冲击,研究了市场公平竞争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发现,相比于垄断程度较低的企业,《反垄断法》实施之后,垄断程度较高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提高。《反垄断法》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影响在行政垄断程度较高的地区、高新技术行业、对科技人员的依赖程度高的企业中较强,在代理成本较高的企业中较弱。拓展性研究发现,降低垄断利润、提高自主研发强度是《反垄断法》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渠道;《反垄断法》的实施主要提高了普通员工的劳动收入份额,对高管的劳动收入份额有抑制作用。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为何持续下降?——基于金融发展的视角

本文从金融发展视角解读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这一现象。首先基于文献探讨金融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利用1997-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金融发展的总指标,还是分项指标皆与劳动份额有显著负向关系,说明现阶段金融发展是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便控制内生性、异常样本点和指标定义等潜在问题,上述结论也是稳健可靠的。本文评估了金融发展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也为破解当前我国经济的消费-投资结构困境提供了一定政策启示。     

劳动收入份额、城乡收入差距与中国居民消费

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人力资本人口分组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劳动收入份额、收入差距与总消费三者之间的关系,然后使用1990—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动态GMM估计方法,重点检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它们的交互作用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揭示了中国消费率偏低的动态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劳动收入份额和城乡收入差距是居民消费增长缓慢最根本的原因;城市化水平、消费习惯形成和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率也有重要的潜在影响;提高劳动要素份额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尽管使用了不同的识别方法与计量技术并控制了其他潜在影响居民消费率的各种因素,本文的结果依然基本稳健。     

共同机构所有权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完善分配制度、提高劳动报酬比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现有研究对资本市场中的共同机构所有权如何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关注不足,文章探讨了其中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有助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机制检验表明,共同机构所有权显著促进了投资组合企业间的研发溢出,提高了企业研发人员占比和高学历人才占比,优化了人力资本结构,从而带动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文章还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增加了企业技术人员,减少了生产工人,进一步支持了协同效应的理论逻辑,并基于行业竞争视角排除了合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在共同机构投资者控股企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更加显著。文章不仅将共同机构所有权的研究拓展至劳动力市场,还从全新的视角探究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因素。     

基于行业视角的广东劳动收入份额实证研究

中国资源配置效率存在地区差异,而目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探讨很少有基于一省或一区的研究。文章结合广东2005-2009年14个行业的劳动报酬数据,用Pooled EGLS方法发掘提升广东省劳动收入份额的行业途径。结果显示,行业规模、工资水平对劳动收入份额增长有正向作用,行业垄断程度则起负向作用,而行业劳动密集程度对该份额的拉动作用存在行业差异性。要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广东应加快推进行业转型升级,降低行业行政垄断程度,着重发展服务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