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团队异质性对纺织服装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文章选择2016—2019年间我国48家纺织服装企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选取高管年龄、高管学术背景、高管海外背景三个方面衡量企业高管团队异质性,以三阶段DEA评价纺织服装企业创新绩效,研究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学术年龄异质性和高管团队学术背景异质性对企业创新绩效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团队海外背景异质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不显著。     

高管薪酬差距、产权性质与企业绩效的研究——以安徽上市公司为例

以安徽省上市公司2015-2019年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之间呈现出显著正向相关关系,考虑产权性质这一调节变量之后,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较之民营企业激励效果更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间呈现出更强的相关关系。     

企业内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企业内外部薪酬差距会影响企业绩效。针对电子通信行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结果发现:高管团队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关系;高管团队—普通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呈显著倒"U"形关系;高管团队—行业、地区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研究对不同层级薪酬制定、层级间薪酬差距范围设定有参考价值。     

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视角

数字经济时代下,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在此背景下,企业如何正确实行激励制度,使高管和员工高效率地参与到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从而促进企业创新发展有待探究。本文利用2012—2021年我国上市企业数据,基于高管和员工薪酬差距,即内部薪酬差距,探究了其对企业双元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扩大薪酬差距能够提高企业双元创新能力,即渐进式创新能力和突破式创新能力,支持了“锦标赛”理论,通过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积极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内部薪酬差距扩大通过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从而对企业双元创新能力产生正向作用,对改善企业薪酬设计以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分析——基于产权性质的视角

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9—2014年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呈现正相关关系,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呈现正相关关系。更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较之非国有企业激励效果更好,国有企业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与绩效呈现出更强的正相关关系。     

公平偏好、高管团队锦标激励与企业绩效

文章基于企业高管团队成员具有公平偏好假设,构建公平偏好下高管团队锦标激励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理论模型,通过模型推导与分析,得到高管团队公平偏好强度、高管团队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以下关系:高管公平偏好强度越大则企业绩效越差,即高管的公平偏好降低了高管的均衡努力水平,同时引发企业提高锦标竞赛失败者获得的低薪酬,从而企业绩效将随高管公平偏好强度的增加而降低;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和企业绩效之间关系呈现倒“U”型,即当高管薪酬差距不大时,扩大薪酬差距将增加企业绩效,当高管薪酬差距超过一定值后,薪酬差距的扩大则企业绩效减少.     

实际控制人性质、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研发投入

文章选取2016—2020在沪市A股上市的560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引入调节变量实际控制人性质，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法探讨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薪酬差距显著负向影响企业研发投入；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国有控股企业弱化了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研发投入的负向影响；与地方政府控股企业相比，中央政府控股企业中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研发投入的负向关系明显减弱。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县级政府控股企业弱化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研发投入负向关系的强度最大，中央政府控股企业次之，省级政府控股企业居后。     

团队自反视角下高管团队特征异质性对决策质量的影响

本文以团队自反为视角探讨高管团队特征异质性对于决策质量的影响,通过对401份有效样本数据进行层级回归分析深入探究高管团队特征异质性对决策质量的正向影响及团队自反对该正向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年龄、任期、教育背景三个方面特征异质性对决策质量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团队自反能调节高管团队年龄、任期、教育背景特征异质性对决策质量的正向影响。     

中小板上市公司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创新行为关系研究

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和薪酬激励理论,采用聚类分析法和FGLS,以2009－2014年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中小企业高管团体特征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高管货币薪酬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中小板上市公司的高管团队特征影响企业创新行为,高管货币薪酬在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创新行为影响中具有正加强效应,即高管货币薪酬在企业创新行为中发挥重要的激励促进作用,能调节高管团队特征在企业创新行为中的影响。本研究不仅丰富了管理者异质性和高层梯队理论,为中小板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激励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也有助于政府部门全面掌握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为研究中小板上市公司创新行为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高管团队海外背景异质性影响企业价值研究——基于双元创新视角

高管团队作为企业日常经营决策的核心,在企业的长期发展中至关重要。文章以2012—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基于高层梯队理论,以双元创新为研究切入点,剖析高管团队海外背景异质性与企业价值间的作用机制,并从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两个角度深入研究双元创新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高管团队海外背景异质性显著正向影响企业价值,双元创新在高管团队海外背景异质性与企业价值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在市场竞争程度较高与企业所接受的媒体关注程度较高时,高管团队海外背景异质性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程度更大。     

内部控制质量对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与房地产行业公司的数据

本文以2011~2013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房地产行业共158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在两个行业中内部控制质量与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有着明显的正相关性,内部控制质量越高,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越大.本文的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锦标赛理论,即薪酬差距越大,企业的绩效越好.     

儒家文化与高管-员工薪酬差距

儒家文化在财富分配中强调"均平"思想,那么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强的企业在内部财富分配中是否会秉持这一思想,从而使得高管-员工薪酬差距较小呢?为此,选取2003—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儒家文化对企业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受儒家文化影响越强的企业,其高管-员工薪酬差距越小。进一步分析发现,受儒家文化影响越强的企业,地区市场化水平与外资股东持股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正向影响越弱。     

高管团队异质性对现金持有的影响——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作为公司的决策主体,高管团队异质性的结构特征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现金持有水平有待进行充分地探讨。借助高阶理论和信息加工理论的研究成果,本文构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分析高管团队异质性、产品多元化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对现金持有的影响。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异质性正面影响产品多元化,产品多元化负面影响现金持有,产品多元化在高管团队异质性和现金持有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环境不确定性不仅正向调节产品多元化和现金持有的关系,还能正向调节"高管团队异质性→产品多元化→现金持有"这一中介机制。上述结论不仅有助于充分理解高管团队异质性影响现金持有的作用机制以及边界条件,还能为管理实践提供决策参考。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员工工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立足数字经济背景探讨如何通过保护劳动所得促进共同富裕意义重大。基于2011—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员工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员工工资。在此基础上，本文检验了背后的作用机制，发现经济租金分享和就业结构调整均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员工工资关系中发挥了正向的传递作用，存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租金增加和高技能劳动者占比提升→员工工资提高的传导机制。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员工工资的提升作用分别在高数字化行业、资本密集型企业、非国有企业、高市场集中度行业、大企业更为突出。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积极把握数字技术应用带来的机遇，持续发挥数字经济对工资合理增长和就业结构优化的作用，以及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提供了一定启示。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

本文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上市公司实施数字化转型对其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缩小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普通员工的工资上升而管理层的薪酬没有显著变化是上述影响的主要原因。上述结论在采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缓解内生性问题后仍保持稳健。本文从技术冲击的角度拓展了有关内部薪酬差距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丰富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治理机制,为推进数字经济时代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与完善收入分配安排提供了决策建议,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高管薪酬差距、现金持有及其市场价值——基于不同产权性质比较

薪酬差距这一话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外学者对此问题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目前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差距如何影响其现金持有水平及其价值，几乎尚未见探讨。基于此背景，以中国A股2005—2018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了不同产权性质公司高管薪酬差距对其现金持有水平及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企高管薪酬差距增加了现金持有量，降低了现金持有价值；民企高管薪酬差距降低了现金持有量，但提高了现金持有价值；稳健性检验表明文中论断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可知国企高管薪酬差距更加倾向于增加内部现金流用于现金持有的积累，且同时导致过度投资水平的增加，民企高管薪酬差距降低了内部现金流用于现金持有的积累，对过度投资水平影响不显著。从以上结果可以得出，国企高管薪酬差距对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支持了社会比较理论；民企高管薪酬差距对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支持了锦标赛理论。     

营商环境与薪酬契约优化——基于共同富裕的视角

共同富裕背景下,营商环境建设能够破除企业生产经营壁垒,降低高管努力的不可观测性,实现薪酬契约优化。本文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营商环境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营商环境改善能够优化企业薪酬契约,缩小内部薪酬差距。良好营商环境下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信息透明度增加和代理问题缓解是薪酬差距趋于合理的作用机制;具体实现路径在于企业能够有效控制高管薪酬增速、降低高管薪酬粘性。进一步分析表明,上述治理效应在内部控制质量较低、高管薪酬操纵动机较强和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此外,营商环境改善能够缓解薪酬差距扩大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企业价值。研究结论为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发挥微观治理效应、助力共同富裕实现提供了政策参考。     

数字化转型、专业化分工与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破解“生产率悖论”之谜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推动下，数字化转型与服务业企业生产率之间是否存在悖论?首先，从理论上阐释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分析了专业化分工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其次，采用2011—2019年中国服务业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异质性冲击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服务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升其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更偏向于大型企业以及行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不会因企业性质的不同而发生根本性变化；数字化转型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企业生产率均存在显著提升效应。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专业化分工是服务业企业突破“生产率悖论”的可行性路径。     

高管外部薪酬攀比心理与企业违规行为

文章以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高管外部薪酬攀比心理对企业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外部薪酬攀比心理能够显著加剧企业违规行为，即高管外部薪酬攀比心理越强，企业违规倾向越大、严重程度越高；企业信息透明度能够显著抑制高管外部薪酬攀比心理与企业违规行为之间的关系；情境性分析表明，高管外部薪酬攀比心理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正向关系在低货币薪酬、高持股比例或低市场化水平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高管外部薪酬攀比心理与企业违规行为的相关文献，同时为高管薪酬制定以及如何规范企业违规行为提供了参考思路。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创新能力和交易成本的中介作用

基于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两条路径实现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对于国有控股企业、非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以及位于中西部和非沿海地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