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数字贸易网络结构及其与数字贸易限制的关系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贸易日益成为重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力量,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主导地位逐步显现。基于2005—2020年存在数字贸易往来的经济体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全球数字贸易网络整体特征、网络中经济体个体特征以及数字贸易网络格局演变规律,研究发现,全球数字贸易规模在样本期内迅速扩大,各经济体之间的数字贸易联系更加紧密,经济体之间的通达性与聚集程度显著提升,美欧等经济体在交易能力、控制能力、中介作用等方面处于数字贸易网络的核心枢纽地位;采用QAP方法,结合各经济体数字贸易限制指数,剖析全球数字贸易主要治理规范,研究发现,数字贸易发展与数字贸易限制程度负相关;基于行业异质性视角,探究各经济体在数字贸易不同领域网络地位的差异性与演变特征,研究发现,尽管初期各经济体在数字贸易不同领域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但近年来美欧等经济体在数字贸易各领域的优势地位更加明显。为促进我国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应重视数字技术应用,扩大数字贸易规模;处理好开放与保护的关系,提升我国数字治理能力;把握区域经贸协议扩容机遇,更好融入国际数字贸易;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我国与新兴经济体数字贸易的效率与潜力测算: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之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电商平台等数字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加快了数据的跨境流动,促使数字贸易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在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冲击的不利形势下,我国与新兴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发展规模却逆势上扬,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在综述我国与新兴经济体数字贸易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利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我国与新兴经济体数字贸易的效率和潜力进行测算,并探讨疫情后对双边数字贸易发展的影响因素及提升对策。     

自由贸易协定的数字贸易规则：效应与机制

数字贸易规则已经成为新一轮国际竞争中的焦点。本文系统考察了自由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对数字服务贸易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其中争端解决与合作条款、数据管理条款、贸易促进条款带来的贸易促进作用最为显著。除金融服务业以及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业外,7项典型的自由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对养老金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其他商业服务业5个部门的数字服务贸易都表现为显著的促进效应;在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经济体之间,深化数字贸易规则条款深度可以获得更强的贸易促进效应,且南南型经济体缔约的自由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比北北型表现出更强的贸易促进效应;美式模板比其他类型的数字贸易规则表现出更强的贸易促进作用;自由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可以通过减少贸易成本等路径提升数字服务贸易流量。     

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主要“模板”、融合前景与中国应对

随着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已经被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美国最早研究和推行其数字贸易开放理念和国际规则,形成了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美墨加协定》等贸易协定为代表的“美式模板”。欧盟和亚太国家在数字贸易开放理念方面与美国存在分歧,进而形成了“欧式模板”和“亚太模板”。在此基础上,主要贸易协定中的数字贸易规则不断融合发展。上述三大数字贸易“模板”在贸易便利化、关税与数字税、跨境数据流动与网络安全、消费者保护等四项议题中的常见条款已基本达成一致,但随着数字贸易内容与形式的发展以及参与规则制定的国家增多,数字贸易国际规则达成共识的难度也将上升。中国数字贸易规则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签署的包含数字贸易条款的贸易协定数量也较少,已纳入的规则条款在深度上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未来需要更积极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定,从而掌握数字贸易发展主动权。     

数字贸易壁垒的内涵、测度与国际治理

数字化、虚拟化和全球化的特征决定了数字贸易面临区别于传统贸易的新型贸易壁垒.文章从目标合法性、手段合理性以及效果合意性三个层面对数字贸易监管措施与数字贸易壁垒进行了辨析,并对数字贸易壁垒的内涵进行界定.利用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数字贸易限制指数等指标对数字贸易限制程度进行了领域间和国家间的比较.结果 表明,发展中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壁垒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基础设施和连通性以及数据获取和使用障碍是数字贸易最为重要的限制因素.数字贸易规则的"亚太模板"有望成为多边数字贸易规则的主要参照.中国应以RCEP的达成为契机,以数字基础设施为抓手,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载体,以数据跨境流动为突破点,进一步提升数字贸易治理能力和开放水平.     

我国数字贸易的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数字贸易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对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首先对我国数字贸易的定义进行了综述,采用延伸定义,将数字贸易界定为通过数字技术实现的贸易。结合数字贸易的分类,对我国数字贸易发展现状进行分析,从消费潜力、产业基础和时代潮流等角度切入探讨了目前数字贸易发展的机遇,提出了目前所面临的挑战,包括中美贸易摩擦、核心技术受制、相关法规空白等,基于此,从产业结构、法规制度、人才体系、国际合作等角度提出了相关对策与建议。     

俄罗斯数字贸易发展及中俄合作建议

数字技术发展加快了国际贸易的转型升级，数字贸易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当前俄罗斯数字贸易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以数字货物贸易为主，正在推进产业数字化以及数字产业发展。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的贸易伙伴，未来具有很大的数字贸易合作潜力。本文对俄罗斯数字贸易现状与数字贸易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加强中俄平台合作；拓宽产业链上中下游合作；协同推进全球数字治理与数字贸易合作。     

中国—印度双边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及发展前景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合作迎来了黄金发展期。中国和印度作为规模巨大的毗邻经济体,相互经贸发展前景广阔。从中国和印度的贸易发展现状出发,实证分析了相互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进而探讨贸易合作的前景;发现中国和印度之间贸易发展的潜力巨大,互补性大于竞争性,经贸合作富有开拓的空间;政策上建议加强中印经贸合作。     

自由贸易协定对双向FDI协调发展的影响

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形式，双向FDI协调发展有助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提高国际竞争力。而自由贸易协定可优化全球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对双向FDI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8—2021年我国与26个经济体的贸易数据，以自由贸易协定为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多期DID模型，实证检验自由贸易协定对双向FDI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自由贸易协定能显著促进双向FDI协调发展，且这种促进作用不存在时滞性；自由贸易协定对双向FDI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异质性，对发展中经济体、WTO-X条款和知识密集型行业的促进作用更强，对发达经济体、WTO+条款、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促进作用较弱；自由贸易协定可通过推动数字贸易和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促进双向FDI协调发展，即数字贸易和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因此，为借助自由贸易协定促进双向FDI协调发展，应加速自由贸易协定深化落地，营造差异化国际直接投资环境，培育新的数字贸易增长点。     

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的第三国贸易效应:转移还是溢出

本文基于2005—2019年全球各经济体的双边数字服务出口数据，采用引力模型实证检验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的第三国贸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整体上对第三国存在贸易转移效应，但歧视性和非歧视性条款对成员方与第三国之间的数字贸易存在异质性影响；跨境数据流动等歧视性条款存在显著的贸易转移效应，而电子签名/电子认证等非歧视性条款则带来负向贸易转移效应(即正向贸易溢出效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检验后仍然稳健；区域贸易协定非歧视性数字贸易规则条款的实施，会通过改善成员方的数字贸易监管环境这一中介机制促进其从第三国的数字服务进口。以上结论证实了区域贸易协定非歧视性数字贸易条款产生的多边溢出效应，这为正在进行的WTO电子商务谈判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赋能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机制、挑战与路径

当前,我国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与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背景下,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为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能。从主要合作领域看,数字基础设施合作有助于促进创新发展,加快贸易动能转换,并能有效弥合世界数字鸿沟,降低贸易成本;数字贸易合作通过优化贸易结构、变革贸易方式等路径扩展贸易边界,增强贸易竞争新优势;数字治理合作对于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加快形成制度型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赋能贸易高质量发展面临全球数字鸿沟、基础设施薄弱、地缘政治摩擦与数字治理碎片化等现实挑战。为此,我国应加大数字技术研发和数字人才培育投入,发挥“数字丝绸之路”引领作用,加强区域性数字合作,全方位推动贸易各环节数字化转型,创新数字合作机制与方式,主动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探索以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赋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中国方案。     

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现状、问题及发展建议

随着信息技术与国际贸易的深度结合，数字服务贸易(DST)蓬勃发展，已然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运用图表和指标分析法从数字服务贸易规模、数字服务贸易国家竞争力、六大行业出口规模三个方面分析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现状。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仍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DST开放程度较低、DST物质基础设施尚不完善、数字服务贸易制度保障欠缺、相关产业发展有待加强等。发展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应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注重数字服务领域人才培养，积极参与制定数字贸易规则，扩大数字服务贸易开放程度，以及发展数字服务贸易弱势产业和相关产业。     

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及对我国启示

数字服务贸易是指通过网络跨境传输交付的产品和服务贸易,是数字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服务贸易深刻影响国际贸易分工、分配关系,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各国围绕跨境数据流动、数据存储规则、知识产权保护、数字服务监管等的博弈日益激烈。基于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框架和相关数据对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态势进行分析,并通过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对主要经济体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进行比较后发现,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增长迅猛,正成为服务贸易增长关键动力,推动全球贸易向服务化方向发展;从细分子类看,与信息通信技术(ICT)高度相关的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贸易增长最快,金融、保险、工程研发等传统服务贸易增长较慢;从主要经济体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数字服务贸易在规模、占比和竞争力水平上均存在较大差距,并呈现出一定扩大趋势。我国应把握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机遇,推动数字服务产业创新发展,鼓励和支持企业参与全球数字服务分工,完善数字服务治理体系,与相似发展水平的国家一同推动包容性数字贸易规则体系的建设。     

数字贸易规则与服务业增加值贸易关联——基于优惠贸易协定深度的分析

本文基于TAPED数据库对涉及41个国家2007—2021年的优惠贸易协定(PTA)数字贸易条款深度(DTCs)进行测算，结合双边国家服务业增加值数据，实证检验了PTA数字贸易条款深度对成员国间服务业增加值贸易关联的影响。研究发现，PTA数字贸易条款总深度的提升促进了成员国间的服务业增加值贸易关联。同时，相较于前沿性DTCs,传统性DTCs对服务业增加值贸易关联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电子商务、知识产权、数据流动条款深度对增加值贸易关联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减；DTCs的提升对增加值贸易关联的正向影响在信息产业、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中依次递减。此外，不同类型PTA数字贸易条款总深度对增加值贸易关联的影响程度具有差异性，其中北—南型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其次为北—北型，而南—南型的影响并不明确。机制检验发现，DTCs可以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以及提升数字生产要素投入比例，提高成员国在服务业价值链中的地位。     

WTO电子商务谈判与数字贸易规则博弈

2019年1月,76个WTO成员签署《电子商务联合声明》,确认启动与贸易有关的电子商务议题谈判,旨在制订电子商务/数字贸易领域的国际规则。本文在对谈判成员、提案内容和规则议题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数字贸易规则博弈焦点和国家间立场分歧。研究发现:从成员构成看,发达经济体是谈判的主导者,发展中经济体参与谈判和提交提案的比例偏低;从议题设计看,谈判内容远超以往电子商务谈判,更多聚焦于跨境数据流动、源代码披露等数字贸易规则议题;从博弈焦点看,谈判核心包括数据要素、市场空间、监管治理、技术发展与收益分配5个方面,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诉求差异巨大。在此形势下,中国既要加快完善国内体制机制,营造有利于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发展的环境,又要积极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订,提出中国规则主张。     

数字服务贸易国际规则研究 ——基于CPTPP、EU-JAPAN EPA、USMCA和RCEP的比较分析

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加速了全球经贸格局重构,传统贸易治理体系难以解决数字贸易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与挑战。数字贸易治理体系正在加速构建中,但全球层面尚未形成统一的数字贸易治理规则,值得进一步研究。本文根据双边、诸边、区域贸易协定的最新进展,重点关注CPTPP、EU-JAPAN EPA、USMCA和RCEP协定,对比分析数字服务贸易的有关条款,探析全球数字服务贸易治理体系的发展态势。本文发现,在数字服务贸易治理体系规则构建过程中,国家之间的共识与分歧同时存在:共识反映的是数字经济与贸易的发展趋势;分歧反映的是不同国别之间的诉求差异。本文认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应加快推动数字服务贸易发展,大力完善数字服务贸易治理框架,积极参与数字服务贸易治理体系构建,成为数字贸易规则的参与者、推行者以及领导者。     

中印服务贸易协同发展的可行性分析

伴随着新一轮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转移,加快服务业发展正成为各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后金融危机时代,发达国家的新贸易保护日益增加。中国和印度作为新兴经济体中的代表性国家,双边开展服务贸易成为必然趋势,本文分析了中印协同发展服务贸易的必要性,并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分析了两国协同发展服务贸易的可行性,中印服务贸易的协同发展必将成为未来新兴经济体合作新的增长点。     

我国数字贸易发展问题研究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发展，国际贸易进入数字贸易发展阶段，抓住数字贸易发展机遇，提高国际地位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以宏观数据为基础，分析我国数字贸易发展的现状，进而深入探究我国数字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从数字贸易统计体系、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数字贸易监管制度、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人才培养机制等方面提出相应建议，对提高我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促进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基于RTA研究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演进特点与中国方略

数字贸易在全球发展如火如荼,其合规问题凸显。剖析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演进过程,对构建符合最广大国家利益的数字贸易规则框架、提升中国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2001—2020年各国向WTO通报且含数字贸易条款的有效RTA为主要研究内容,厘清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演进脉络。研究发现,数字贸易规则合作愈发密切,数字贸易自由化进程加速,但也存在规则主导权过度集中等不足。中国应借鉴美新欧成功经验,输出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中国方案;补齐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短板,夯实数字贸易规则基础;补齐现有数字贸易规则短板,构建符合最广大国家利益的数字贸易规则;深度参与数字贸易规则谈判,提升中国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中巴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探究

进入后经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逐步复苏,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复苏作出了巨大贡献,加强新兴经济体国家间的经贸联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在分析中国和巴西双边贸易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利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互补性指数等指标,对中国与巴西之间的贸易竞争性和贸易互补性进行了全面的实证分析,得出了相关结论并提出了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