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降费与地方债务风险：基于城投债的证据

本文利用2007—2018年地级市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减税降费与城投债之间的关系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减税降费与城投债之间呈现“U”型非线性关系，即减税降费力度低于平衡点时，减税降费能够抑制城投债规模的扩张，但当减税降费力度高于平衡点时，继续实施减税降费会导致城投债规模的扩大；（2）经济发展水平高、地方财政压力处于中低水平以及金融风险等级低的城市，财政承受能力更强，减税降费与城投债之间“U”型关系的平衡点偏低，减税降费抑制城投债规模扩张的持续时间更长。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优化我国减税降费政策、降低地方债务风险、提高财政可持续性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减税降费背景下地方债务与财政可持续性问题探究

"双循环"的提出表明持续、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依然是"十四五"财政政策的重点,这会减轻企业负担,刺激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也给各级财政带来巨大压力.随着经济下行,财政收入增速变缓和财政支出持续刚性增长带来的收支矛盾必然影响我国财政可持续性.同时,由于财政管理体制问题,地方政府前期通过大规模举债弥补收支缺口导致地方隐性债务风险频...     

减税降费政策效果研究

始于2015年的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至今已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但部分企业的减负效果并未达到政策预期。文章分析并总结了目前减税降费的政策效果,当前存在的问题以及进一步提高政策效果的措施。     

中国式减税降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企业金融化视角的研究

大规模减税降费是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财政政策的重要特征,而且防止经济过度金融化及资本无序扩张是新时期构建内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任务之一,但鲜有研究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研究此次减税降费对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义.文章基于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行政区划禀赋特征,深入探讨供给侧改革中的减税降费政策对扭转我国经济金融化趋势的影响效应,理清财税政策在引导社会资本"脱虚还实"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减税降费政策对于企业金融化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在非国有产权、非制造业行业、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区域和规模较小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2)减税降费通过有效弱化企业的金融偏向性"投资替代"动机和"实体中介"动机促进社会资本回归实体领域,但并未对企业投资"蓄水池"动机产生显著影响.(3)减税降费对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虽有利于促进企业进行实物资本投资,但在引导金融资源回流而促进创新投资方面的作用效果并不明显.文章对于进一步科学优化财政政策设计以引导产业资本流动,以及构建有效的财税政策组合体系和协同有效的现代宏观治理机制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减税降费的作用与关键环节

从2012年的结构性减税迈向今天的减税降费,中国累计为市场主体减负超过3万亿元,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正在路上。面对不断推出的政策红利,各方对中国减税降费重要作用的理解尚停留在减负层面,对如何把握减税降费的关键环节还有一定分歧。为此,本研究从稳定宏观经济运行的战略高度,以及缩小名义税费负担与实际负担间差异的角度,探讨现阶段减税降费的重要作用。提出应努力打通宏观减负战略与中微观减负成效间的联系,妥善处理体制变革、支出压力与财政稳定下的减税降费,这是保证减税降费措施全面起效、持续发挥政策引领作用的关键。     

减税降费能否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减税降费政策能够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显著上升,其中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起到了主要机制作用。研究结论对完善减税降费政策,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具有借鉴意义。     

财政分权治理、减税降费与地方财政压力

规范财政分权治理、减税降费提质增效与保持地方财政压力适度性是"十四五"期间财税体制完善的重要环节.基于财政分权治理、减税降费与地方财政压力之间的内在逻辑,本文以财政分权治理理论、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和地方财政压力机理为导向,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揭示财政分权治理与减税降费之间的三重关联性,以及减税降费对地方财政压力的影响路径及其效应.结果表明,地方财政收入汲取能力、系统性减税和规范清理收费是财政分权治理有效性的基本要件,减税降费对地方财政压力的影响及其方向取决于传导机制.为此,应进一步规范财政分权治理的保障机制,适时调整优化减税降费政策以确保地方财政高质量运行.     

新一轮减税降费的实施路径分析

源于不同的目标导向,减税降费操作可分为基于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式操作、基于供给管理的税制优化式操作以及基于供需两端管理的预期引导式操作。自2008年以来,我国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分别遵循了扩内需、降成本与稳预期的操作脉络,当前新一轮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是在稳预期导向下,以供给侧改革为重心兼顾需求侧调控的普惠性、实质性与精准性减负。推进新一轮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应明确政策实施的需求导向、实体导向与效果导向,以主体税费改革推动制度性减负,以清洁优化税费优惠完善宏观调控,以理顺传导机制打通减负传递通道,切实增强减税降费实质获得感。     

我国减税降费的理论内涵、演进逻辑及基本特征

减税降费是我国深入推进现代财税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具体阐述了我国减税降费立足国家发展战略、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落实税收中性原则的理论内涵。结合政策关键节点和具体实践，分析了我国减税降费改革从结构性减税到定向减税和普遍性降费，再到组合式税费的演进模式。在厘清减税降费演进模式的基础上，归纳出我国减税降费具有税率税基双管齐降、税费红利惠及各行各业、减税降费政策行之有效的基本特征，系统总结了减税降费工作的实践成效与理论内涵，以期为完善我国现代财税体制，形成中国特色的税收理论提供注解。     

中国减税降费政策制度与体系研究——基于文本分析维度的研究

文章依据中国2008-2020年间521份减税降费政策文本,从政策发文年度、政策适用领域、政策使用税(费)种、政策优惠措施四个方面运用文本分析法进行量化分析.在揭示减税降费政策发展历程的同时,发现减税降费政策总体发文的频率和密度阶段性明显;减税降费政策适用领域广泛,在促进企业发展和改善民生领域表现出侧重性;政策使用税(费)种和政策措施单一,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是减税降费政策操作的主要税(费)种;税收减免和减少收费项目是主要政策措施,并提出相应的政策优化建议.     

中国“减税降费”政策比较研究：2016-2021

近年来中国持续实施的减税降费政策,其中哪些政策有效、哪些企业获益,本文使用2016-2021年大企业数据回答这些问题。通过梳理近年来主要减税降费政策,并基于大企业税收数据考察政策的落实成效,本文研究发现“减税降费”的力度逐年增大,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为代表的企业所得税优惠位列首位,减免额度大、增速快。政策落实情况因企业的税收信用等级、利润率和所属行业等因素存在显著差异：高纳税信用等级企业在所有税收优惠政策中占有绝对优势;高利润率企业在加计扣除和加速折旧政策优惠中处于优势,低利润率企业在增值税减免、其他减免政策落实中占有优势;制造业企业在加计扣除和加速折旧优惠中处于优势,非制造业企业在税率优惠和增值税减免政策中占优势。     

减税降费背景下基层税务机关如何提升纳税服务满意度

提高纳税服务质量作为税务机关的一项重要工作,更是基层税务机关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工作目标,基层纳税服务满意度是衡量基层税务机关工作质量好坏的重要标准之一.改革意味着将有一系列重大政策需要基层税务机关落实,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纳税服务满意度.本文以基层税务机关在落实减税降费这一重大决策期间的满意度为例,探讨基层税务机关在应...     

经济高质量发展视域下减税降费政策的路径选择

减税降费是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举措,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三去一降一补"降成本的重要一环。文章以减税降费实践为背景,从积极财政政策理论出发,围绕中国新一轮减税降费政策,通过回顾梳理近年来减税降费特别是增值税改革的历史脉络,对减税降费工作的政策影响进行评析,以美国减税政策历史为镜鉴,对减税降费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展望。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减税降费与实体企业“高成本”现象

在当前实体企业成本高和减税降费的背景下,基于组织合法性理论与代理理论,以2012—2020年A股实体企业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实体企业成本黏性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并探讨了减税降费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显著加剧了实体企业的成本黏性;减税降费能缓解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实体企业成本黏性的正向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在股权质押期间,控股股东主要是出于合法性动机而不是掏空动机而影响实体企业成本黏性的;减税降费有助于缓解控股股东的合法性动机。因此,要赋予实体企业一定的规制合法性,加强对股权质押的监管。     

疫情下减税降费对小微企业的激励效应

作为吸纳就业"主力军"的小微企业,是助力经济发展的"轻骑兵",也是带动投资、推动创新、促进消费的重要"生力军",是市场经济主体中最具活力、数量最大的企业群体。其发展关系到科技创新与转型升级,关乎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与动力。新冠疫情发生时,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遭受沉重打击。之后针对小微企业,国家在前一轮减税降费政策后又颁布了一连串税收优惠政策,以助其有序复工复产。因此,主要分析了疫情冲击下减税降费对小微企业的激励效应,并提出提升效应的建议。     

政府补助和减税降费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制造业上市企业的门槛效应分析

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政府在支出和收入两个方面实行多种激励企业创新的政策.利用2015-2017年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检验了政府补助和减税降费对提升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的有效性.研究发现:第一,政府补助力度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呈正向激励,实际税费负担率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呈负向激励;第二,政府补助力度对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效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实际税费负担率则仅对高端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效率存在单一门槛效应;第三,政府补助力度对高端、中端和低端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效率产生促进作用时的门槛值分别为5.78％、13.14％和20.35％,实际税费负担率低于1.24％的门槛值时对高端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会有所缓解,但对中端和低端制造业企业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建议总体上提高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政府补助力度,降低企业实际税费负担率;针对不同层次的制造业,应逐步减少低端制造业企业创新对政府补助的过度依赖,重点降低高端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中的税费负担,提升政府补助和减税降费对激励制造业企业创新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