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轨时期经常项目下的资本流动

中国近期的汇率制度安排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孟代尔悖论:实行盯住汇率制度和资本管制的货币当局却难以使用货币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原因之一就是资本管制未能抑制潜在的资本流动,尤其是经常项目下的资本流动。本文通过对中美贸易进出口差额系数的测算,认为中国的经常性项目下隐藏在大量的资本流动,通过建立一个贸易差额模型,具体测算了中国转轨时期经常项目下的游资流入和资本外逃,分析了转轨不同阶段资本流动的背景因素,最后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     

资本账户开放下的金融风险分析

资本账户开放使资本在国与国之间自由流动,为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入和流出打开了方便之门,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金融风险。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越高,金融风险也越大。然而,资本账户所带来的不断增大的金融风险与一国金融制度的不完善,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中,应加强制度建设以满足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长期需要,短期内可以放松对境外投资的管制,减轻资本净流入对人民币汇率和货币供应的压力,化解金融风险。     

人民币汇率变动机制与境外资本流入相关性研究

在开放经济中，汇率是连接各国经济的重要纽带，成为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是国际关注的热点，人民币汇率变动将直接影响人民币和外汇资产未来收益率之差，因而对境外资本流入产生很大影响。在现行人民币升值压力下，人民币汇率变动与境外资本流入的关系值得探讨。     

国际基金投资视角下中国资本流动管理:有效性和外溢性

本文构建了资本管制影响国际基金跨国投资的理论模型,得到有关一国资本管制对国际基金投资该国证券的直接影响和对其他国家的溢出作用的若干结论。基于国际基金跨国投资的面板数据,本文从微观视角就以上理论结果进行了实证检验。主要结论是:第一,中国加强资本管制会产生国际基金减持中国证券投资这一"直接效应"和增持其他新兴市场证券的"溢出效应"。第二,中国无论是股票投资管制还是债券投资管制,其"直接效应"均表现为基金减少对中国证券的投资;而"正向溢出效应"只体现在债券投资管制上,股票投资管制则令国际基金加持现金,而非转投到其他新兴市场。第三,金融危机影响中国资本流入管制和流出管制对国际基金投资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且其影响在三次危机中存在显著差异。第四,中国资本管制的"正向溢出效应"在中等偏上收入、汇率稳定、金融市场完善和制度质量高的新兴市场国家增强,在对中国出口依赖性强的国家则减弱。     

多重套利、货币政策冲击与中国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基于VECM的分析

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我国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有中美利差、广义货币供应量、价格指数、人民币汇率以及资产价格等因素,并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主要动因为货币政策冲击、资产价格和人民币汇率升值,货币供给与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具有双向作用机制,资产价格和人民币升值对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具有单项作用机制。因此,要增强货币政策稳健性,抑制资产价格泡沫,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改变单向升值为双向浮动,以防范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冲击。     

人民币汇率、国际资本流动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基于修正BGT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修正的BGT模型,实证研究了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因素以及央行在面对国内外资本市场波动、金融体系变迁等情形下,货币政策实施方式及其效果。结果显示,随着意愿结售汇制度的实行和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增强,央行的货币自主性得以加强;在开放环境下,国际资本流动受国内外利差、资本市场溢价、货币政策及汇率制度和外汇管理制度的影响。面对这些国内外冲击,央行进行了央票冲销或调整准备金率等的反向货币政策操作,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     

汇率制度变化:资本管制影响投资环境的途径

资本自由流动是影响一国宏观投资环境的因素之一,在影响投资环境的测度中,金融环境也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在对其它的变量进行控制的情况下,股票市场发达、银行系统完善,汇率灵活的国家其经济增长趋向于更高。文章利用银本位时代中国的一次资本管制提供的"自然实验",克服既有文献中因果关系难以识别的问题,实证检验资本管制影响汇率制度的假说。我们发现资本管制引起了汇率制度变化,从而为研究资本管制对宏观投资环境的影响打下了基础。     

从"三元悖论" 看人民币汇率制度面临的挑战

西方经济学家在对开放经济的研究中发现，在资本的完全流动条件下，一国的汇率稳定与其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将出现明显的冲突。如果一国需要在固定汇率的情况下通过提高利率实行紧缩政策，减少总需求，就会面临国际资金的流入，导致货币政策难以达到效果。而此时只有对资本项目进行管制，才能有效阻隔国外资本流入，此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才可以与固定汇率兼得；同样，要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采取紧缩政策，就必须使汇率放开浮动，通过本币升值使资本的流入减少，从而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Munde11，1963）。     

资本账户开放与国际金融冲击的传导——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

本文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建立了一个包括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小型开放经济模型,系统研究和比较资本管制与资本账户开放两种情况下,国外金融冲击、出口需求冲击对中国经济的不同影响和传导机制,并检验资本账户开放情形下应对国际冲击时不同货币政策规则的有效性。结果发现：当资本账户开放时,一国受到国外冲击的波动幅度远大于资本管制的情况;资本管制和资本账户开放对国际金融冲击传导机制的关键差异在于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互动关系,具体表现为劳动力转移的差异;在资本账户开放后,面对不同形式的国际冲击,货币数量型规则和混合型规则均能有效熨平经济波动。     

利率市场化、汇率改制与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研究

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汇率改制以及资本账户开放改革进程的加快推进,我国金融市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动与利率、汇率之间的时变和互动关系,并采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三者之间的时变动态关系。通过进一步分析不同时间阶段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汇率改制以及资本账户开放等对中美利差、汇率波动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利率对汇率和国际资本流动的传导渠道相对有限;汇率对利率的传导受阻,但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相对较为顺畅;国际资本流动对利率传导相对较弱,而对汇率的影响十分显著。可见,在利率—汇率—资本流动三者相互传导过程中,利率渠道最为不顺畅。利率对国际资本流动影响渠道受阻,除了因为我国利率的价格机制作用有限和资本账户管制外,另外一个原因则在于汇率日波动受限从而削弱了利率对汇率波动的传导效应,并使得"非平抛利率平价"曲线无法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为了避免由于难以控制的资本外逃而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应该遵循如下改革顺序:利率市场化—汇率改制—资本账户开放。     

“三元悖论”视角下人民币加入SDR后的金融安全分析

文章在"三元悖论"基础上,构建人民币参照美元、欧元和日元的ARDL模型,分析了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性和资本账户开放在人民币加入SDR前后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以讨论"悖论"之间应当如何权衡来避免给中国金融安全带来影响。文章得到的结论是:首先,货币政策独立性对金融安全有一定程度显著的正向影响,加强货币政策独立性可以提升金融安全;其次,汇率稳定性对金融安全没有显著影响;再次,实际资本账户开放,以及2016年10月加入SDR以来的实际资本账户开放可以明显提升金融安全。最后,2016年10月人民币加入SDR对中国金融安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文章认为相关部门应当不断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将重点放在保持稳健货币政策和开放资本自由流动兼顾方面,这样才有利于中国的金融安全。     

国际游资监管经验借鉴与政策建议

国际上管理游资有多种方法和形式。就其方式而言，可以划分为直接资本控制和间接资本控制；就其内容而言，可以划分为对银行资本的管制和对非银行资本的管制，以及对汇率双重或多重管制等。国际上常用的手段有：征收“托宾税”、缴纳无息储备金、通过宏观政策调整管控资本流动、其他资本流入直接控制措施等。建议我国考虑征收“托宾税”、提取无息储备金、加强现有措施的管控力度和重视国际资本流动管控的国际合作。     

不同形式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货币政策的抵消效应

国际资本流动通常对对货币政策通常具有一定的抵消功能.利用修正的抵消系数模型和中国1983 ～ 2010年间的年度数据检验了不同形式国际资本对中国货币政策的抵消效应.结果表明,长期内,通过资本与金融账户流动的国际资本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极其有限,国际资本流动总量仅仅抵消了中国央行净国内资产变动的0.7％,各种不同形式的国际资本的抵消效应也都在0.1％～0.2％之间.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形式国际资本的影响正好相反,国际债券资本对货币供给产生的不是抵消效应,而是推动效应.     

我国国际资本现状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文章根据实证分析了1985年-2008年这24年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的状况和规模，考查了利差、汇率预期、通货膨胀率差、我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和对外开放度等因素对我国国际资本流入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币汇率预期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而利差因素在我国的影响力并没有理论上那么显著。因此对资本管理的政策方向就是要加快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保持经济稳步发展。     

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对全球资产价格的非平衡溢出效应

本文采用全局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美联储QE对采用不同货币政策框架、汇率制度和资本流动管理制度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影响。“货币政策钉住货币供应量+宽松钉住汇率制度+资本账户可兑换”的国家其货币政策应兼顾本国物价水平稳定，同时加强宏观审慎政策对资产价格的逆周期调节，避免出现实体经济紧缩而金融繁荣的现象。“货币政策钉住通货膨胀+浮动汇率+资本账户可兑换”的国家应强化宏观审慎政策对资产价格的调节以应对金融资产泡沫。     

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与新兴国家资本流入逆转

由于经济状况的好转,美国、欧元区和英国等发达经济体不断推进其货币政策回归正常,改变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实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在发生转向。在此背景下,文章利用PVAR模型实证分析了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是否会导致流入新兴国家的国际资本锐减,进而引发资本流入逆转。研究结果显示,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对新兴国家跨境资本流动的负面影响有限,新兴国家资本流入减少的幅度远低于资本流入逆转的阀值。与新兴国家的平均状况相比,低经济增长和弱资本管制新兴国家受到了更多来自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的冲击,但这些国家资本流入减少的幅度依然低于资本流入逆转的阀值。     

美联储货币政策与中国跨境资本流动

运用STR模型就美联储货币政策对中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证实在不同的中美利差水平下,各影响渠道对中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影响存在非线性特征。当前背景下,中美利差位于低位区间。利差对资本流动的正向影响显著增强,而宏观基本面和汇率的当期冲击效应并未发生变化,但其影响持续期显著缩短;美联储"数量型"货币政策对跨境资本流动的负向影响则有所加剧。针对这一结论,从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加强监测、分析;保持汇率稳定,妥善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及保持良好投资环境和经济基本面三方面提出建议,以缓解未来美联储进一步加息及停止缩表对中国短期跨境资本可能造成的外流压力加剧、波幅扩大等问题。     

当前我国资本大规模流入问题及对策

我国自加入WTO后至今,资本流入规模猛增,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资本流入国.综观入世后我国资本流入状况,呈现出资本流入规模快速增长、非直接投资资本流入及占比显著增加、国际热钱流入增多、外资大量流入与内资大量外流并存等特点.大量流入的资本特别是其中的投机性资本,对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并引发了一系列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包括加剧我国国际收支失衡、影响我国货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助长国内房地产泡沫化倾向、加大国内银行体系的潜在金融风险,以及短期外债大量增加、形成国际收支风险等等.因此,必须坚持分类管理原则,构建资本流入管理新思路;必须转变政策导向,实现国际收支的基本均衡;必须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必须鼓励科技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     

国际资本流动与全球失衡:基于制度因素和金融发展的视角

笔者利用Lane等新构建的各国资产负债数据库,从金融发展和制度质量两个层面对当前国际资本的“逆流”现象进行解释.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流入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制度质量的提高可以极大地促进三类资本的流入;在制度质量的变量中,政府效率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最为直接.     

人民币汇率、资产价格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基于汇率弹性区间调整前后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5年7月至2012年12月的月度数据,分两阶段运用VAR模型实证分析人民币汇率、资产价格与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及升值预期,会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入我国;同时在人民币兑美元交易浮动幅度扩大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自身的解释能力占到82%。为了更好地应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我国必须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监督与审查,尽快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