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技人才流动态势分析

大量高技术人才流入使美国的基础科学、产业应用实力大大增强,也涌现了一批极具竞争力的高技术公司,这对于美国保持世界科技强国地位意义重大。在全球知识生产、价值链升级与生产网络密集建构的过程中,全球科技人才跨国流动的活跃性增强。本文试图从不同层次的科技人才入手,勾勒美国科技人才跨国流动态势,并从国家创新体系视角出发,关注法律、教育、科技政策的互动,剖析美国科技人才流动的原因,以期为我国参与全球科技人才竞争,尽快形成"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局面提供借鉴。     

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理论机制与实证分析

利用TiVA数据库2005-2016年46个国家或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但存在国家或地区以及行业异质性,表现为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在发展中国家则不显著;对高技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强于中低技术制造业;新型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有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向高端攀升,而传统生产性服务作用相反;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等机制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     

开放型技术双元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了吗——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2008—2018年中国制造业13个子行业1853家企业微观数据为基础，构建Translog模型，分析开放型技术双元及其不同技术组合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攀升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企业有效平衡与吸收开放型技术双元形成的协同效应，能够降低进口竞争引致的要素替代成本，促进中国制造业GVC攀升向高技术探索与开发组合的内生驱动转化。技术开发成为中国制造业GVC攀升的充要条件，技术探索为充分不必要条件。在竞争效应和协同效应双重作用下，内资企业高技术开发组合成为推动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主要驱动力，受技术门槛和技术控制约束，技术探索只有在内资企业具有足够开发能力时才能对价值链攀升产生显著影响。异质性双元组合催生形成中国制造业GVC攀升的多元化路径。劳动密集型行业依赖进口竞争攀升的低技术双元特征；资本密集型行业较高的外资吸收效率对母国开发与跨国开发技术组合吸收更具适应性，呈现出显著的市场竞争攀升特征；技术密集型行业积极的母国探索倾向与较高的技术开发能力形成技术协同攀升特征。     

论人才流动与成长的关系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人才流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正常现象,人才流动是双向的,包括流入、流出。从员工流动的概念上看,分为人员的地理流动、职业流动和社会流动等。仅就个人的职业流动而言,基本形式有两种:既包括人才在本单位内部的流动,如岗位的轮换(工作调动)、提升或降级等,也包括企业外部的流动,如人才流入或流出本单位、本地区或本国等。而本文所指的人才流动,仅是指企业的员工自愿或非自愿地离开原来工作岗位或是组织的行为。本文研究的是员工从一种工作状态到另一种工作状态的变化,研究这种良性流动的变化和人才成长之间的相关性。…     

中国高技术行业出口网络地位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WIOD2016的数据，利用出口增加值核算WZZ（2013）和社会网络方法SNA分析方法对中国高技术细分行业（r17，r12，r21）出口网络地位进行了可视化分析，并利用跨国数据实证考察了一国高技术行业出口网络地位的影响因素。得出结论如下：（1）全球高技术产业出口网络均呈现出“互惠性低、中心势高”的非均衡特征，这不利于全球高技术产业的经贸关系朝互利互惠的方向发展。（2）中国在计算机/电子/光学设备制造业（r17）最终产品出口网络中的地位攀升较快，由2000年的“末梢”地位上升到2007年的“中心”地位再到2014年的“绝对核心”地位；（3）相比r17行业，中国在医药产品/医药制剂业（r12）和船舶/航空航天/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r21）的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出口网络中仍然处于“边缘”与“半边缘”地位；（4）跨国面板回归显示，信息基础设施的改善、物质资本积累、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的增加会显著促进节点国家网络地位的提升，但贸易开放度和投资开放度的提高并不能显著促进节点国家在全球高技术行业出口网络中地位的攀升。     

全球价值链嵌入、知识产权保护与制造业创新能力

文章基于知识产权保护视角,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全球价值链(GVC)嵌入对中国制造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GVC嵌入程度总体降低了中国制造业创新能力,但深度参与GVC和提升GVC嵌入地位能够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创新能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制造业创新能力,在制造业向GVC高端攀升的过程中,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越过门槛值,知识产权保护才能强化GVC嵌入地位对制造业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此外,提升高技术行业嵌入地位对制造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并不显著,只有提升中低技术行业嵌入地位,才能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创新能力。文章研究结论对全面开放新格局下,中国制造业如何嵌入GVC以及实现价值链高端攀升和提升创新能力具有重要启示。     

数字化投入与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利用WIOD世界投入产出与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从全球生产网络视角分析数字化投入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数字化投入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表现为数字化投入强度越大,行业全球价值链网络中心度越高;第二,产业链自主可控通过增强制造业关键链节的控制力和国内供给率从而对数字化投入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贸易壁垒限制要素跨境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数字化投入的促进效应;第三,异质性检验显示,数字化投入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更为明显,并且数字基础设施投入有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但数字媒体及交易投入的影响有限;第四,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投入带来的成本降低和资源错配缓解效应是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渠道。研究结论为推进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以及增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依据。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

贸易保护主义、贸易摩擦常态化使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持续上升，给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带来全新挑战，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价值链分工地位较低以及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抑制性更强。对其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进口中间品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介变量，自由贸易协定能够弱化贸易政策不确定的抑制作用。此外，随着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抑制效应呈现出反向变化趋势。为应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抑制效应，需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施差异化激励政策，提高企业增值能力。     

中国制造业双向FDI是否提升了其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

以制造业跨境资本流动产生的正负效应为切入点,考察行业技术水平对中国制造业双向FDI影响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调节效应。以2003-2014年中国制造业15个细分行业为样本的实证结果表明,虽然从整体上看,行业技术水平对单向FDI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产生正向调节效应,并且双向FDI良性互动显著加强了这一作用,但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性:仅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能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并且现有行业技术水平仅能扩大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内向FDI的正向效应;由于外向FDI、双向FDI互动仍处于初始阶段,尤其是在技术密集型行业,暂时无法有效通过行业技术水平来扩大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正向作用;国内生产配套能力的加强有助于同一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体现出国家价值链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的支持效应。     

企业视角下人才流动动因研究

当前从企业角度分析人才流动动因的研究较少，且样本异质性不足。使用Price-Mueller雇员离职模型原理构建人才流动影响因素，在增强样本异质性条件下，采用有序和多分类离散Logistic计量分析模型，从企业视角定量研究其不同性质、结构形式、行业、规模、发展阶段的人才流动性风险概率和动因。结果显示：民营/私营企业、信息产业技能型人才流动风险较大，人才流动具有主营收入和人员的规模效应；各分类条件下流动影响动因差异显著，一般人才和技能型人才较多关注薪酬福利和社会保障，科研和管理型人才更注重培训、学习、晋升机会和企业文化、制度等，同时不少人才逐渐将工作和家庭生活质量与环境作为其流动主要动因，人才流动新特征逐渐显现。     

技术创新对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驱动作用——来自湖北省高技术产业的证据

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换，提升高技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依据2002-2016年湖北省高技术产业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方法实证分析创新要素对高技术产业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揭示技术创新驱动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机制，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创新驱动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研究发现：基础创新、产品创新和创新绩效对于提升高技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具有重要作用。其中，产品创新的贡献最为显著，基础创新和创新绩效都有明显贡献，政府支持有待加强，企业家精神亟待培育；技术创新驱动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中介效应因创新要素而异，基础创新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创新绩效主要通过提高产业效率和增加产业效益，产品创新则通过产业效率提升、产业结构升级、产业效益增加来提升价值链地位。     

FTA中TBT条款对中国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0—2014年中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中技术性贸易壁垒（TBT）条款文本,使用自然语言文本处理法量化了中国各行业在FTA中TBT条款的合作水平,实证研究FTA中TBT条款对中国各行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FTA中TBT条款分别从降低贸易成本、促进技术创新、提高制度质量三个路径促进了中国各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攀升。进一步分析发现,FTA中TBT条款对制造业和其他行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促进作用明显,对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不显著;相对于高技术制造业,低技术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攀升更容易受FTA中TBT条款的影响。中国政府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FTA中与贸易伙伴国的高水平TBT条款的谈判协商,充分发挥其对各行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促进作用,同时重点关注对FTA中TBT条款敏感度较高的行业。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

伴随着数据要素推动数字经济全球化影响的深入，数据要素跨境流动影响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成为重要研究课题。本文基于ECIPE-DTE数据库测算了全球46个经济体2014—2018年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指数，结合国际面板数据展开跨境数据流动限制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相关性分析，并通过中介效应考察此影响背后的传导机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跨境数据流动限制会显著地抑制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结果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研发创新效应、制造业服务化效应和要素匹配效应会产生中介作用，阻碍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负向作用具有行业类型和经济体类型的显著差异，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可以缓解这种负向影响。为此，需要制定合理的跨境数据流动开放政策，打通研发创新壁垒、优化要素配置、加快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提升信息技术水平，从而充分发挥跨境数据要素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杠杆作用。     

中国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价值增值获取能力研究--基于投入产出和生产分割视角

借鉴Koopman和王直等提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地位指数和长度指数,基于产品生产分工过程的"碎片化"和"分割化"属性,运用WIOD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的投入产出和全球价值链统计数据,对比分析我国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发展形势与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主要由深向参与度驱动,产品生产过程复杂;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和长度指数之间不存在显性的相关关系,地位指数和长度指数受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影响较为显著;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和地位指数整体排名较为靠后,但观测期内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地位指数和长度指数存在行业异质性,劳动及资源密集型产业存在显性比较优势,知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存在显性比较劣势。     

国际人才流入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技术结构优化

国际人才跨国流动已成为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特征和趋势,吸引国际人才、分享国际人才红利是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基于2001—2013年中国出口企业微观数据和国际人才流入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了国际人才流入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技术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1)国际人才流入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技术结构的优化,信息传递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研发促进效应是国际人才流入促进企业出口产品技术结构优化的主要渠道。(2)虽然国际人才流入没有对企业核心出口产品技术等级升级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国际人才流入显著提升了企业核心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出口额和出口目的地数量。另外,国际人才流入也显著提高了企业新出口产品的平均技术等级。(3)国际人才流入对企业出口产品技术结构的影响因国际人才流入时间、企业所有制、行业竞争水平、企业地理位置和行业要素密集度等因素而存在异质性。本文的政策启示是,政府要高度重视国际人才流入对中国经济特别是企业出口的影响,实行更加开放的国际人才引进政策,充分发挥国际人才对国内经济发展尤其是出口产品技术结构的优化作用,推动中国经济特别是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     

双向FDI协同与全球价值链升级——基于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06—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及跨国面板数据,探讨双向FDI协同互动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表明：双向FDI协同互动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政府调控力、行业规模、资本投入强度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等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双向FDI协同互动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两条路径助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因此,全面推动双向FDI协同互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是助推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重要途径。     

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因素研究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借助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体系实现经济发展是当前世界经济环境下必须选择的一种发展路径。文章以高技术制造业的代表性行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为例,通过对相关经济理论、已有研究文献的分析,得出影响该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可能因素,并利用2000—2014年相关数据对这些可能因素和中国该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的结果指出(结论)技术水平、人力资本、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的增长会推动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高;行业资本水平和经济自由度的提高则会阻碍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平均规模对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尚不确定,值得进一步研究。文章最后依据分析结果为中国提升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乃至高技术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出建议。     

中国制造业嵌入国家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区域特征

从区域经济前向关联视角,构建了国家价值链(NVC)与全球价值链(GVC)相统一的、产业-区域双视角的增加值完全分解模型,考察了中国低技术制造业、中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嵌入国家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特征。研究发现:2002—2012年期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较高,中技术制造业嵌入国家价值链的程度较高,而低技术制造业的区域"内向性"特征较明显;分区域考察,中国东部地区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较高,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嵌入国家价值链的程度较高,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特征。     

新世纪国际劳务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

趋势与特点21世纪，在经济全球化加速的背景下，国际劳务市场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首先，经济全球化促进国际劳务市场需求扩大，流动方向呈现多元化。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导致国际劳务市场出现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方面，在跨国公司扩大投资和全球服务贸易快速增长的带动下，全球范围内的人员跨国流动更为频繁，对外籍劳务的需求不断增加，国际劳务市场规模将稳步扩大。另一方面，人员流动的方向日趋多元化，由过去劳务输出国向输入国的单向流动，发展到双向流动，许多国家既有劳务流出也有流入。其次，人口增长放慢和老龄化导致发达国家劳动力…     

人工智能条件下人口老龄化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正使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传统优势逐步丧失。但人工智能的发展，一方面使劳动力的“体能型”要素在生产中的重要性下降；另一方面，随年龄增值的“技能型”要素有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成为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新优势。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对人口老龄化、人工智能和全球价值链攀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弱化了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负面影响，并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一结果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区分“体能型”要素密集型行业和“技能型”要素密集型行业，研究表明，对于密集使用“体能型”要素的行业来说，人口老龄化会倒逼相关企业更大程度地应用人工智能，从而有利于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高；对于密集使用“技能型”要素的行业来说，人工智能的应用使劳动力的年龄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从而有利于促进相关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高。上述研究从人工智能角度评估了人口老龄化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对辩证认识人口老龄化对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加快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发展从而弥补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传统优势丧失，有重要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