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解决我国财政体制问题的根本出路

我国政府间特殊的权力划分关系是我国财政体制问题的症结所在,中央政府相对地方政府所具有的优势地位使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对体制进行调整,这会使体制在集权与分权之间不断震荡,整个社会要付出沉重代价。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体制问题需要实现"自上而下"分权向"自下而上"授权的转变,这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     

财政分权与晋升竞争如何影响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

研究财政分权与晋升竞争对居民公共服务的影响，有助于提升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从而增进民生福祉。将2013年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个体微观数据与地级市数据相匹配，实证分析纵向财政分权与横向晋升竞争对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纵向财政分权与横向竞争共同影响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且两者存在显著的互补关系，竞争程度的增加使财政分权对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但竞争不足时则表现为抑制作用。在分析全国文明城市评选活动时发现，专项治理行动在短期内可提升地方晋升竞争压力，从而对财政分权发挥调节作用，但长期来看，这种作用并不显著。因此，要在难以形成有效横向竞争的领域发挥中央政府的统筹作用，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强化地区间公共服务领域竞争，发挥居民对政府的监督作用，推动公共服务领域考评机制长期化，建立专项治理行动的动态考核机制。     

财政分权与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财政分权是促使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有效制度安排,实证发现,不论从时间上还是从区域上,我国财政保障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的能力得到了增强,但无法判定这种能力的增强是来源于内在机制还是外在压力。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行政管理体制也直接影响了社会性公共服务的供给。我们应降低财政分权度、建立一套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机制,通过提高人口密度来提升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改善其供给质量。     

财政分权与空气污染——以“省直管县”改革为例的研究

基于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对空气污染(雾霾)的影响,双重差分模型(DID模型)估计发现,财政分权恶化了空气质量;其次,异质性分析证明,财政分权对空气污染的作用在中西部地区、能源消耗较少省(市、区)和非百强县子样本中更显著;此外,机制分析证实,财政分权通过改变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和加剧地方政府竞争两个方面作用于空气污染;最后,将财政分权与行政分权比较分析发现,行政分权显著降低了空气污染水平.本文的研究为从环境视角评价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思路.     

财政分权与中国区域碳减排效率实证研究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通过构建模型解析了财政分权情境下中国地方政府制定碳减排标准的微观机理。结合1995—2012年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法进一步测算了全要素碳减排效率,并以其为因变量验证了财政分权对碳减排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与CO2减排效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适当的财政分权有利于提高CO2减排效率,而过度分权则会适得其反,而就当下大部分地区财政分权状况而言,中央政府可以选择适当提高分权水平以提升CO2减排效率。同时,立足于不同的财政分权水平,地方政府保护主义引发的市场分割将会进一步改变财政分权对碳减排效率的影响。     

是中央控制,还是地方独立——政治影响下的财政分权检验

本文以收入、支出、自主三种财政分权指标为因变量,引入来源于中央委员的地区政治影响力指标,考察了我国还极少研究的财政分权决定因素.政治影响力对财政分权发挥直接的负向作用,这表明中央借助中央委员的政治权力影响,使财政资源向中央集中.政治影响力对行政政府和行政官员发挥间接型的正向调节作用,这表明行政力量在关联政治权力的激励和保障下,能够为地方攫取到更多财政资源.这些证据表明,推进财政等分权改革,优化中央—地方关系,不能忽视深层次的政治、行政体制改革.     

财政分权、腐败与治理

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已经成为转轨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大多数经济学家往往只看到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却忽视了在制度供给失衡的情况下,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而言,它对长期经济发展是不利的,会产生诸如腐败等问题。文章运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财政分权与腐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恶化了腐败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完善财政分权体制来缓解其负面效应,这将有利于中国经济健康发展。     

财政分权、腐败与治理

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已经成为转轨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大多数经济学家往往只看到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却忽视了在制度供给失衡的情况下,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而言,它对长期经济发展是不利的,会产生诸如腐败等问题。文章运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财政分权与腐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恶化了腐败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完善财政分权体制来缓解其负面效应,这将有利于中国经济健康发展。     

财政分权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的分析

在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的背景下,本文分析了财政分权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机理,并利用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省以下财政分权对人口流动的门限效应。结果表明:当老龄化水平较低时,纵向的财政分权可以促进人口大量迁入,而地方政府间横向财政自主度差异程度却对流动人口规模表现出显著的负面影响。当老龄化水平超过门限值后,政府间横向差异和纵向财政分权收入指标的影响不再显著,但财政分权支出指标对人口流入产生明显抑制作用。中央政府应根据各地区的老龄化程度进行地方政府间财政改革,并通过改革户籍制度、推动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和调整落实人口老龄化政策等措施,进一步提高人口流动性。     

税收分权与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建立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利用1999-2008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不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对税收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无论是从全国还是从分区域看,提高税收分权度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消极作用。其原因并不是税收分权本身对经济增长有消极作用,而是不合理的税收分权制度安排,抵消了分权带来的激励效果。因此,要提高税收分权对经济增长的激励效果,就必须理顺中央与地方间的税权关系,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理顺中央和地方间的事权关系,明晰各级政府的税权范围;理顺税费关系,规范制度外收入渠道,完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财政集权过程中的转移支付和财政供养人口规模膨胀

结合财政分权的理论文献,本文描述了中国最近10多年来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演变,并分析了财政集权过程中转移支付增加对地方财政供养人口的影响。利用中国1994—2003年县级面板数据和工具变量方法,我们从实证角度确立了转移支付增加与财政供养人口规模膨胀的因果关系,并指出在我国目前的政府管理体制下,上级政府面临着无论增加哪种转移支付都可能带来问题的两难处境。要在控制政府冗员增长的同时促进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中国需要建立一个财政上更加分权和行政管理上更有基层参与性的政府管理体制。     

教育支出分权与地区人力资本

财政分权已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十分普遍。本文以探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如何"更好地分权"为目标,从教育支出分权入手,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教育支出由哪级政府承担更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理论上通过构造分权模型结果表明,当地方政府对人力资本积累作用越大时,越应该分权。面板数据的实证回归结果表明,目前我国教育支出过度分权于县级政府,而且存在着东、中、西部的地区差异,提高中央教育支出的集权程度,会对中部的人力资本积累有更正面的影响     

中国义务教育应该如何分权?——从分级管理到省级统筹的经济学分析

文章利用1998-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不同类型教育财政分权对义务教育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之间的教育财政分权对地区总体的义务教育产出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城镇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对农村则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2)省级政府与省级以下政府之间的教育财政分权对城镇和农村的义务教育产出都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3)教育经费投入对城镇的义务教育产出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农村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文章指出,应加大中央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而向省级政府集权则有利于提高城镇义务教育的产出效率。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膨胀——实证检验“利维坦”模型在中国的有效性

运用利维坦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并解释了这种影响方式与利维坦模型不同的根源。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追求财政规模最大化的倾向及争夺税源的财政竞争,使得当中央政府将更多的支出权力和职责转移给地方政府时,会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张。而收入分权的约束作用,却因为地方政府在收入自主权上的缺失,使其无法产生影响。将收入和支出结合起来,我们发现,当地方自己组织的收入越不能满足支出需要只能仰赖中央政府的补助时,就会越增加这种扩张的趋势。     

财政分权、企业寻租与地方政府补助——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文章利用2007-201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企业寻租与地方政府补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总体上看,财政分权程度越高的地区,政府对企业的补助越少,而且企业寻租有助于其获得政府补助;(2)区分不同所有制企业后,财政分权程度越高的地区,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助越多,而对非国有企业的补助则越少,说明在政府补助方面存在所有制歧视,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依然突出。因此,营造不同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制度环境任重而道远。     

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福利性支出效率

分税制改革加强了中央财权，在支出高度分权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利用大规模转移支付平衡地区财力，尤其是提高落后地区的福利性支出。这样的分权模式在制度设计上既注重效率也兼顾公平。然而数据描述却显示各地区福利性公共物品的差距并没有随着财力均等化而逐渐消失。为了解释该现象，本文利用1998-2006年地市级数据进行的计量分析显示，随着专项和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增加，地方福利性支出效率下降，而税收返还和支出效率之间显著正相关。这符合经典财政分权理论，即由缺少信息优势的中央政府安排支出会降低效率。此外，“粘蝇纸效应”也是造成地方福利性支出效率下降的另一个原因。这些结论为未来的转移支付制度改革提供了政策参考。     

分权时序与企业实际税负

中国地方政府近年来陆续开展的行政“扩权强县”与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存在着鲜明的时序差异，主要分为“先财后行”“先行后财”“并行分权”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的分权时序对县级政府税收征管力度的冲击存在差异，进而对辖区内企业实际税负产生非对称影响。为此，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县级面板数据进行匹配，建立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分权时序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显示，“先财后行”分权时序显著降低了企业实际税负，“先行后财”分权时序加重了企业实际税负，而“并行分权”分权时序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并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先财后行”分权时序实施后县级政府财政压力相对减轻，税收征管力度有所下降；“先行后财”分权时序实施后县级政府财政压力相对增大，税收征管力度相应增强；“并行分权”分权时序实施后县级财政压力相对不变，税收征管力度变化不显著。据此，本文提出了优化分权时序、完善地方税体系、健全税收征管监督机制等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政府层级与企业过度投资——来自地区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我国2001-2007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地区财政分权程度与国有公司所属的政府层级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越不充分的地区,其所控制的国有公司和属地民营公司越有可能存在过度投资行为;相对于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公司,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公司和属地民营公司更有可能存在过度投资行为;地方政府的层级越低,其所控制的国有公司越有可能存在过度投资行为;GDP增速越慢的地区,其所控制的国有公司和属地民营公司越有可能存在过度投资行为。     

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的非线性影响

从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察觉到当前我国政府医疗卫生领域仍存在医疗资源紧张、结构失衡和资金利用率低下等诸多问题。文章基于中国式财政分权视角,利用2007—2018年省份面板数据,进行提升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研究。结果发现:财政支出分权对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果,而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自主度对其具有抑制作用,并呈现非线性特征;进一步利用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得出,人均GDP对财政分权与医疗卫生支出效率的负向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当人均GDP高于特定值时,财政分权的抑制作用明显增强。因此,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进一步优化财政分权制度、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等,以提高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建设健康强国。     

灾害冲击、“大饥荒”与内生的财政分权

1959~1961年发生的"大饥荒"改变了政治集权体制下推行财政分权模式的路径,为中国后来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奠定了基础。文章利用县级层面的数据,通过气象灾害引发粮食作物减产的外生冲击,检验了饥荒严重程度与财政分权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饥荒越严重的县,其后来的财政分权度越低。财政分权可能内生于"大饥荒"之后中央通过财政集权加强对地方的控制、降低政治经济风险的需要。这一发现拓展了"大饥荒"长期影响、财政分权决定因素以及分成合约与风险分担等领域的相关文献,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集权体制的运行模式以及县际财政分权度差异的形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