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农户收入效应——基于江苏省苏南地区的农户调查

本文以江苏省苏南地区的农户实地调查为依据,运用政策与工程评估中的"倍差法"对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农户收入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现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可以提高农户家庭人均总收入、人均非农业收入,但其影响作用不太显著,对农户人均农业纯收入和人均种植业纯收入的作用也很小.要想持续发挥该项制度对农户的增收效应,必须加快发展农村二、三产业,走现代农业、效益农业的发展道路.     

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民收入——基于湖南邵阳市跟踪调研数据的研究

基于湖南邵阳市跟踪调研数据,运用双重差分计量经济模型研究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实证表明:农村土地流转后参与农户同未参与农户相比,农户人均纯收入、非农务工人均纯收入和农村土地出租人均纯收入都明显增加;农作物种植人均纯收入明显下降.农村土地流转后非农务工人均纯收入和农村土地出租对参与农户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6％,与农业的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相比,该贡献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农地确权与农户间收入不平等

使用农户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结合全国范围内分省份实施的新一轮农地确权颁证政策，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了农 地确权颁证政策如何改变农户家庭的要素配置，进而影响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研究发现：领取农地确权证书后，家庭的收入 相对剥夺指数显著下降，说明农地确权颁证政策能够缩小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显示，农地确权颁证政策的效果 受到农地资源禀赋的影响，对平原地区和土地破碎化较为严重的农户家庭而言，农地确权颁证政策的作用更加明显。机制分 析发现，农地确权颁证政策主要通过促进低收入农户家庭流转土地和转移农业劳动力，增加土地租金收入和非农就业收入，实 现农村内部相对收入差距的缩小。扩展性分析也发现，农地确权颁证政策对收入相对剥夺指数的降低作用会受到农户家庭社 会保障状况和地区要素市场发育水平的调节影响。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以制度改革释放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的生产活力，推动 低收入农户家庭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是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一条可行路径。     

产业扶贫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及效果——基于乌蒙山和六盘山片区产业扶贫试点项目的准实验研究

产业扶贫是实现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本文基于乌蒙山和六盘山片区产业扶贫试点项目的3个省8个县的准实验研究数据,采用DID分析了产业扶贫项目对贫困农户收入的影响。理论上,产业扶贫项目通过直接带动可以增加农户的经营性收入,通过就业带动可以增加农户的工资性收入,通过资产收益和补贴可以增加贫困户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实证研究发现,产业扶贫项目对家庭人均总收入具有正向作用,具体而言,产业扶贫项目对人均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人均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影响不显著。通过PSM-DID模型以及安慰剂检验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该结论反映了当前产业扶贫所存在的共性问题,即基层政府和执行主体在成本、收益、风险等因素影响下偏好资产收益模式,所以带动贫困农户发展产业和劳动务工的参与程度并不高。为此,需要让贫困户更多地参与到农业产业链中,同时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拓宽贫困户增收渠道,并培育经营主体和农村的精英人才,增强农户的组织化程度,使农户脱贫致富。     

#br# 药交所试点背景下人均医疗费用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建立人均医疗费用影响因素的一般模型，并通过引入药交所虚拟变量和考察医生收入的中介效应进一步阐释该模型。研究结果表明，诱导需求与医院规模对人均医疗费用均有显著影响；药交所政策降低了人均医疗费用，但医生收入中介效应的存在使得部分医疗资源被浪费。本文提出了控制人均医疗费用的政策建议：增加医院与卫生院的数量；合理调整医务工作者内部结构；倡导医生自由执业并提供保障；合理增加医生收入。     

承包地确权、农业补贴与农户土地流转——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检验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发现：承包地确权显著提高了农户土地转入与转出的几率，且显著增加了农户土地转入与转出面积。农业补贴也显著提高了农户土地转入与转出几率，同时显著增加了农户土地转入面积，但减少了农户土地转出面积。承包地确权显著增强了农业补贴对农户土地转入几率和转入面积的正向影响，但显著降低了农业补贴对农户土地转出几率的效应，农业补贴对农户土地转出面积的效应受土地确权影响不显著。承包地确权和农业补贴对农户土地流转面积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存在地区差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组织形式、上一年农业产出及投入等均对农户土地转入有显著促进作用。较好的土地生产条件对农户土地转出有显著促进作用。因此，建议通过深化“三权分置”改革、完善农业补贴、加强新型农业主体培育、改善土地质量等途径来促进土地流转。     

环境规制、数字化信息渠道与农户亲环境行为

促进农户向绿色生产与生活方式转变对推进中国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意义重大,这决定了剖析农户亲环境行为逻辑的重要性。论文基于构建的“环境规制—数字化信息渠道—农户亲环境行为”分析框架,运用中国土地经济调查中的农户数据和二元Probit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约束型与激励型环境规制正向引导农户亲环境行为,这一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而且,约束型与激励型环境规制在不同情境下对引导农户亲环境行为存在明显异质性;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拓宽农户的环境规制信息获取渠道,增强农户的信息获取能力,促进农户环境规则感知,进而促使农户采取亲环境行为。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环境规制对激励农户亲环境行为是重要的,但数字化赋能环境规制的内生逻辑则是关键一环。     

农户借贷行为及其福利效果分析

本文研究分析了农户借贷行为及其对收入和福利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 :受教育年限、土地规模、非农收入、所在村庄的发展水平和同一村庄其他竞争农户的特征对特定农户的借款数额都具有显著的影响 ;此外 ,农产品的价格对农户借款数额也具有显著的影响 ,产粮区的农户获取借款的难度明显比其它地区的农户大得多 ;借款对农户纯收入和福利状况在统计上有很显著的影响。     

环境规制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涵盖经济增长效率、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经济发展稳定性、绿色发展水平、福利改善程度和收入分配公平性六方面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上看,环境规制有助于显著促进综合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分项来看,环境规制有助于显著改善经济增长效率,促进经济绿色发展程度,提升社会福利水平.不过,环境规制显著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且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稳定影响并不显著.最后,环境规制对综合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并不能显著影响综合经济增长质量,而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越特定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对综合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     

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农户家庭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农业结构调整对我国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结构调整对我国农户家庭收入有显著影响,其中,粮食种植收入比重的增加通过减少家庭在其他高附加值产业的获利机会而减少农民收入,工资性收入的增加通过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而提高农民收入,劳动力比重的提高也会增加农民收入。同时,与增加生产性资产相比,扩大土地经营面积对农户家庭收入的作用更加显著。因此,应该大力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提高非农收入的总量和比重;充分利用各地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积极推动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带的发展;鼓励适度的土地规模经营和农户家庭生产性资产的集聚;促进农业的产业化和组织化,提高农业的市场化水平;加大对粮农的补贴力度,促进粮农增收。     

环境规制会影响公司的税负吗?北大核心CSSCI

环境规制对公司税负具有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本文以2009—2014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公司税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公司整体税负、所得税税负与增值税税负均显著下降。区分所有权性质、公司规模、是否为重污染公司和地区税收征管强度的进一步检验发现,环境规制使得国有公司整体税负的降幅显著低于非国有公司,大规模公司整体税负降幅显著高于小规模公司,重污染行业公司整体税负比非重污染行业公司下降更多,以及税收征管强度高的公司整体税负降幅低于税收征管强度低的公司。环境规制引发的公司整体税负降低显著提升了公司价值。本文丰富了环境规制的经济后果文献,同时拓展了公司税负的影响因素研究。     

农村土地流转会导致农户收入差距扩大吗?——以浙江省杭州市为例

农村土地流转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农民增收,但也可能导致农户收入分化。因此,通过微观调研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了土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取虚拟变量(lcdum1)为自变量的时候,土地流转会导致农户收入下降;取定量变量(landc)为自变量的时候,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的收入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影响程度较弱,没有导致农户间收入差距变大。     

农户土地入股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江苏省调研实证为视角

土地股份合作社是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创新的一种产物。农户作为加入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微观主体,其入股意愿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该文以江苏省内8个区县(市)322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为依据,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论证了农户土地入股意愿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家庭非农收入比重、村年人均纯收入、村干部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于农户土地入股具有较显著的影响,并且苏南和苏北两地农户的入股意愿也存在一定差异。据此,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消费平滑、风险分担与完全保险——基于城镇家庭收支调查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农户的面板数据评价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的实施对当地农户收入的短期影响。分析了退耕还林强度、工程参与程度、村参与工程的时间对样本农户人均年收入的影响程度。分析结果表明:(1)工程参与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为正向关系;(2)如果在村级早一年实施工程,则人均年收入提高17.37%;(3)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对消除贫困的影响尚考虑不足。本文利用农户的面板数据评价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的实施对当地农户收入的短期影响。分析了退耕还林强度、工程参与程度、村参与工程的时间对样本农户人均年收入的影响程度。分析结果表明:(1)工程参与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为正向关系;(2)如果在村级早一年实施工程,则人均年收入提高17.37%;(3)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对消除贫困的影响尚考虑不足。     

农村小额信贷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以山东省胶州市为例

针对农村小额信贷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这一需要实证检验的理论假设,利用实地调查数据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建立收入决定方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小额信贷对农户当年的人均纯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增加了农民人均纯收入。     

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农户自我发展模式

出于生态考虑,1999年国家开始实施规模宏大的退耕还林(草)工程,成果显著。这一工程能够得以顺利实施的关键是,农户在退耕还林后能够得到政府的一定补偿,使农户退耕后收入较以前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但这种补偿是有一定期限的。为了使退耕的土地不会出现复耕,培养退耕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增加农户收入是根本途径。本文基于对西部相对落后地区的调查,探索能够使农户收入有效增加的方式,总结出能使生态优化、环境良好、资源节约、经济持续发展的“沐川模式”,并结合调查地区的具体情况,对这种模式作了相应的分析。     

贫困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户收入增长——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实证分析

合作社一直被人们视为一个由贫困群体通过自助和互助而实现脱贫的理想载体。本文通过DID模型对贫困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贫困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促进了农户收入增长;(2)通过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贫困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对不同分位数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性,高收入农户的收入增幅更大;(3)贫困农户人均资产影响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户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理及效应——基于陕南3市8县1712个农户数据的实证分析

持续、稳定地提高农户收入是“后搬迁”时期巩固易地搬迁脱贫成果，防止搬迁农户返贫、返迁的关键。利用陕南三市1 712个农户实地调查数据，基于收入结构的视角，构建易地搬迁影响农户收入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并使用PSM方法和中介效应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搬迁具有明显的农户“自选择”特征，在消除选择性偏差之后，搬迁显著提高了农户的总收入，从分项收入来看，搬迁显著降低了农户种植业收入、林业收入和养殖业收入，显著提高了务工收入，但搬迁对资产性收入和非农自营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2)在搬迁对非农收入影响中，非农劳动供给的中介效应显著，占比43.43%，农户对补贴的“福利依赖”阻碍了其非农收入的提高，遮掩效应占比11.00%，搬迁显著提高了农户家庭的市场可及性、非农发展环境和非农发展内生动力，但尚未转化为非农收入的提高，由于技能培训存在时滞，家庭特殊技能人口占比的中介效应亦不显著。(3)集中安置农户对补贴的福利依赖更强，其“遮掩效应”更加明显，而对于分散安置农户，市场可及性的中介效应变得显著。结果意味着，搬迁后要促进农户持续稳定增收，一是应通过机制保障和政策激励，实现农户增收渠道多样化...     

农户对农业基础设施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山西省为例

本文在对山西省300位农户的农业基础设施需求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建立了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对农业基础设施需求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文化程度、农户人均净收入、收入来源、人均耕地面积和农户对农业基础设施现状的满意度是影响其需求的主要因素。     

环境规制、隐性经济与环境污染

本文分别利用熵权法和多指标多原因模型测算了2003-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和隐性经济规模,并利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就环境规制、隐性经济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行政化环境规制强度和市场化环境规制强度对环境污染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两种环境规制情形下,隐性经济规模对环境污染均表现出显著正向影响;行政化环境规制强度和市场化环境规制强度与隐性经济规模的交互作用显著抑制了环境污染,环境规制总体上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人均GDP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满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对外开放度、能源效率和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为负;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由于对外开放度对环境污染的负向影响使得"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并没有得到验证.